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想像這樣一段情節：在一個大城市的人口密集的住宅區里，居民們向當地環境衛生部門報告說聞到惡臭。幾小時過後，小寵物開始病倒，獸醫證實附近生病動物的數量在增加。接到首批報告聞到怪味的電話約24小時後，當地醫生注意到人們皮膚潰瘍和長水皰的病例增多。有幾位病人報告有犯噁心和嘔吐現象。
約48小時後，急診室收治了第一批病人。他們發燒、頭疼、呼吸急促和胸痛，其中一些人快要休克了。與此同時，出現噁心癥狀的一些人病情加重——他們出現了血性腹瀉。
隨著時間的推移，病人數量逐漸增加。一星期之內，有近1萬人住進了醫院。超過5000人在痛苦中死去。臨終前他們幾乎無法呼吸——皮膚因缺氧而發藍。最終，感染性休克和嚴重的腦炎發作，奪去了大多數人的生命。隨著死亡人數的增加，新聞記者們蜂擁至現場，居民試圖大規模撤退。儘管政府盡了最大努力，整個城市還是被極度恐慌氣氛所籠罩。
我所概述的只是一個假想的例子，但這離現實並不遙遠。1993年6月，奧姆真理教（見圖8-1）在位於東京東部龜戶（Kameido）附近的一幢8層樓樓頂噴洒一種炭疽桿菌懸浮液。他們向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發動了一場生物恐怖襲擊。
好在他們失敗了。2004年一篇分析文章里談到，因他們選用了一種相對良性的炭疽菌株，且細菌芽孢的濃度過低，加上擴散體系的問題和噴頭堵塞的噴霧器，使得1993年發生在東京的這一事件未能擴散。雖然一些寵物之死似乎歸咎於毒液的散播，但沒有人生病。
如果奧姆真理教碰巧找到一種更致命的炭疽桿菌，使用了好一點的擴散體系，事情就會演變成非常類似於我們在前面假想的情境。我們知道，宣揚世界末日的這一邪教尋找的不僅僅是炭疽。該組織建立了多個實驗室，嘗試培養很多感染源。他們與肉毒桿菌毒素、炭疽、霍亂和Q熱病為伍。1993年，他們率領一個由醫生和護士組成的團隊到達剛果民主共和國，表面上是出於醫療目的，但實際上是想帶回埃博拉病毒的分離物，以便用於生物襲擊。
不過話說回來，即便奧姆真理教的人成功地將炭疽釋放出來，由此引發的人員死亡和破壞可能也僅限於接觸到他們所釋放芽孢的人。炭疽不會在人際間傳播。它雖然是致命性病毒，卻不會傳染。炭疽僅僅是恐怖組織能使用的眾多感染源中的一種。生物恐怖襲擊是安全專家最密切關注的問題之一。它是所謂的非對等戰役中，弱勢群體可使用的最理想武器。這種戰役里雙方可利用的資源和火力實力懸殊。連一個像恐怖組織這樣的微弱對手，都能夠憑藉微生物和擴散的有效結合，造成極大的破壞。
恐怖組織擁有微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極大。微生物比化學武器和核武器更容易得到。而且關鍵在於，與化學武器或者核武器都不同的是，微生物能夠自行傳播。它們能夠進行病毒式擴散，這一招是致命性沙林毒氣和臟彈無法企及的。也許唯一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是一些核微粒帶來的長期性恐怖影響，表現為幾代人的子代變異和癌症高發，正如我們在廣島所見的那樣。但那些潛在影響是環境性的，因此起效相對較慢。一種快速起效、快速傳播的病毒武器，其影響力可能幾天就顯現出來，而不是幾十年。
低估生物恐怖襲擊風險將是一個錯誤。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它攻擊人類只是遲早的問題。
不管是合法的實驗室，還是恐怖主義分子鬼鬼祟祟弄的病菌製造窩點，致命性微生物都可以在這些實驗室里增殖。這一事實給全球性流行病風險增添了又一個維度。雖然是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但如果恐怖分子得到了世上僅存的裝有天花病毒的瓶子，後果將不堪設想。儘管自然界中的天花病毒已經消滅了，但仍留下了兩套天花病毒儲備，它們被妥善保管著——一套在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疾控中心，另一套在俄羅斯的國家病毒學和生物技術學研究中心。這兩處都是高封閉生物安全防護四級實驗室。對於是否要毀掉這些儲備的天花病毒是有爭議的，但是迄今為止尚無定論，原因是活病毒對疫苗和藥物的生產有潛在的益處。
