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茅盾為妻子讀書、識字的事而被敬愛的母親「逼」得來不及招架時，他又被商務選為對《小說月報》進行改革的最佳人選。所以，那天高夢旦等找茅盾談話後，茅盾答應了解一下《小說月報》存稿情況後再說。當局同意了。於是茅盾先向王蒓農了解《小說月報》的存稿情況，發現王蒓農已買下了而尚未刊出的稿件，足夠用一年，而且全是禮拜六派的稿子。茅盾又問了其他一些情況後，心想，「要改，就順應時代潮流，徹底改，否則不如不幹」。
茅盾在向高夢旦、陳慎侯回話時，提出改革《小說月報》的三條原則意見：
一是現存稿子（包括林譯）都不能用；二是全部從四號字改用五號字；三是館方應當給全權辦事，不得干涉主編的編輯方針。
商務當局高夢旦等人研究後，同意茅盾意見，但要求1921年的第一期，按新方針及時發稿，不能延誤出版。因此，茅盾完全處於高度緊張之中，連家裡的信也忘了回，全身心地投入了篩選稿件、編輯《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期的工作。
在編第一期《小說月報》時，一個偶然機遇，茅盾認識了鄭振鐸。並通過鄭振鐸得到冰心、葉紹鈞、許地山、瞿世英、王統照等作家的大力支持。
同時，又逢在北京發起的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因此正當《小說月報》編就時，鄭振鐸又將文學研究會的章程、名單等寄來，這猶如一縷春風，給《小說月報》注入了清新、活潑的風采。稿件編就，茅盾挑燈撰寫《改革宣言》，提出革新辦法，表明革新之心志，介紹新欄目等，立論氣勢，都顯出虎虎生氣。他在「宣言」中提出：為了研究，「對於為藝術的藝術與為人生的藝術，兩無所袒。」而對寫實主義，雖在世界範圍內「已見衰歇之象」，但在中國，「寫實主義在今日尚有切實介紹之必要；而同時非寫實的文學亦應充其量輸入。以為進一層之預備。」同時認為「一國文藝為一國國民性之反映，亦唯能表見國民性之文藝能有真價值，能在世界的文學中佔一席地。」
在這個改革宣言中，茅盾對舊文學也不絕對否定，認為「中國舊有文學不僅在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於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所以，綜觀宣言全文，茅盾的銳氣十分強烈，傾向也十分明朗，但總體上還是比較公允。
因為刊物畢竟還屬於商務當局主辦的。改革後的第十二卷第一期《小說月報》除了兩頁彩插，三幅銅版紙精印的圖片外，內容上完全是全新的感覺。茅盾撰寫的《改革宣言》，用四號字排了兩頁多，緊接著是兩篇論文：周作人的《聖書與中國文學》和沈雁冰的《文學與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的身份的誤認》，在《創作》專欄里，有冰心的《笑》、葉紹鈞的《母》、許地山的《命命鳥》、慕之的《不幸的人》、潘垂統的《一個確實的消息》等等。在《譯叢》專欄里，有果戈里的《瘋人日記》、托爾斯泰的《熊貓》、泰戈爾的詩等，還有劇本、海外文壇消息等，可渭蔚為大觀，給人於耳目一新。因此，第一期一出版，立即在上海及全國讀者中引起轟動。《時事新報》、《學燈》立即發表文章，評介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時，商務印書館各地分館紛紛向上海總館來電，要求《小說月報》下期多發。
結果，第一期5000冊，第二期發行上升到7000冊，到年底竟翻到一萬冊。茅盾在改革《小說月報》中，一炮打響。
在這之前，因茅盾當時編《小說新潮》欄時，尚有餘暇，便寫了大量文章，在《東方雜誌》、《學燈》、《解放與改造》、《新青年》上發表，引起北京陳獨秀等人的注意。他們發現茅盾思想進步、敏銳，是新文化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
因此，1920年初，陳獨秀到上海以後，約見滬上有關人士，秘密會談。陳獨秀住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同時被陳獨秀約見的除了茅盾外，還有陳望道、李漢俊、李達等人。茅盾久聞陳獨秀其人，覺得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但進屋見到其人，卻發現四十多歲的陳獨秀，頭頂微禿，舉止隨便，說話和氣，竟沒有一點大人物的派頭。大家談了一陣後，茅盾便告辭。陳獨秀給茅盾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
1920年7月，上海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並秘密辦了個刊物《共產黨》，專門宣傳和介紹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以及第三國際、蘇聯和各國工人運動的消息。主編是李達。同年10月，茅盾和邵力子去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拜訪陳獨秀，當時第三國際代表威庭康斯基也在座。陳獨秀徵求邵力子、茅盾關於成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意見，茅盾表示贊同。於是，茅盾由李漢俊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邵力子也同時加入共產主義小組。
