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更明白一點，史特萊爾是告訴我：「在羅多維瑞亞（Rodoviaria）要小心！」
羅多維瑞亞是里約熱內盧的中心公車站。月台、車道、升降梯，還有貨物引軌組成了醜陋的迷宮，擠滿了人，這些人大半是善良百姓，趕著辦自己的事，但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史特萊爾向我解釋過，往卡拉汀加的過夜客車，就是從這裡發車。技巧高明的小偷要是想打劫粗心大意的巴西人及外國傻瓜，那麼在這個地方下手最妙不過了。
我雖然不是第一次到巴西來，卻是第一次到里約市。里約畢竟名不虛傳，這個熱鬧的大都會，融合著令人傾倒的殖民時期尊貴的風華、瘋狂的嘉年華精神、新的財富、舊日的貧窮、新的貧窮以最強烈急切的後現代形式展現，還有紙醉金迷的各國旅客尋歡場所。這個城市本身兼具獨特的妙處與危險，而這一切的妙處與危險，就像葡萄牙文一樣，實在超乎我所能理解的範圍。不過，因為計畫要到蒙特卡洛，所以讓我有幾天的時間，可以進入里約這個大觀園開開眼界。所以，抵達里約才幾個小時，我就做了幾件聰明的事，也做了幾件傻事。比方說，我把身上的財物、重要證件，還有信用卡，分別裝在三個皮夾裡，其中一個可以做腰包，掛在襯衫下面。我這個作法很聰明。然後我離開旅館，身上佩著腰包，還帶著另外兩個皮夾——此舉實在是笨、笨、笨啊！我搭了計程車去羅多維瑞亞車站。
史特萊爾教我先把車票買好。我打算快快買好，趕緊離開車站去輕鬆一下。我是禮拜六去的，羅多維瑞亞擠滿了人。我把褲子後面口袋的扣子解開，注意旁邊有沒有扒手，避開了最擁擠的人潮，小心地沿著人群邊緣走。這時我的心跳加快了，腦海中不斷重複預習著這句話：「Quero um bilhete para Caratinga（到卡拉汀加的車票一張）」。
車站外有好幾十家客運公司，看起來就像大眾運輸業在舉行商展一樣。不過我最後還是找到了我要的那一家：「Quero um bilhete para Caratinga （到卡拉汀加的車票一張）。」我對售票員說：「Amanha, par favor（明天）。」說了這麼多—全都是死背下來的。售票員面無表情地從窗戶裡打量著我，然後嘰哩咕嚕地問了幾個問題。我說：「Duh!」然後，為了不想跟一些細節糾纏不清（他可能會問我要不要靠窗戶的位子等等），我趕緊丟了一些錢給他，於是他給了我一張到卡拉汀加的車票，我對他說：「Obrigado （感激不盡）！」然後看看四周，目前為止，情況還不錯。此刻我發現，我這麼小心，實在有點愚蠢，也矯枉過正了，因為車站裡的小偷，一定會找到比我更好的獵物。於是我覺得非常輕鬆，就搭了計程車回到里約市中心的宏偉舊區，準備在週末明亮的陽光下來一場慶功漫步。
里約市的這帶地區到處可見十九世紀的繁華歲月，例如那些優雅的花崗岩建築。另外，豪華的商業大樓之間，點綴著時髦的商店、電影院，還有其他華麗耀眼的都會風光。人行道尤其精緻動人：地上鋪著黑、白兩色的卵石，鑲嵌成花朵的圖案。露天咖啡屋的生意正興隆，我從一座騎馬像旁邊經過，隨興走過綠草如茵的公園。這時，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三個人，把我打倒在地。
突如其來的橫禍
因為以前從沒被人從背後偷襲過，所以我的反應很遲鈍，在當時的烈日下，完全忘記高聲呼救不是什麼好辦法，掙扎抵抗更不是明智之舉。這三個搶匪瘦得只剩皮包骨，是年輕的街頭混混，其中一個搶了我的錶，另一個把手伸到我褲後的口袋裡去掏，而我則跟第三個人使勁拉扯著背包的皮帶。我和他們扭打、喊叫，因為當時我們距離一處繁忙的街角不過五十碼，所以我大聲喊叫，讓這三個搶匪驚慌失措。他們三個吵得越大聲，我就喊得越賣力，完全沒想到這樣的掙扎反抗可能會招來刀傷或槍傷。不過我運氣不錯，這三個惡棍好像沒帶武器，終於我背包上的皮帶斷了，我只好跟它說再見。三個搶匪抓了背包就跑。
我從地上爬起來，發現居然沒流血、沒刺傷、甚至連抓傷都沒有。我在泥地上找到掉落的眼鏡，連鏡片也找了回來，重新拼湊了再裝回去。我綁在腰間、裡頭裝著護照的皮夾還在，黏著一根斷掉的繩子，鬆垮垮地掛在襯衫裡。褲子後面的口袋掉了鈕扣，還好裡面的皮夾沒掉，搶匪只搶走了手錶、背包、另一個皮夾（裡面有機票、現金還有一張應急的美國運通卡）、一本葡英字典，還有一本筆記本，裡面記錄了史特萊爾教我搭公車到蒙特卡洛的方法。機票可再訂過，信用卡也可以停用，史特萊爾教我的方法比較重要，幸好我已經記在腦子裡了。