令人關注的是，2004年出自疑似天花病毒的干痂（scabs）在新墨西哥州的聖達菲被發現。它們被裝在一個信封里，上面標明裝有來自疫苗的干痂。這一發現說明，在某個實驗室冷凍箱里或者其他什麼地方，有可能存在著其他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天花病毒。如果這些天花病毒被有意或無意釋放出來，後果便不堪設想。因為天花已經被消滅，我們不再接種疫苗。因此對天花病毒而言，這樣的一次釋放將會引發一場完美的風暴。而對我們來說，則是大禍臨頭了。
一種被稱作「生物學差錯」（bio-error）的風險也日益增加。生物學差錯與生物恐怖襲擊不同，當一種感染源被意外釋放出來且廣泛傳播時，就會發生生物學差錯。
2009年，我的博士後導師唐·伯克發表了一篇有關流感病毒興起的論文，論文中他分析了在人際間傳播的各種流感病毒。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例子來自1977年11月那場波及蘇聯、中國香港和中國東北部的流行病，所涉及的病毒和20多年前一場疫情里的病毒幾乎一模一樣，可原來那種病毒在20多年前那場疫情後沒再出現過。唐和其同仁們對有關該病毒的早期研究作了回應，他們發現最有可能的解釋，是某個實驗室里的病毒株意外落到了工作人員身上，然後從那裡傳播了出去。
未來大眾可能有渠道獲得詳細的生物信息和技術，甚至自己製造或者培養簡單的微生物，因此生物恐怖襲擊和生物學差錯的概率只會增加。雖然大多數人認為，生物實驗主要發生在安全的實驗室里，但情況也許並非總是這樣。在2008年，兩位來自紐約市的少女將壽司樣本寄到了生命條形碼資料庫項目處（Barcode of Life Database, 簡稱BOLD）。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前期項目，旨在努力讓基因測試變得簡潔和標準化。兩位少女想確認自己所買的高價魚是否貨真價實。同時，她們也發現了一種獲得遺傳信息的方式，在此之前只有科學家才能獲得這類信息。
這兩位學生研究壽司的意義，並不僅僅是去證明一些賣壽司的小販欺詐顧客。該研究是顯示非科學家人群「閱讀」遺傳信息的首批值得關注的例子之一。在信息技術革命早期，只有計算機程序員才會閱讀和編寫超文本標記語言（HTML）這樣的代碼。之後非程序員開始閱讀代碼，進而編寫代碼。現在我們都定期在博客、微博和遊戲里閱讀和編寫代碼。
就任何分享信息的系統而言，起初專業性很強的事情經常到後來變成了人人都能做的事情。在不久的將來，一小群人自己動手進行生物學研究可能成為常態。那時監控生物學差錯，將不僅僅是理論上說說而已了。在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前任會長馬丁·里斯（Martin Rees）提出的一條著名預言里，他警告道：「……到了2020年，一場生物學差錯或者生物恐怖襲擊就將殺死100萬人。」採用化學技術製造一枚鐵管炸彈或者創建一個毒品實驗室，變成了採用生物學技術製造一枚病毒炸彈。
在這一章我們將探究下一批無敵殺手——那些讓我們寢食難安的微生物威脅。當然，生物恐怖襲擊和生物學差錯都位列其中。未來這兩種微生物威脅影響人類的頻率都會增加，但至少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風險，仍然是那些存在於自然界的微生物威脅。
在生物學的某些領域，發現未知生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靈長類動物新物種的發現率實際上很低，但病毒不是這樣。我的合作者、新興傳染病領域早期的學科帶頭人之一馬克·烏爾豪斯（Mark Woolhouse）匯總了相關領域的準確數字。他和同仁們測定了自1901年以來的新病毒發現率。分析表明，新病毒的發現尚未接近尾聲。未來10年我們將平均每年發現1～2種病毒，這可能還是一個保守的估計。
當代科學家一直能找到新病毒，原因之一是我們一直在留意。科學家們積極從事研究，尋找人類中的不明病毒和潛伏在動物身上、可能是下一個跳到人群中的新病毒。揭秘未知微生物世界的基因技術也在進步，使發現新感染源比以往容易、也迅速多了。但是密集的研究和高度的關注，並不是我們捕捉到新型微生物的唯一原因。
我們在前面章節討論過的種種因素的結合，為新感染源在人類物種間存活創造了完美的條件。我們生活在一個互聯大世界裡。無論在哪一個角落，交通網路和醫療技術造就的人與人的關聯，令進入人體的動物病毒找到落腳點並擴散的概率大為增加。這就意味著，雖然我們發現的一些新型微生物以前也許已經跳到人類身上，但它們沒有存活下來。在我們看來，它們還是新的微生物。
2003年2月21日，住在香港九龍維景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