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縝密，難怪日後她對白帆做的那個手腳，也就無人可以看透。
常梅約李琳談話時，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關唐敏之的情況和背景，李琳卻是一問三不知。常梅說：「你不了解他，怎麼能和他戀愛？而且這樣大的事情也不向組織彙報！」
到了這種時候，李琳還振振有詞：「我也不知道你的情況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組織派我去和他接頭的嗎？再說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
常梅沒有回答李琳那個准派她去接頭的問題，只說：「既然我們已經投身革命，一切行為就要對黨負責。」「我沒有為黨的工作負責嗎？」
「我們這樣的人，是不能隨便和組織外面的人建立這種關係的……周圍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嗎？」
這還用說？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時期獻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禮，到場的可能就是全體同志，而那些男人各個都可共事，卻偏偏沒有一個讓她願意託付終身。
李琳能與代表組織的常梅大唱反調，實在是時間的錯誤，也是地點的錯誤，哪怕在革命根據地延安，不聽從組織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電不多見。不論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還是顧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於組織的干預無法與他們締結良緣。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對重慶的大空襲？時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記得，留在心裡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懼，誰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經歷了什麼？
按照組織的交代，李琳應在傍晚某時某分到約定地點與某人接頭。她走著、走著，突然就看見制高點的旗杆上，掛起了三角形的綠燈籠，知道此時空襲的敵機已經起飛，但還不太緊張，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會兒警報開始拉響，旗杆上三角形的綠燈籠換成一個紅燈籠，到了該進防空洞的時候。李琳途中不是沒有經過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務，還是勇往直前，向接頭地點趕。
等她到了接頭地點，汽笛同時響徹全城，制高點的旗杆上已是兩個紅燈籠，敵機迫近！可是接頭人還沒有出現。她看了看錶，距離接頭時間還有三分鐘，她必需再堅持三分鐘。
接頭人按時出現，已是三個大紅燈籠高高掛，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車馬行人突然就了無蹤跡。緊接著，三個大紅燈籠鬼里鬼氣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時啞然無聲，飛機馬達轟鳴。即便如此緊迫，李琳也沒有忘記按照組織事先交代的特徵，將來人從頭到腳一一核對，沒有發現異常。又按照事先約定的暗號接對，剛接好暗號，炸彈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隨後敵機開始俯衝掃射，因接頭地點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個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們跑進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幾小時後，大隧道就因炸彈命中，致使一萬多人窒息，轟動全國。
但如果人們冷靜一些，就會發現大隧道雖被炸塌卻無大礙，既沒有炸死也沒有炸傷哪一位。
可當炸彈就在頭頂開花時，誰還能保持冷靜？人們像網中之魚，拼個魚死網破地奔向隧道出口，並在出口擠成肉團，以致隧道大門無法開啟。許多人死在不斷擁來的人群擠壓踐踏之下，據隨後的新聞報道，死傷共有一萬多人。李琳他們因為最後進入，地處隧道出口，空氣比較充分，又被人群擠在門角之後，那一處「颱風眼」反倒使他們免受擠壓。更還有唐敏之，用後背和雙臂奮力撐擋著洶湧而來的人群，否則像李琳那樣一個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從門角後走出。
事後李琳問及唐敏之為什麼在那危情時刻奮力救她，他也說不出道不清緣由。
如果那一天沒有日本人的空襲，按照地下黨的工作原則，他們本可以在交接之後各走東西，不再相逢，也不會知道彼此姓甚名誰。
日本人的空襲把他們擠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們只好有了聯繫。
唐敏之沒有什麼特別引入之處，不過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樣子：小分頭，白襯衣，西服褲，當然，胳肢窩底下常常夾本書。唐敏之夾的那本書與進步青年常常夾的《土敏土》《母親》《鐵流》什麼的無關，大部分是些可讀可不讀的閑書，不知這是一種更為安全的保護色，還是他胸無大志。
也許李琳覺得地下黨的環境太過拘謹，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處在監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於革命的需要。她願意投身革命，卻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別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間。像她這樣一個穿著白色連衣裙，騎一輛英國風頭女式自行車，在南方鬱鬱蔥蔥的樹陰下如一隻白蝴蝶般飛來飛去的女子，對革命和個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個合理的擺放。如果讓她經歷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或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會強調什麼私人空間。
