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慶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院長
縱觀人類歷史，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平凡的小人物常常在歷史的長河中蒸騰為水霧，消失不見；而會被人們長久記憶的，是那些足以撼動人類社會進程的、掀起滔天巨浪的「大事件」。長久以來，史學界的目光聚焦在大事件之上，除了書寫專業的論著和文章之外，相關的研究成果還顯現於大眾讀物和教科書之上，幾乎浸染在每一個人的知識儲備之中。
在醫學和醫學史學界耕耘的歲月之中，我時常感到，與宏大的政治軍事史比較起來，醫學史是安靜甚至寂寞的，她長久地處於科學史的一隅，充斥著患者千百年的呻吟訴求和醫生不懈不餒的觀察研究，還有那些在常人眼中晦澀難懂的疾病名稱和藥物成分，以及難於計數的細菌病毒和檢查評分，少有高調熱鬧到值得全人類關注的時刻。然而，疾病社會史研究為我們揭開了醫學史的另一個面目：疾病以超乎想像的方式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病原微生物以難以置信的方式干預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長久以來，微生物在人類的歷史中扮演著自己獨特的角色，偶爾以瘟疫的姿態出現，橫掃數個城市、影響幾個王朝；偶爾低調地潛伏在歷史的陰影中，在王朝覆滅、亡族滅種的大事件里充當不可察覺的「幕後黑手」。
微生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錄的最早年代，是在古巴比倫王國流傳的英雄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中。在記載史前大洪水之前，已經描述了其他的一連串災難，其中就包括神的天譴（瘟疫）。晚些時候出現的《聖經》之中，也有相當多關於瘟疫的描述。
要確定哪一個病原體領導了第一場影響人類進程的流行病是非常困難的，根據享譽全球的美國世界歷史學家威廉·哈迪·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eill）的研究，大約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開始，亞洲和歐洲的病原體就開始影響到文明的發展進程。
公元前5世紀初，雅典帝國處於它的鼎盛時期，這是個擁有便利的海上交通、得以匯聚四方精神文明成果從而產生出輝煌的希臘文明的偉大國度。公元前430年，雅典與另一個古希臘強國斯巴達酣戰不休，正佔據著有利的戰場形勢，完全沒有意識到災難正悄悄降臨到它的上空。這場改變了雅典歷史的災難起始於衣索比亞，從那裡，一種未知的疾病傳到埃及，再由船隻經過地中海傳到了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和雅典。病魔只肆虐了很短的時間，但它殺死了大約1/4的雅典陸軍，至少有1/3的雅典人口死亡，更可怕的是，災難還摧毀了人們的精神。敬神和不敬神的人、遵守法律和違背法律的人同樣都會死去，對死亡的恐懼使得人們失去了自己以往的信仰和道德標準。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記載，以往最穩重、備受尊敬的公民也終日沉湎於暴食、酗酒和淫亂之中……至今我們都不知道罪魁禍首是哪種微生物，A組β型溶血性鏈球菌、立克次體、天花病毒、麻疹病毒甚至梅毒螺旋體等等都成了懷疑的對象，我們只知道，這場流行病沉重的打擊了雅典帝國，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終敗給了斯巴達，不復強盛，這一切成為了西方文明史的「轉折點」。
作為希臘文明的繼承者，羅馬帝國在公元165-180年間也遭受了流行病的侵襲，這次被稱作安東尼時期黑死病的疾病流行造成了感染區內1/4～1/3人口死亡，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拉開了序幕。但這並不是黑死病最為聞名的「演出」，真正使得它在人類世界「功成名就」的是它在歐洲的流行。
1348-1361年間流行的黑死病是歐洲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流行病，也是中世紀醫學史上最大的災難。黑死病也叫作淋巴腺鼠疫綜合征，是耶爾森氏鼠疫桿菌藏身於黑鼠皮毛內的跳蚤上而引起的以「鼠-蚤-人」模式傳播的疾病。因為患者先會出現淋巴結潰爛，而後引起肺部病變，到了後期整個人因為缺氧而變黑，到死亡時多會整個人呈黑色，故而得名黑死病。黑死病的流行給歐洲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街道上常常空無一人，大片的城鎮鄉村陷入荒蕪。在很多地方，屍體經年累月地停放著，因為附近的所有人都死掉了。世界沉浸在可怕的寂靜之中，醫生和神父都束手無策……1347-1350年，黑死病的一次爆發使歐洲人口減少了1/4，1350-1400年，歐洲的人均壽命從原本就已很短的30歲縮短至20歲。
