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婦換著黑色短衫褲的唐裝，成為港商模樣，茅盾化名孫家祿，孔德沚化名孫陳氏提著兩個小包裹和一隻小藤筐，裡面除了簡單的日用品外，一代文豪只帶了一本《新舊約全書》，走進難民潮，消失在暮霜里，偷渡到深圳，在東江游擊隊的精心安排和保護下，開始長達兩個月的大轉移。
這次大轉移，是中共保護大批文化人而秘密進行的一個重大措施。在轉移過程中，東江游擊隊司令員曾生親自部署安排，保證成千上萬的知名人士，從這條由香港通向桂林的最佳路線上萬無一失。茅盾夫婦和其他一批文化人，晝伏夜行，穿行在羊腸小道，爬山涉水，終於在3月9日那天，到達廣西桂林。
抗戰時期的桂林，一度成為抗戰文化的大後方。廣西當局在抗戰開始後，招攬了大批進步文化人到桂林，創辦了許多進步刊物，一時桂林成為一個民主空氣比較濃厚、文化生活比較活躍的城市。茅盾一到桂林，許多在桂林的朋友立刻到旅館來看望茅盾夫婦，當中有田漢、歐陽予情、王魯彥、盂超、宋雲彬、艾蕪、司馬文森以及先到桂林的夏衍、金仲華等。
朋友們都希望茅盾能在桂林住下來。茅盾笑而不答。覺得在桂林先要觀察一下國民黨對自己到來的反映、態度。同時，3個月的長途奔波，茅盾覺得也要在這大後方「好好休整一下」。但茅盾夫婦此時正鬧「饑荒」，無法在「旅館」這樣的地方居住，必須尋房子，才能在桂林「休整」。於是，茅盾夫人孔德沚開始在桂林到處奔波，結果，一個星期下來，毫無結果。茅盾更是束手無策。邵荃麟知道了茅盾窘境，把自己住的一間廚房清理一下，讓出來給茅盾夫婦住。廚房僅8、9個平方米的大小，僅容一桌一床，茅盾夫婦將要在這個簡陋得再也不能簡陋的地方，開始他們的「桂林春秋」生涯。
茅盾剛剛安頓好，柳亞子聞訊趕來麗君路南一巷，參觀茅盾的住處。走進茅盾夫婦那8、9個平方的房間，帶著濃厚的吳江口音，連連叫道「轉不開身，轉不開身。」茅盾笑道，「這還是邵荃麟先生讓出來給我們的呢，否則真要去住馬路了。」
柳亞子臨走，希望茅盾常去他那裡玩，他住在一個倉庫似的大廳里，非常寬敞。
後來，柳亞子和茅盾常常在一起談詩談史，吟詩唱和，成為茅盾在桂林的一個特點。
安頓好住處，茅盾一改以往的做法，即每到一地，就應付各種約稿，趕寫短論和雜文。而是採取觀望態度，怕寫短文授人於柄。但不寫文章，經濟來源又受影響，妻子在等米下鍋。因此，茅盾決定寫一個中篇報告文學，把香港戰爭前前後後的形形色色和花花絮絮寫出來，茅盾後來回顧當時創作心境時曾說：「我試圖給這個從未經受過戰火洗禮的小島上的芸芸眾生在15天戰爭中的各種面相畫一張速寫。」
因此，在擺著油鹽醬醋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開始了到桂林後的寫作。
同時，也開始了他那繁忙的社會活動。4月26日，文協桂林分會召開一個文藝家座談會，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稅，並推舉茅盾來主持這個會議。在座談會上，茅盾報告了保障作家合法權益，爭取提高版稅和稿費的建議醞釀和提出經過，與會者發言踴躍、熱烈。會後，茅盾、田漢、胡風、宋雲彬、艾蕪等被推為與出版商交涉的成員。
6月15日，茅盾把香港戰爭前後那段生活已經寫出來，並以《劫後拾遺》為題，由桂林學藝出版社出版。許多在桂林的文學朋友，見茅盾這部「雖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於紀實」的作品，已經問世，又來催促茅盾為他們寫稿了。茅盾後來還記得，孟超為集美書店編《藝術新叢》向茅盾約稿，鳳子編《人世間》也要茅盾供稿，周鳴鋼編《種子》文藝月刊，也向茅盾約稿，連像《山水文藝》這樣的刊物，也來請茅盾供稿。茅盾似乎被那些約稿者所包圍了，而在此時，桂林的天氣正是陰雨連綿，濕潤的春天的氣息，茅盾在這斗室里，更覺得陰晦和無奈，而且前樓宋雲彬他們的深夜的牌聲、笑罵聲，時時來吵擾茅盾寧靜的心境，吵得煩而膩，有時茅盾跑上去發了一通火，才算平息一些。但素來頗想得開的茅盾，戲稱樓上是「兩部鼓吹」
即喻為唐代的立部伎和坐部伎，十分形象和生動。茅盾此時為應付稿約，專門寫了一組雜文，取題為《雨天雜寫》，借古喻今，把秦始皇、漢武帝、姚興、鳩摩羅什、拿破崙和希特勒、李斯和董仲舒等，嬉笑怒罵，妙趣橫生。
6月底的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請柬，一看，是桂林中國旅行社在樂群社請客，招待在桂林的作家畫家。茅盾和夫人孔德沚都在應邀之列。主人是新上任的《旅行雜誌》主編孫春台，雜誌社請客是約稿，雜誌社認為茅盾這幾年走南闖北，應該有許多旅行遊記可寫。茅盾答應寫稿。後來，茅盾寫了《新疆風土雜記》約8千字，這是茅盾離開新疆後第一篇詳細介紹新疆的文章，並從此與《旅行雜誌》建立起關係。