巴西警察
幾個計程車司機見到我這個樣子，二話不說就把車子停在附近的人行道旁，按著喇叭並大聲喊叫。我現在想想，那三個壞蛋之所以嚇跑了，這些司機對我的關照可是功不可沒。然後，警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趕到。里約市的警方似乎非常重視偷襲搶劫的案子，而搶劫外國人的案子可能就更受重視了（我想，是由於貿易赤字和旅遊收益都居高不下的緣故）。幾分鐘之內，混合著刺耳的緊急煞車聲，再加上一些沒有特殊標記的車輛，總共出現了十二名警官，其中六位立刻散開，到附近地區追緝兇嫌。
「那些人往哪裡逃？往回逃到騎馬像那裡嗎？不對不對，從這裡的灌木叢跑出去，跑到這條路上，又越過那邊的籬笆。咦，被害人在哪裡？他就是被害人嗎？問問他是幾個人幹的，那些人長什麼樣子，又跑到哪裡去了？啊，他不會說？什麼？他的字彙能力比三歲小孩還差？還是他沒腦筋，根本不知道要注意嫌犯的長相？什麼？兩樣都有？天啊！該不會又是個美國人吧！」
這些警察多半是志得意滿的年輕便衣人員，穿著五顏六色的運動衫和淡色的褲子，顯然是以重播的《邁阿密風雲》影集為藍本，塑造了他們自己的專業形象。那時候，我只覺得他們像是頗有王者之風的花花公子，時髦而正直，我非常感謝他們的關心，但只有一點例外：他們就像揮蒼蠅拍般地揮舞他們的手槍和獵槍，而且一直問一大堆我無法理解的問題。我用葡萄牙文告訴他們，我的葡萄牙文不太好。雖然我自認腔調幾乎無懈可擊，卻只有讓他們聽得更糊塗，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這下子他們聽懂了，於是開始喋喋不休地告訴我：好，好，沒問題，不用為你的文法道歉（或者說，我猜他們這麼告訴我），然後他們就忽然問起一長串與案情相關的問題，想努力找出事實真相。我只聽到一段嘰哩咕嚕的怪話，這時候我內心深處開始強烈地盼望著，全球所有的島嶼、還有破碎大陸上的人們，都能夠說同一種語言——任何一種都行，要是能說英文更好。
然後，幾個警察突然帶我上了一部馬力很強的金龜車，然後我們鳴著警鈴，在里約市區沿著擁擠的街道和高架橋行進。很顯然我被搶的這件小事，已經演變成嚴厲的追緝行動了。而且，如果我們沒被車子撞死，大概也會在我們追上毒梟或恐怖份子的時候，被他們要了小命。
我內心的恐懼告訴我說：天啊！這下子我永遠別想看到穆瑞奇猴了，我根本就不該來的，早知如此，就在家裡讀讀史特萊爾的博士論文算了。
當然我想錯了，幸運之神再度眷顧了我。我搭的金龜車嘎的一聲，在得勒哥多（Delegado）第三分局前停了下來。
接受訊問
我們大步走上水泥階梯到達四樓，那裡有個像書記的警官坐在書桌旁，他的面前還擺了一台古董打字機，等著記錄我被搶的經過。那間屋子很大，而且除了書桌和打字機之外，沒有半樣傢具。讓人驚訝的是，其中一個搶匪已經在那裡了，不知是怎麼被逮到的。這會兒他在流鼻血——也許是因為拒捕吧，或者是警察依照慣例教訓教訓他，這也沒什麼不妥。這個搶匪沒穿上衣，肩膀不寬。我先前見到的那副兇狠德性已經蕩然無存，現在的他是既悲傷、又害怕、又後悔。他傻笑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巴望好心的外國人發發同情心，請警方不要對他太粗暴。沒有用的，朋友！我避開他的眼光，然後他們用手銬把搶匪銬在桌腳上。
前幾分鐘的緊張刺激過去之後，官僚作風的訊問過程就像一場辛苦的長途跋涉，使得時間開始變得難捱了。之後的六小時，我被困在警察局四樓，設法跟打字機旁那個書記模樣的警官溝通，並且跟一個叫摩塔的巡官溝通（他是個和藹矮小的人，有著一張教士般的臉），最後還要跟一個穿著筆挺的西褲、神色儼然、高高在上的一個大人物（我想是摩塔的上司）溝通，同時等著翻譯人員的到來。當然這位翻譯最後並沒有出現，只打了通電話來，他的名字是羅夫，他要我乾脆把被搶的背包忘了，因為什麼也沒找到，以後大概也找不到了，因為只有一個搶匪落網，而且手裡沒有贓物。羅夫帶來的好消息則是：如果我耐心跟摩塔巡官合作，也許可以逃過上法庭審訊的洋罪，羅夫跟摩塔是朋友，出面幫忙完全是基於私誼，當然他也不想把週六夜晚浪費在警察局裡。我對他說：「謝了，羅夫，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