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賓和蘇利這類滿腦子理論的怪傑，都不習慣別人要他們提出行動綱領。因為，行動綱領往往是大型的聯邦機構才可能付諸實行的。
早期經驗法則訂出的數字——五十與五百，顯然太空泛也太抽象了，例如在廣義黃石公園生態系中的大灰熊族群和西俄勒岡的花斑貓頭鷹（spotted owls），這兩種生物冒的風險也許不一樣，而且應付風險的方式也未盡相同。也就是說，有效族群的門檻，還有決定這個門檻的因素往往各不相同。所以蘇利後來寫道：「當我們越接近問題的真相，問題就會越複雜。」
蘇利在寫下這句話的同時，離開了禪學中心，重返學術界。這樣一來，他究竟是更接近真相，還是離真相更遠了？
嗯，這的確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連他自己都覺得矛盾。
藍皮書問世
當時，他在密西根大學謀得教職，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召集小型討論會，探討有效族群的問題。這個討論會於一九八四月在安亞伯（Ann Arbor）召開，贊助者包括林務署與魚類暨野生動物保護局，並且獲得私人團體，如紐約動物學會（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的支持。吉爾賓、薩瓦瑟及薛佛再度與會，這次參加者還包括另外十幾位族群生物學家、演化遺傳學家，還有統計學家。
吉爾賓回憶道，這次是「將所有細節明確搬上檯面」的會議。而檯面上的細節，後來編成一本書，擔任編輯的仍是蘇利。這本名為《生物保育的有效族群》（Viable Populations for Conservation）的書，封面是寶藍色。
藍皮書的頁數雖少，但是內容充實，其中數學與電腦模型設計佔了重要的地位。在書中，吉爾賓等人檢視人口學、遺傳學、有效族群大小、數個小族群間的空間關係，以及概率學理論的各種意涵，同時也討論一些實際真相，例如加州禿鷹的遺傳基因日漸貧乏、美國的大灰熊保育需仰賴機構合作，還有若要預先阻止蘇門答臘犀牛絕跡，其本利比究竟為何等問題。至於充斥該書的宏觀看法，也就是書中充滿智慧、兼容並蓄的聲音，則出自蘇利。
他在書序與結語中，加入了技術問題，並提出展望：
我們在本書中提出的問題是「多大才夠？」說得具體一點就是：在某個地區內，一種生物或一個族群若要長期適應、生存的話，最低限度的條件有哪些？這是保育生物學上一個極困難、高挑戰性的問題。說它是族群生物學上的典型問題，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個問題需要預測，而這種預測的基礎，在於連續時空內，諸多生物與非生物因素的綜合。
另一句話的措辭更是強烈：
天底下沒有絕望的個案，只有絕望的人以及手裡沒有昂貴個案可供研究的人。
會用這種語氣說話的睿智老者，只有蘇利；能追溯這項科學大業（也就是他和別人稱之為保育生物學）的，也唯有他一人。只有他能走入時光隧道——不只追溯到艾倫菲德、戴斯曼，還有艾利希。他不只回顧到麥克阿瑟與威爾森，不只回想到普瑞司頓，而是回歸這些科學家之前的那段更久遠、更廣大的智識道德傳統，這樣的傳統中，包含了卡爾森（Rachel Carson）、李奧帕德（Aldo Leopold）、艾爾頓（Charles Elton）、平蕭特（Gifford Pinchot）、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梭羅（Thoreau）、達爾文、聖芳濟、老子，還有一個比較不知名的人物叫阿育王（Ashoka）。
「阿育王是誰啊？」蘇利喝完湯的時候我問他。
他告訴我，阿育王是印度的第一位佛教國王。「在蒙古入侵印度之前，有一段時間佛教極為盛行。阿育王是個篤信佛教的國王，他頒布了幾道詔令，稱為木柱詔書（Pillar Edicts ），因為這些詔令都是寫在木柱上，豎立在鄉間。阿育王和許多以色列的先知及國王一樣，認為如果濫用自然資源，那麼這些資源極可能會消耗殆盡。所以他下詔規範林業與農業，要求保護自然資源。這是史上第一套保育法。」
「阿育王的時代大概是什麼時候呢？」
「在西元前。」蘇利說，大約在西元前一百年左右，但隨後他又以記性不佳為由，要我千萬別把他的話奉為圭臬。
一個敏感的問題