寫完《劫後拾遺》之後，縈繞在茅盾腦際的長篇又在腦際盤旋。這部長篇是多少年來一直藏在茅盾心底，由於奔波和生活中沒有契機，一直沒有動筆。在文學生涯和革命社會活動中，茅盾打算史詩般地反映中國從本世紀以來的歷史畫卷。大革命結束後，茅盾隱居在上海，創作了《蝕》三部曲，把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畫卷展示給讀者，塑造了一群現代女性形象。從日本回國後，茅盾又創作了《子夜》展現了30年代初中國社會畫卷，刻划了趙伯韜、吳蓀甫那樣有時代特徵的藝術形象。之後，茅盾曾設想把自己熟悉而記憶深刻的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一段歷史，用小說藝術再現出來，以求完整地再現中國社會從20世紀初20、30、40年代的歷史。
但抗戰前的這個宏偉計畫，茅盾一直沒有實現，僅僅在心裡醞釀著、籌劃著。現在客居桂林，茅盾覺得計畫中的小說，孕育成熟了，尤其在時間上的沉澱，對在世紀初發生在故鄉的故人故事，更加明確清晰了。母親的性格、形象，舅父舅母，表姐表嫂等等許多親朋故舊的形象、個性及他們的生活習慣，清晰地凸現在茅盾的腦際，於是，茅盾在1942年8月，開始寫《霜葉紅似二月花》，並在《文藝陣地》上連載，成功地塑造了趙守義、王伯申、黃和光、張婉卿、張恂如和恂少奶奶及錢良材等人物。在茅盾的筆下，書中的不少人物，如婉小姐、錢良材等，「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認不清方向。當革命的浪濤襲來時，他們投身風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們又陷於迷茫，或走向了個人復仇，或消極沉淪。」因此，茅盾把這部小說取名為《霜葉紅似二月花》。從這部氣勢恢宏而又委婉細膩的小說中，我們從其人物中，窺見到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如張婉卿這個果斷有遠見的女性，取材於作家自己的母親，再現了其母親年輕時代的風采。其他如王會悟的影子，都可從其一筆一筆中尋到影子。再從恂少奶奶的舉止和性格中，可以見到茅盾那命運多蹇、卻善良賢惠美貌的舅母陳寶珠的影子；而錢良材的言行個性，又有點盧表叔在烏鎮那一段不甘寂寞、熱情奔放的生活的影子。總之，從這部《霜葉紅似二月花》中，我們可以看到茅盾的故鄉情結，也看到客居桂林的茅盾內心的風雲。
《霜葉紅似二月花》原來計畫頗宏偉，預計分三部，第一部寫「五四」
前後，第二部寫北伐戰爭，第三部寫大革命失敗以後。但茅盾這個史詩般的宏偉計畫，後來因為離開桂林未能如願。從現在出版的《霜葉紅似二月花》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後江南城鄉新舊勢力錯綜複雜的鬥爭，還看不出作者原來的整個寫作意圖，霜葉還沒有紅，圍繞男主人公錢良材的故事剛剛展開，女主人公張婉卿的性格還有待發展，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張今覺則尚未登場。
正當茅盾擠在小桌邊寫《霜葉紅似二月花》時，文化服務社社長，CC系的文化特務劉百閔專程從重慶到桂林。劉百閔邀請茅盾夫婦到樂群社共進午餐，代表國民黨中央對茅盾表示慰問，並「懇請」茅盾回到重慶，中央有所借重。茅盾婉拒了劉百閔的邀請，表示手頭在寫一部小說，走不開。茅盾和其他人如張友漁、沈志遠、千家駒、金仲華、梁漱溟等，都覺得重慶國民黨方面不可靠。其實，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大批文化人從香港解救出來，好不容易聚合到桂林，國民黨在香港陷落時，毫無半點關注，置這一大批中華民族寶貴財富於不顧。現在倒好，被中共解救出來以後，他們倒要來「誠懇邀請」了。因此，許多文化人都拒絕了劉百閔的「懇請」。
《霜葉紅似二月花》出版後，立即在桂林引起了轟動，《自學》雜誌和《讀者俱樂部》就聯合舉行一次座談會，並給已離桂林的茅盾發去慰問祝賀電：
茅盾先生：
《霜葉紅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人等特於10月20日舉行座談，共認先生此作，為抗戰以來，文藝上巨大之收穫，除將紀錄及摘記分別刊載《自學》雜誌及廣西日報讀者俱樂部外，先電馳賀：並盼早竟全功。此祝筆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