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吉爾賓談過許多次，有一回他告訴我：「我受邀去參加那次會議。」他解釋說，那個由林務署贊助、薩瓦瑟這個傢伙主持（當時奉命制定一套新的開發規定）的會議，算不上什麼大型，除了薩瓦瑟、蘇利、還有吉爾賓自己以外，整個會中只有三位林務署的生物學家、兩名學者，還有當時任職於美國魚類暨野生動物保護局的薛佛。
「起先我不太清楚背景資料，」吉爾賓回憶說：「可是，當薩瓦瑟詳讀手中那份一九七六年版的＜國家森林管理法案＞時，他卻看到這麼一行：『所有的森林管理人皆須於國有林內，維持每種脊椎動物的有效族群。』」這段話是吉爾賓就記憶所及做的粗略引述，但回憶中的幾個關鍵字眼，並沒有因此而模糊。「所以呢，第一步得先決定什麼叫『有效族群』。」
吉爾賓提醒我說，蘇利已經找出「五十」這個數字，認為短期內生物要避免近交衰退，就必須大約維持這樣的最小族群數；而佛蘭克林也提出另一個廣為流傳的數字，他認為族群若要能長期適應環境而存活，則最小族群數目約需五百。可是，到底要多短的時間才叫「短期」？多長的時間才叫「長期」呢？「有效族群」這個棘手的名詞，不知怎麼地，成了森林規劃規定中的字眼，那些少數的聯邦土地管理員，該如何定義這樣一個名詞呢？吉爾賓說，如果這些人去查標準的生態學課本，也不會有多大幫助，因為這套學說實在太新了，觀念也才剛成形。
「反正我們就是去開會了，」吉爾賓回憶說：「接下來就跟所有的會議沒什麼兩樣，會前都會發一些資料，你也不會想看；你想你可能會在開會的前一晚在旅館裡看。」吉爾賓當時就是這樣想的。可惜不是那麼回事．由於環境和偷懶的關係，會前他並沒有看資料。「然後我就這樣去開會了，至於他們在會中到底講了些什麼，我是一點概念也沒有。我沒有讀過＜國家森林管理法案＞，也很久沒跟生物學家為這類的問題交流了。」而林務署的人員，卻偏偏都是有識之士。「林務署的人把問題說給我們聽，然後我們在那裡坐了兩天，設法解決有效族群的問題。」吉爾賓記得，當他知道自己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一向充滿自信、思想靈活又訓練有素的他，有多大的挫折感。
「不知怎麼搞的，我覺得很慚愧。」他說：「問題的真相也讓我大為震撼。」
他和其他的理論家均受託做一番基本、不複雜的預測。「假設這裡有一種生物，你對這種生物只略知一二。現在，」吉爾賓說著說著就扮起森林管理人員的角色來了：「告訴我五十年或一百年後，這種生物還在不在？」這是一個二元對立的問題，答案只有會或不會。假如這個學派，從麥克阿瑟與威爾森以來的這幾年裡，已經具備了某種預測的能力，那麼此時正好有機會展現。
「你不必說出數字，也不必說基因會怎樣，只要做最簡單的預測就好了。你只要告訴我，五十年後這種生物還在不在？」這種生物是否能再活半個世紀呢？當吉爾賓瞭解到，與會者沒有一個（就連他自己和蘇利等人也一樣）能提出肯定的答案時，他就意識到這些人的研究並沒有自己昔日所相信的那樣深入與實用。無論如何，他們的研究還不到那個地步，有效族群這個抽象的觀念，和詭譎多變的實際案例之間，還存有太多的變數。
自從在內華達市與事實真相交鋒之後，吉爾賓便開始深入思考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