他們的愛情模式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與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麼一點情調。比方相對小酌一杯，或手牽手到公園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幾句詩賦，非常地布爾喬亞，——李琳這樣的女人就喜歡小情小調，不喜歡大風大浪。
問題的嚴重性以後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對李琳說，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該接頭的那個人。李琳想：這到底是誰的錯？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轟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錯當暗號，為什麼接頭暗號以及一切細節都與組織的事先交代無異？還有，是不是應該由她來考慮、負責唐敏之根本不是來接頭的人，而是緊急警報情況下，一個向大隧道尋求避難的行者？常梅切斷了與李琳的單線聯繫，並將情況彙報胡秉宸。胡秉宸立刻做了相應部署，一旦有情況發生，不會造成更大損失。
像一切患有愛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樣，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為除了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住所。
難道他早就盯上了她，只是在緊急警報時才得到接觸的機會？
可誰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們的地址告訴了國民黨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戲館的談話，自己果真錯了，她不太喜歡的常梅卻是對的。你不喜歡一個人不等於她不正確，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牆上想到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直到那時，李琳都相信自己不會當叛徒。
然後就是審訊，前兩次審訊李琳都挺了過來，到了第三次，特務們開始踢她的肚子。
當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殘，在她體內翻騰起來的時候，她聽到了他或她的哭號。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徵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他或她的同意了嗎？她有什麼權利代替他或她做出決定，像她那樣參與某種事業，為某個主義獻身？她沒有。
李琳只好交代。到了這個時候，她更覺得唐敏之的可疑。除了他，誰能知道她懷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麼證據說唐敏之是個眼線？
10
李琳終於成了叛徒。
這時黨的秘密工作原則起了作用。幸虧胡秉宸從未與她有過直接聯繫；地下黨也從未交給她重要任務，她也就無從知道重要線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網。
不過她參加過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禮，猜也能猜到舉行婚禮的地方是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
那個不起眼兒的小飯館，卻是史嶠領導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在胡秉宸膽大心細的操持下，從未引起國民黨特工的注意。現在，胡秉宸經營多年的這個聯絡點就毀在李琳，實際上是史嶠的手裡。正在此時，聯絡點通知有個交通來了，並且帶來重要情報。
即便情況危急，史嶠也不能放過這個重要情報。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領導特徵，那個時代的領導就是身先土卒。結果是不但史嶠被捕，聯絡點上的同志也同時被捕，最後被特務活埋，卻始終沒有泄露地下黨的機密。
聯絡點被毀，說明特務目標十分明確，胡秉宸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變！
史嶠怎麼樣？不管胡秉宸平日對史嶠多麼崇尚、信賴，他也不抱任何僥倖的幻想。不要說史嶠，即便死心塌地愛著他的白帆或他的親娘老子被捕，也別想讓他放棄警惕和設防。
胡秉宸意識到，整個地下情報交通系統處在嚴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並組織緊急撤退。他首先考慮的是電台，迅速將電台工作人員撤至延安。
大體安排就緒，只是還有兩件事沒有落實。
一個負責電台收發的牧師堅決不肯撤離，一再傻頭傻腦地堅持著：「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
這位頑固堅持「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牧師，讓胡秉宸傷透了腦筋。既不能強行撤離又不能放任自流，萬一牧師被捕誰敢擔保他不出問題？！即使不叛變，這樣的傻頭傻腦怎能應付奸險狡詐的審訊？於是只好委派牧師一個無足輕重的任務，讓他遠離重慶，傻頭傻腦的牧師才揣著那個任務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