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新中國成立後，身居高位，但自幼年養成的「謹言慎行」的習慣未變。
作為泱泱大國的文化部長，絕沒有那些人一闊臉就變的市儈氣息，也沒有那些趾高氣昂的官僚習氣，而依然是一介書生，謹言慎行，克盡職守。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許多聞所未聞，從未經歷過的政治運動接踵向茅盾撲來，批《武訓傳》，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反右傾，四清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這些無數從未經歷過的政治運動，茅盾有時首當其衝，有時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風風雨雨。這些政治運動，起初茅盾總是滿腔熱情投入，但稍經歲月，便困惑起來，發現許多文藝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打成「敵人」，乃至流放。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營崑崙影業公司拍出一部電影《武訓傳》，此片原來的劇本是中宣部審查通過的，影片放映後，受到廣泛的好評，但到了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文藝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因為《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改定的。
然而，身為文化部長的茅盾，對武訓其事其人，並非不了解，也並非沒有自己的觀點，但對這場明顯帶有批判性的「討論」，後來發展到對《清宮秘史》的批判，並上升到愛國還是賣國的政治高度的討論。對此，茅盾沒有在公開場合表態，也沒有在公開刊物上發表批判文章，從某個方面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
協議簽字儀式和晚會，照常出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舉辦的「德中友好月」
酒會。
10月份秋高氣爽時，照常飛往維也納出席第二屆世界和平理事會。一切似乎和茅盾這個文化部長無關緊要似的。茅盾的一切政務活動，外事活動，都在按計畫進行之中。在安排好了的計畫中，一個個的會議，一樁樁的事務，都在有序地進行。
茅盾儘管對武訓傳的批判表示困惑，表示沉默，但仍不能躲過政治風浪的顛簸。
原來，1951年初，部隊作家白刃專程拜訪茅盾，並將自己的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的校樣送給茅盾，請求茅盾為這部小說寫序。茅盾在文化部長的位子上，愛才心切，愛小說更是沒有話說，便答應為之寫序。誰知，在批判武訓傳之後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後來也株連到為此書作序的茅盾，雖然沒有到公開批判的程度，卻也接到幾封「覺悟很高」的讀者來信，指責茅盾為《戰鬥到明天》一書作序，對此，茅盾又重讀小說，反省自己的序言，覺得無大錯，但既然有人來信，總得對人家負責，於是，他給轉來來信的《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謙虛地認為自己對序沒有寫好，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寫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責的。這又是不負責，不嚴肅的表現。」同時又說，這「又與我之存在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是不可分離的。」最後，又「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這次教訓後，能以很大的勇氣將這本書來一個徹底的改寫。因為，這本書的主題（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是有意義的，值得寫的。」茅盾這樣一封非常謙虛，非常誠懇的回信，寄給了《人民日報》。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種「回報」。過了幾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報》以《茅盾關於為一書作序的檢討》這樣的標題，登出了茅盾給編輯部的複信，這樣做法令茅盾瞠目結舌，但也令茅盾無可奈何。這件牽涉到茅盾自己的「小事」，使茅盾這位文化界最高行政長官，也夠開眼界。從此，茅盾沒有再就此事講話。
但作為一個大國的文化部長，作為處在政治第一線的領導，又處在最為敏感的文化戰線，對政治運動自然首當其衝，在某個時期，某個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態。