我們天南地北地聊著，已經把他答應借我的時間用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就不再追究阿育王的事，反正日期都可以再查個清楚。這會兒還有一個問題是我更感興趣的：在保育生物學及有效族群理論的發展過程中，蘇利一直都在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說他是唯一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也不為過），因此，我還想問他一個關於「一大或多小」的問題。
我說：「這個論戰比其他的科學爭議更激烈，不知這是我自己想的還是事實如此？」蘇利小心地回答我的問題，沒有得罪任何一方。
所以我又回到原來的主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發問，這次我採用的方式較不八卦，也更合乎禮節。我問起一篇特別的期刊論文，發表於一九八六年，是蘇利和辛伯洛夫合寫的。這篇論文我讀了三、四次，雖然裡頭的科學見解都很清楚，但我還是很好奇文章背後看不見的政治面向，畢竟這樣兩個差異甚大的人合寫文章實在很怪。
「一大或多小」的論戰，早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就在期刊上打得如火如荼了，自從零假說的爭議加入之後，論戰更是激烈。蘇利是吉爾賓的親密戰友，而且他的研究好像比較接近戴蒙那一派，而辛伯洛夫碰巧就是戴蒙那一派的頭號大敵。如果「一大或多小」像一場壕溝戰，那麼蘇利這篇文章，簡直就像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和德國的威廉大帝（Kaiser Wilhelm）熱烈擁抱一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初見辛伯洛夫
「那次去莫斯科之前，我並沒有見過辛伯洛夫。」蘇利說，那次他們同時受到一位蘇聯知名生物學家的邀請，後來還發現兩人竟然住在同一間旅館。有天晚上兩人一起吃飯，然後去觀光，也許是上天的安排吧，路上蘇利發現他還挺喜歡辛伯洛夫這個人。「我見過不少彬彬有禮、溫文儒雅的人，他絕對是當中數一數二的，不但非常有教養，而且對音樂與藝術頗有研究，能跟他住同一家旅館實在太棒了。那時候，我手裡剛好有一份稿子……」說到這裡，蘇利著名的壞記性又發作了，當初到底為什麼跟人家談起這份稿子的，他硬是想不起來。
「那個時候，大家正在想辦法解決戴蒙和辛伯洛夫兩方的爭議，他們兩個是主要的對手，」蘇利多事地告訴我，隨後又修飾了一下自己的措辭，說戴蒙和辛伯洛夫是兩位「主角」。
他說，認識辛伯洛夫之前，「我覺得自己比較支持戴蒙那一方。」他當時的那篇稿子在探討自然保護區規劃的種種問題，那些問題不但困擾過洛夫喬伊等人，而且更激起了「一大或多小」的論戰，使得兩派爭論不休。當時蘇利正設法脫離舊有二元對立的窠臼，改採新興有效族群理論的洞見來分析問題，也希望能夠藉此消弭兩派的紛爭。他認為，當時保育生物學家要對付的強敵已經夠多了，實在禁不起兄弟鬩牆。「於是我鼓起勇氣對他說：『看看這個，給一點意見吧！』」
辛伯洛夫看完稿子，給了蘇利建設性的批評，建議他修改文稿、增加內容。最後，應蘇利之邀，辛伯洛夫同意掛名為共同作者，這篇論文後來登載於一本英國期刊上，題目是＜遺傳學和生態學在自然保護區規劃上對你我有何啟示？＞（What Do Genetics and Ecology Tell Us About the Design of Nature Reserves？）在蘇利與辛伯洛夫聯合執筆之下，「你我」這樣的字眼別具意義：有哪些觀點是辛伯洛夫和戴蒙兩方都同意的？當然他們都贊同的觀點未必很多。論文摘要中的第一句裡，蘇利和辛伯洛夫宣告：「討論自然保護區最理想的面積時，『一大或多小』不再是爭論焦點了。」不再是爭論焦點了？我問蘇利這是不是一廂情願。
「沒錯！」他說。
的確是一廂情願，但倒也不盡然。雖然有人還在繼續算舊帳，不斷重複「一大或多小」的爭議，但仍然有人已經逐漸接受了新的思考模式。有些積極向前的思想家關心的不再是小面積與大面積的爭執，而是有效族群的問題，他們已經開始探討中樞物種（keystone species，也就是永續維持整個生態環境的完整性，所最急需保育的動植物）的觀念了。蘇利與辛伯洛夫強調，規劃自然保護區，重點在於中樞物種與有效族群。他們認為，「一大或多小」即使還在苟延殘喘，也該壽終正寢了。不管是不是一廂情願，這篇論文都是一項珍貴的心血。
我問他這篇論文有沒有發揮什麼樣的效果，有沒有引誘大家離開「一大或多小」的戰場？
「誰知道，我覺得有，可是沒有直接的證據。」
玉米餅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