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後，在《共產黨》雜誌任主編的李達，立即向茅盾約稿，此時，茅盾儘管因編《小說月報》忙得焦頭爛額，但對政治熱情仍十分高，既然加入組織，那應該為組織辦事，而且藉此也可研究馬克思主義，從政黨理論上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因此，李達約稿，茅盾便欣然允諾，一口氣翻譯了《共產主義是什麼意思》、《美國共產黨黨綱》、《共產黨國際聯盟對美國IWW的懇請》、《美國共產黨宣言》四篇譯文，發表在1920年12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雜誌第二期上。
後來，又陸續翻譯了《共產黨的出發點》等文章，發表在秘密刊物《共產黨》雜誌上。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理論建設，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2月16日，陳獨秀應廣東陳炯明的邀請，去廣東辦教育。臨行，茅盾和李漢俊等都去送行。而陳獨秀則把《新青年》的編務交給陳望道。陳獨秀走後，上海共產黨小組李漢俊等人，開始籌備起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事務來。因此，當時上海共產黨小組在秘密狀態下，活動異常頻繁。此時，茅盾又剛接手《小說月報》，千頭萬緒的事務和寫作編務，真的無暇顧及妻、母了。母親在烏鎮連連來信，責問茅盾為何遲遲沒有找到房子？是不是……。
一定要茅盾在上海找房子，她也好將帶兒媳孔德沚來團聚。茅盾不能向母親、妻子明說自己的政治活動，三言兩語也講不清自己編《小說月報》的忙碌，接到母親幾次來信後，茅盾托編譯所宿舍的管理人員福生，去外面尋租。結果，三個月後，即1921年2～3月間才在鴻興坊找了一座帶過街樓的房子。
經過裝修後，茅盾才把母親、妻子接來，又雇了一個專管洗衣買菜的傭人。
妻子孔德沚則進愛國女校讀書。茅盾母親到上海新居一看，茅盾兩隻大書架上放滿了洋裝書，知道兒子忙在學問上，以前的疑慮，頓時冰釋。一個小家庭，在忙碌中總算安定下來了。但茅盾的社會活動，此時卻有增無減。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興召開。茅盾、陳望道等都不是代表，均未到會。「一大」以後，根據會議通過的中共黨綱規定，凡有黨員5人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員會。「一大」
還選舉陳獨秀為中共總書記。但陳一直在廣州，於是在上海的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力主陳回滬負起總書記的責任。同年9月，陳獨秀回上海。不久。根據中共一大黨綱規定，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成立，陳望道任書記，茅盾為委員。
自陳獨秀回上海後，商務當局為了招徠名流，讓茅盾去設法聘請陳獨秀為館外名譽編輯。此事正中陳獨秀下懷。於是，陳獨秀定居上海環龍路漁陽里二號。當時商務印書館的支部會議就在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家裡召開，每周一次，主要討論分析形勢，發展黨員，發展工人運動及加強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等，參加的人中，有邵力子、楊明齋、陳望道、張國燾、俞秀松等。大都是年輕人。因這些人白天都有工作，因而每次開會，都在晚上8時以後，直至半夜。這在過去，茅盾是毫無問題的，熬夜本來是茅盾家常便飯。但此時，茅盾已舉家遷滬，妻子、母親及剛出世的女兒都在身邊，而自己除了《小說月報》大量編務外，還要從事共產黨的秘密活動，參加支部會議，而這種秘密活動是有很大風險的，甚至有生命之虞。對當時情景，茅盾有一段很平白的回憶：
「我去出席漁陽里二號的支部會議，從晚8時起到11時。法租界離閘北遠，我會後到家，早則深夜12點，遲則凌晨1時。如果我不把真實事情對母親和德沚說明，而是假託是在友人家裡商談編輯事務，一定會引起她們的疑心。因此，我對母親說明我已加入共產黨，而每周一次的支部會議是非去不可的。母親聽了就說：」何不到我家來開呢？我說，如果這樣，支部里別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樣很遠跑來，夜深回去，這也不好。所以，暫時仍舊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漁陽里二號開會，深夜回來時都是母親在等門，德沚瞌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讀書，母親體諒她，叫她早睡。「
茅盾除了每周有一晚上秘密活動外，還要每周參加一次白天的政治學習。除過學習馬列主義書籍外，還請從蘇聯回來的楊明齋、經濟學家李達等講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