經過對《武訓傳》和《清官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針對文藝界的狀況，發出了「文藝工作者必須徹底改造思想」的號召。此時，茅盾不能不表態了，不能再沉默了，也無法沉默了。他沒有在大會上發言，而選擇了在自己的「選集」中，給自己扣上「沒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當眾自責。但這種自責，沒有減輕茅盾內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藝界對《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由此涉及到對《文藝報》及其主編馮雪峰的批判；1955年從批判胡風文藝思想上升到政治鬥爭，以及隨後開展的全國性的反右鬥爭，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鬥爭中，茅盾只被動參加，只有招架。1954年12月8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茅盾作了《良好的開端》的總結髮言，發言是代表個人的，把這幾年文藝界的政治運動盡量拉到學術討論上去，而且，一個短短的發言，還大量引用別人的講話，借用人家的觀點，讓人看了以後，有點忍俊不禁，他說：
「5年來，黨中央屢次為我們敲起警鐘：從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紅樓夢』批評。黨這樣地鞭策、督促，都為的是關心我們，教育我們，提高我們。」「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語重心長地鼓勵我們：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學習，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認真地武裝自己，端正我們的立場觀點，提高我們的工作熱情，加強我們的戰鬥性，健全我們的好勝心，即使接受新鮮事物的敏感性要遲鈍一些，但總不至於過早地陷沒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願意上了年紀的人都把這幾句話當作座右銘。」因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話里，有自己的影子。至於《文藝報》的問題，為了保護馮雪峰他們茅盾主動承擔責任，「作為作家協會主席的我，應當負重大責任。」
隨著政治運動的頻繁開展，茅盾儘管不熟悉，不理解，但還是在一定場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態，如《必須徹底地全面地開展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三年來的文化藝術工作》、《必須加強文藝工作中的共產黨領導》、《提高警惕，挖盡一切潛藏的敵人》、《明辨大是大非，繼續思想改造》、《洗心革面，過社會主義關》等，都是在各個政治運動中的表態文章。如對丁玲的粗暴批判中，茅盾內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講課時的學生，對丁玲的了解，莫過於老師了，丁玲的每一點成績，茅盾心裡都清楚。
但在1957年全國性的批丁、陳（企霞）時，一下子把丁陳打成反黨集團，對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會反黨？但茅盾作為文化部長，不能不講話，又不能昧著良心講話！因此，他在1957年8月3日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作了《洗心革面，過社會主義的關》發言，他說：「我不明白丁玲為什麼不願意徹底坦白交代，回到黨的懷抱，洗心革面，而寧願這樣背著沉重的精神包袱？
難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嗎？……對丁玲的態度，我實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講話很不老實。她還在那裡打算用抵賴的方法混過關去。她為什麼面對著這許多鐵的事實，還企圖狡賴？她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到現在為止，我還不能分析的很深刻。「
仔細分析茅盾這篇批判丁玲的發言，很耐人尋味，實際上，茅盾對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發言。但是，即使像這樣的違心發言，後來茅盾也是能避則避，拒絕寫文章。在8月3日發言後，他以有病為由，拒絕寫批判文章。並寫信給邵荃麟，請他出面給有關部門打招呼，不要來向他催寫稿子。
荃麟同志：
最近的幾次丁、陳問題擴大會議我都沒有參加，原因是「腦子病」（西醫這樣說，因其和一般神經衰弱不同），病情是：用腦（開會、看書、寫作——包括寫信），過了半小時，就頭暈目眩，額角兩穴脹痛；於是要休息半小時多，然後再能用腦。
但這次卻只能用半小時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遞減。因此，一篇長文（萬言以上），我非分兩次看不可，不然，儘管看完了，腦中毫無印象，這樣的痛狀，表面看來能吃，能起來，不發燒，和健康人一樣，就是不能用腦——倒可以體力勞動。如擦皮鞋、掃地等。我家有一周時間沒有女工了，我自己房間就歸我掃、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訴苦，就是要請你轉告《人民日報》八版和《中國青年》編輯部，我現在不能為他們寫文章，他們幾乎天天來電話催，我告以病了，他們好像不相信（當然，也難怪，一般說來，不住醫院是不能稱病的；但我這病，住醫院不解決問題，徒然佔了床位，不如我不進醫院）。可否請你便中轉告：不要來催了，一旦我腦病好了，能寫，自然會寫，像現在這樣，只能用腦半小時（而只能寫一百字就必須擱筆，過了一小時再寫一百字），實在不是寫文，而是榨腦子，榨時固然苦，榨出來的東西也不會像樣（我試驗過，至多寫一百字，就寫不下去了，頭暈，額角穴膨脹，跳痛）。
好了，不多寫了，因為這封信也是分兩次寫的，中間（休息實際是偃卧）
了半小時，匆此，順頌健康。
茅盾
八月廿八日
邵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