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學活動彷彿又恢複了20年代初那股活躍的勁頭，「左聯」的事，報紙約稿，出版社要書，雜誌社要文章，無聊文人的攻擊，猶似一場文化風暴，鋪天蓋地，把茅盾整個兒都淹沒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創作的黃金時期，《子夜》、《春蠶》、《林家鋪子》等現代文學史上的名作，都是這個時期創作的。
1932年底，茅盾寫完了《子夜》的後記之後，乘興又寫了一篇《我的回顧》，對自己5年來的創作道路，作一個簡要的回顧。短短的5年當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後，冷靜思索，勤奮創作，寫出了三個長篇，兩個中篇及十幾個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學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衝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斷改換題材：知識分子題材、都市題材、鄉鎮題材、歷史題材等，這些都顯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顧自己5年來走過的歷程，茅盾謙虛中充滿自信，他說：「1927年9月，我開始作小說，到現在已經整整5個年頭。5年來，除了生病（合算起來，這也佔據了兩年光景），我的精神時間，幾乎完全在小說的構思與寫作上。」接著又說：「我所能自信的，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製濫造』；二、未嘗為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
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確。」他還說：「我永遠自己不滿足，我永遠『追求』著。
我未嘗誇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這樣的心情，使我年復一年，創作不倦。「
從某種意義說，茅盾在政治與文學的天平上，似乎文學創作更有成績，似乎更有發展前程。但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又驅使茅盾不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魯迅等友人和茅盾來往十分密切，包括許多左翼文化人士，來往十分頻繁。而茅盾的論人論文的尺度，政治、社會功利方面，盡量和黨當時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當時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複中共組織關係，希望在黨內受到直接指揮。瞿秋白無論在經歷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兩人十分投機，共同語言也較多。聽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儘快向中共核心組織反映。但此時六屆四中全會已開過，王明奪取了上海黨中央的領導權，秋白被排擠出黨的核心，因此對瞿秋白轉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沒有答覆。
一天，「左聯」成員陽翰笙來到茅盾家裡，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地泉》說，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給這部小說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轉換」、「復興」三部曲的長篇小說。作品反映農村革命的「復興」。但由於這部作品寫作時正受太陽社朋友倡導革命文學的影響，小說的概念化缺點十分明顯。
茅盾在前段時間，對這種所謂的革命文學作過批判。
其中包括陽翰笙的這部長篇小說。
於是茅盾對陽翰笙笑道：「你要我寫序，我就要批評這部作品。」陽翰笙點點頭，認真地說：「我知道，我也想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從1928年發生到現在，已經經歷了5年的歷史，正在走向成熟。這本書是幾年前寫的，本不打算印了，現在既然有書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機會，請幾個朋友寫點文章，也算對這本書作個定評。」
「有那些朋友寫了序？」茅盾聽說陽翰笙請幾個朋友寫序，問道。
「瞿秋白、錢杏邨。」陽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寫，不過您不要動氣啊。」茅盾笑道。
「哪裡，哪裡。」陽翰笙忙說。臉上一臉虔誠。
後來，茅盾寫了一篇《地泉讀後感》，從扭轉革命文學創作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入手，評論陽翰笙的《地泉》的缺點。直言不諱地批評《地泉》「亦濃厚地分有了那時候同類作品的許多不好傾向。」什麼「不好傾向」呢？這就是「缺乏社會現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認識，」「缺乏感情地去影響讀者的藝術手腕。」指出《地泉》「本書只是『深入』、『轉換』、『復興』等三個名詞的故事體的講解。而本書的作者，恰就先給我們三篇故事體的講解。」
「惟在已有政治認識的人們方能理智地去讀完這本書而有所會於心，或有『畫餅充饑』地聊一快意；至對於普通一般人，則本書只是白紙上有黑字罷了。」
後來，茅盾這篇直言不諱的文章，被陽翰笙一字不改地編進湖風書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內，並作序言刊布。茅盾後來感嘆，「這種接受不同意見的雅量是令人欽佩的。」並進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陽翰笙之間的友誼。
左聯成立以後，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多次，第一次討論時，茅盾剛剛回國，環境的適應，家務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討論發言的文章，發現許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魯迅的話尤為精闢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眾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所以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熱鬧一陣子以後，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寫完《林家鋪子》之後，「左聯」又發起文藝大眾化的討論，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學》半月刊上發表《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在6月又發表《論文學的大眾化》。當時發表文章的《文學月報》認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約請茅盾、陳望道、夏衍、周揚、鄭伯奇、田漢等人寫文章，參加討論。
當時，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論文學的大眾化》，觀點十分新穎別緻，見解也非常獨到，但秋白對白話的估價，茅盾認為不敢苟同，因為秋白認為：
「五四」式的白話是非驢非馬的文字，是中國文言文法、歐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體；號稱「白話」，實則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專利，和從前的文言一樣，勞動大眾是讀不出，聽不懂的。……因此現在必須發動一個反對「死的語言」
的革命運動。革命文學要用現代中國活人的話來寫，尤其要用新興階級的話來寫。
……至於革命的大眾文藝，尤其應當從速用淺近的新興階級的普通話開始。
但茅盾也發現其中的一些觀點，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約請茅盾寫文章參加討論的機會，針對瞿秋白的論點，寫了《問題中大眾文藝》，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全文分四節，分別為「舊」文言與「新文言」，「技術是主，文字本身是末」
在第二節展開討論；第三節是現代中國普通話怎樣估價；第四節是「到底用什麼？」
這篇討論文章，有事有據，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這個筆名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這篇文章。
隨後，瞿秋白又發表了答辯文章《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分三個方面進行答辯，即解釋一些誤會，二是講明原則分歧，三是提出了認字拉丁化問題。繼續闡述自己的觀點。
茅盾讀過這篇文章，發現自己與秋白是從不同前提來爭論的，對文藝大眾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們要努力使用大眾的語言創作人民大眾看得懂、聽得懂、能夠接受的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呢，還是主要是指由大眾自己來寫文藝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後者。因此，茅盾沒有接著瞿秋白的文章來繼續討論。
也許關於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在當時文人圈子裡，只是一個時髦。因此，「左聯」中人都熱心於文藝大眾化的宣傳和討論，但所化的力氣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稱。
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社會制度不允許文人們這樣做。
1934年夏秋間，上海進步文藝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在這之前，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要義》，強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維」
（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準則的新生活運動。5月份，國民黨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復興運動」，在國民黨的《時代公論》上發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聯」同仁決定以汪文為靶子，開展第三次文白之爭的討論。當時魯迅、茅盾、陳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陳子展、傅東華、許傑、樂嗣炳等人紛紛寫文章，抨擊復古逆流，維護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藝大眾化的討論正酣，達到高潮，這時，陳望道、樂嗣炳就打算乘勢辦一個刊物，力倡大眾語運動。也抨擊林語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陳望道為此還在「一品香」餐廳請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陳望道又請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魯迅都去作陪客。當時，陳望道對《太白》刊名有了解釋，他對魯迅、茅盾說：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話文還要白的意思；還有，太白二字筆劃少，符合簡化的原則；還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現，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