很多人相信黑死病代表著《舊約》里的末日審判，贖罪情結導致人們開始成群結隊的鞭笞自己，也有人積極地尋找真正的「罪犯」，貴族、殘疾人、猶太人都受到懷疑，很多猶太人被殺害，社會陷入了瘋狂的自虐和虐他行為之中。許多有修為的神父在黑死病中死去了，繼任者在一片混亂中匆忙地選出，名不副實，宗教再也沒能保有原本的威信和勢力。窮人對富人的仇恨借著對疾病的恐懼爆發出來，區域性的暴動和對民宅的掠奪繼續衝擊著脆弱的社會結構。大量的人口死亡、勞動力分布不均，改變了勞動者的存在形式，農奴從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勞動者……黑死病只是麻風病、結核病等眾多流行病的代表之一，它們對歐洲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深深地動搖了中世紀的西方文明。
人們現在認為黑死病起源於蒙古，是蒙古人穿越歐亞大陸的行動導致了疾病的傳播。如果說歐亞之間的病毒交流尚且受到距離限制的話，當歷史前進到歐洲向外擴張即殖民主義時期，病原微生物就真正踏上了全球傳播的旅程。
美洲人的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從亞洲徒步穿過大陸橋到達美洲的，後來隨著氣候的變化，海水水位上升，美洲便成了一個獨立的世界。這片新大陸沒有出現像亞歐大陸那樣的複雜農耕文明，出現稠密人口的時間也晚於舊大陸，沒有像舊大陸那樣產生諸多的城市流行病。加之新大陸的居民馴化飼養的動物很少，使得以源於動物的疾病也出奇得少，可以說，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當久經瘟疫「洗禮」的歐洲人踏上這塊大陸時，和他們一起到來的病原微生物便悄無聲息地發揮了驚人的作用。
1519年，西班牙人試圖征服阿茲特克帝國（Azteca），儘管入侵者擁有火槍，阿茲特克人還是憑藉人數眾多和頑強的巷戰抵禦了西班牙人的攻勢。形勢在1920年發生了改變。這一年，天花病毒隨著一個受感染的奴隸來到了墨西哥。不久，天花的流行就殺死了阿茲特克近一半的人口，其中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Cuitláuac）。阿茲特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這種可怕的疾病不會傷害西班牙人，軍隊士氣低落，倖存者也陷入驚恐之中。可以說，天花病毒替西班牙人打了一場「生物戰」。這種情況在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國時得到重演，天花病毒殺死了印加帝國國王和他的指定繼承人，剩下的兩個王子開始內戰，帝國分崩離析、搖搖欲墜，西班牙人便坐收了漁翁之利。
曾經如此肆虐無忌的天花病毒最終敗給了免疫接種。牛痘的接種使得天花病毒無法再傷害人類，1977年，它在全球的疾病譜中絕跡。
正是從16～20世紀之間，人類在醫學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16世紀解剖學的發展、17世紀生理學的進步、18世紀病理解剖學的創立，加上19世紀細胞學、細菌學等學科的建樹、19世紀末20世紀初臨床醫學的巨大飛躍共同成就了現代醫學。科技的進步、政府職能的提高、衛生防疫工作在全球的普遍開展等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天花成為了人類靠自身努力根除的第一個疾病。
如此巨大的勝利催生了更高的企求，20世紀下半期，專家們提出這樣一個當時看來相當可行的目標——把威脅人類的傳染病從地球上清除出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人類對天花病毒作戰勝利後短暫歡愉中的一個幻想。麥克尼爾略帶悲劇色彩的言論恰好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精準答案：「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局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
儘管此前文中著墨書寫了諸多流行病帶來的可怕場景，我始終無意於對疾病流行的後果、對病原微生物的威脅做任何的誇大。看看如今的世界，針對細菌的抗菌素催生了耐葯菌的產生，以多重耐葯結核菌為代表的微生物向我們展示了它們強大的適應能力。諸多耐葯菌遍佈於世界各地的醫院，面對細菌、支原體、衣原體、真菌，我們研製更強大的殺菌武器的同時也培養了更強大的敵人。在病毒的領域，1918-1919年那場流行全球的大流感的慘痛記憶還未完全消除，新的病毒便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人類的視野中，尼帕病毒、裂谷熱病毒、埃博拉病毒、馬爾堡病毒、拉沙熱病毒、各種亞型的流感病毒……疫苗的研發速度常常趕不上病毒的變異速度，更不必提很多病毒導致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