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國文聯通知，說有重要文件傳達。什麼重要文件，通知里沒有說。
23日上午，茅盾準時出席中國文聯召開的所屬各協會負責人聯席會議。
會上，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傳達了毛澤東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藝處編寫列印的《文藝彙報》後有關文藝工作的一個批示：
「各種文藝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毛澤東的批示，在當時氣氛下，顯然是至高無上的。茅盾在會上聽了這個批示，如坐針氈，如臨深淵，他感到懼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來，為新生的共和國文化建設，嘔心瀝血，放棄自己的創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的文化建設，為中外文化交流，為培養新中國的作家群，為指導群眾文化，為保護祖國文化遺產，茅盾幾乎都是不遺餘力的，現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內心陷入極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沒有在會上表現出來，表情冷冷地坐在那裡，靜靜地聽林默涵傳達。傳達完了，散會了，他又默默地走出會場，臨別，和周揚、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車，一言不發，就回家去。
本來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藥度日的茅盾，這天，加倍的安眠藥仍然難以入睡，他從大風大浪中過來了，他優慮的，倒不是自己個人榮辱進退，而是中國的文化事業，也更擔心中國文藝界的一場風暴的到來，又會損失一批人啊。
過了幾天，1964年元旦到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以中央名義召開了文藝界座談會，茅盾也去了，坐在那邊，靜靜地聽這幾位中央領導講話，中央要求文藝界對照毛澤東的批示，整風、檢查。
於是，文藝界又開始無休止的會議、檢查、揭發、批判。在揭發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連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被定為黑會，硬把「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和「寫中間人物論」兩頂帽子，套在「大連會議」頭上，對此，茅盾沒有辯解，而是用沉默來對付那些無限上綱的批判，他覺得自己在大連會議上的講話發言，儘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沒有錯。經過半年多對照批示的整風、批判、揭發之後，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揭發出來的問題，整理了一份向黨中央報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澤東看了這份題為《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材料後，又作了第二個批示，周揚、林默涵又鄭重地傳達了這個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個批示連同去年12月的那個批示，後來史稱「兩個批示」。這兩個批示，對主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茅盾來說，不啻是一記悶棍，所有的責任，罪惡都往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著挨整的準備，一篇評論《南方日報》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後一篇評論文章，茅盾的筆，除了寫一點起居日記外，謝絕了一切約稿，開始了長達12年的沉默！
這時，又傳來毛澤東在與毛遠新談話中，批評文化部的消息，毛澤東說：
「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你說是誰領導的？」顯然是不滿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電影《林家鋪子》、《不夜城》等定為毒草，下令批判。
也就在這時，茅盾在參加國務院全體會議之後，剛要走，周恩來總理走過來，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談話。剛開始，茅盾就猜出是什麼事情，周恩來說：
「文化部的工作這些年來一直沒有搞好，這責任不在你，在我們給你配備的助手沒有選好，一個熱衷封建主義文化，一個推崇資本主義文化。我知道你一開始就不願意當這部長，後來又提出過辭職，當時我們沒有同意，因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適人選。現在打算滿足你的要求，讓你卸下這副擔子，輕鬆輕鬆，請你出任政協副主席，你有什麼意見嗎？」說完，周總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著茅盾。
「好啊，我擁護總理意見。」茅盾早有準備，不假思索地回答。
周總理點點頭，又說：「新的文化部長很難找，目前尚無合適對象，只好暫時讓陸定一兼任，另外打算從軍隊調幾個人來，不過完全由當兵的人來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準備從上海調石西民來，石西民你認識嗎？這人過去也犯過錯誤，不過這幾年在上海乾得還不錯。」
茅盾笑笑，沒有正面回答，卻又向總理提出：「我這個作家協會主席也已經當了十幾年了，工作沒有做好，可不可以這次也一起調換調換？」
周恩來笑了一笑，斂起笑容：「那就不必了，作協的問題主要也不是你的責任，你不當作協主席還有誰能當？」
茅盾和周恩來兩人談話後，茅盾默默地走出國務院會議室。回家後，也沒有再說什麼。
隔了個把星期，周揚專門到茅盾的小樓里來一次，向茅盾介紹文藝界學習和貫徹毛主席兩個指示的情形，也談了夏衍、田漢、陽翰笙所犯的錯誤。
又說：「主席對文化部和各協會的批評，主要責任在黨員領導幹部，是他們馬列主義水平不高，犯了錯誤。聽說您要離開文化部，這樣也好，以後可以用更多的精力來領導作協和文聯各協會的工作了。」茅盾聽後，笑笑，沒有再說什麼。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東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長，國家主席1965年第二號主席令，任命陸定一為文化部長。茅盾被同時召開的第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為副主席。
從此，茅盾在文藝界的活動逐漸稀少、疏遠了。應酬活動也少了許多，除了節慶、國宴等活動外，茅盾基本上過著賦閑生活。在家打掃衛生，為孫女小鋼煮牛奶，看管蜂窩煤爐。
但儘管如此，江青等人仍不放過茅盾等一大批20、30年代作家。在茅盾卸任不到半年的5月29日，《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以及天津的《大公報》等5家報紙在同一天，分別刊登了《影片是一株美化資產階級的毒草》、《職工批判電影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背道而馳》等批判文章，將原來屬內部批判的，完全公開化了。緊接著，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批判電影《林家鋪子》，全國所有的省級報刊，都發表了批判，聲討文章，據不完全統計，當時5一9月的3個月時間內，各地發表批判電影《林家鋪子》的文章，達137篇以上。
甚至有人專門到茅盾家鄉杭嘉湖一帶作社會調查，以證明電影《林家鋪子》的反動和這篇小說是如何美化資本家的。當時批判的矛頭十分明顯，茅盾心裡也十分清楚。
但據茅盾兒子韋韜、兒媳陳小曼回憶，「我們周末看爸爸，希望能談談這件事。我們發現爸爸仍舊像往日那樣平靜地躺在床上看書，看不出有什麼情緒上的變化，也不談外面鬧得沸沸揚揚的批判電影《林家鋪子》的事，就好像這件事從未發生過一樣。我們心裡納悶，只好悄悄地問媽媽，媽媽顯得憂心忡忡，小聲說：」我覺得大禍要臨頭了，可是你們爸爸不讓我亂說，他說他還要觀察『「。
的確，茅盾對那種甚囂塵上的批判，冷眼向洋，置之不理，表現出少有的冷靜，連日記中也不記上一句。直到文革結束後，茅盾在回憶錄中，才忿忿不平寫道：「夏衍把《春蠶》改編成電影，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後我們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鋪子》改編為電影。但是這次合作卻帶來了大災難。
《林家鋪子》改編為電影，成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罪狀之一。……
而60年代的批判，卻成了決定一個藝術家的政治生命和藝術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這，算是茅盾對6D年代那場圍攻電影《林家鋪子》的一點看法。作為一代文豪，僅此而已，心胸是何等廣闊！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浩劫，降臨在中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