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萊特來到安那拉馬扎特拉，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到馬達加斯加探險，想偵察在不同的田野基地中從事狐猴研究的可能性。她和另一位靈長類生物學家決定南下前往這個著名的村莊貝喜內，一探著名的馬達加斯加狐猴。
萊特記得，「身為熱帶科學家的我們，自認為不需要嚮導。可是正當我們在尋找動物時，有個小男孩卻忽然在路上出現，跟我們說：『在那裡！』」這個小男孩就是貝多。「他雙眼炯炯有神，興致勃勃，會一點法文。我們兩人都很喜歡他。」萊特說：「初見他時，可以深深感受到他的魅力。」
小男孩帶他們去看一群馬達加斯加狐猴。後來，當萊特和她的同事要再出發走更遠的路時，就帶著小男孩一起去。「我們一下子就看出他對森林真的很熟，沿途上他都能指出森林裡 的各種動物、鳥類和其他東西。他的眼力很好。」萊特沒費多大工夫就想起了這麼多。「所以，」她的語氣帶著傷感和愛憐，補充說：「那是我第一次遇見他。」
懂狐猴的年輕人
一年後，萊特帶著她的學生（杜克大學的梅爾斯〔David Meyers〕）又回到安那拉馬扎特拉，一起到野外觀察一種狐猴。此時小貝多正式擔任他們的嚮導，每天和他們在保護區工作，跟他們一起吃飯，就連不睡覺的時間也多半和他們在一起，三人親如家人。那時貝多年約十四，萊特回憶說：「他對自然界的一切都滿懷熱情，大自然中沒有一樣東西不吸引他。他愛蛇、小昆蟲、變色蜥蜴，而且很懂狐猴。」
貝多是在保護區道路對面的房子裡長大的，有許多兄弟姊妹，他的父親是漁場經理，受雇於水源與森林保護處，因此貝多小時候都在安那拉馬扎特拉保護區玩。他的森林技巧全來自於他的全心投入、過往經驗、與自然萬物合而為一的精神，以及另一項天賦。「他的眼力無與倫比，」萊特重申：「我從沒見過眼力比他更好的人。」
純樸的貝多非常機靈。萊特說了一個故事，提到貝多受一位靈長類動物學家之託，尋找狐猴的糞便樣本。那次貝多偷了母親的煮飯鍋溜出來，帶著鍋子站在狐猴下方，一直等到狐猴排便，才驕傲地拿著滿滿一鍋狐猴糞便回去。萊特說，像他這樣具有堅毅性格與正直作風的年輕人是很少見的。這樣的性格與作風，不僅表現在他對自然的態度上，更表現在他對自己民族傳統價值的虔誠堅守。
萊特與梅爾斯在和貝多交談時通常是用法文，但也開始教他英文。貝多很聰明。有一次，萊特因為研究食竹狐猴得離開貝喜內，南下拉諾馬法納，她要貝多也南下跟她會合，協助田野普查工作，但前提是他得先讀完那一學年再說。於是，萊特拿錢給貝多搭公車，並跟他解釋要如何才能到達拉諾馬法納。這趟旅程，對於不曾出外的鄉下小孩來說，實在很嚇人，萊特當然也知道她要貝多去會合的提議可能生變。貝多會不會決定留在家裡？他會在拉諾馬法納出現嗎？還是他會迷路？
這些問題揭曉的時候正是六月底，因為恰逢國定假日，所以萊特至今仍記得確切日期。那天她離開帳棚好幾個小時，正步行越過山邊，捨小徑而入荒野，追蹤一群狐猴。突然間，貝多出現了。萊特說：「他不但找到拉諾馬法納，而且還在森林裡找到我們！」他肩上背了一個睡袋，還有一個小包包，準備好要工作了。
後來，貝多回到貝喜內家裡，離開學校，開始賺大錢（至少以馬達加斯加小村子的標準來看是如此），成為安那拉馬扎特拉保護區裡最好、最搶手的自然嚮導。當貝多逐漸邁入青春期，萊特還是偶而會造訪貝喜內小村，跟他保持密切的聯絡。
有一回，萊特帶著貝多到安塔那那瑞佛，貝多以前從沒看過首都風光。他們搭電梯到希爾頓飯店的頂樓，獃獃地望著風景。「那時我們在十二樓，」萊特說：「比任何狐猴待過的地方都高，這一點令他瞠目結舌，難以置信。」樂不可支的貝多竟回頭再去搭電梯，不斷地上上下下，直到他過足了癮為止。萊特還指著一間大雜貨店叫他看，兩個人在最熱鬧的時候，走過露天的松馬（Zoma）市場。剛開始的時候，貝多似乎深深地被城市風光吸引，但是，後來城市風光對他的吸引力就逐漸黯淡了。
「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在街上走著，我就問：『貝多啊，喜歡大城市嗎？』他看著我，回答說：『這裡沒有動物，我不怎麼喜歡，到處都沒有動物！』他又說：『既聽不到動物的聲音，也看不到牠們，動物根本就不在這裡。』他的話裡竟帶著那樣的感傷。」
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貝多遇到一位世界級的自然攝影家，名叫連汀（Frans Lanting），他是奉《國家地理雜誌》之命來到馬達加斯加的。連汀發現了貝多的才能，請他擔任助理，協助他在安那拉馬扎特拉，以及後來在馬達加斯加其他地區的工作。之後斷斷續續有一年的時間，兩人一起旅行，找尋野生動物拍照。「我在島上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的穿梭，」連汀說：「但我從沒遇過像他這樣的人，居然可以在森林裡來去自如，就像狐猴一樣，簡直是個異數。」
那時，連汀和另一位助理負責搬運設備，貝多則負責追蹤狐猴，並帶頭偵察其他的生物。他會爬樹、會注意到變色蜥蜴，還會發現鳥巢裡的稀有鳥類。因為他的動作敏捷輕快，對森林瞭若指掌，也因為他和動物關係密切，所以連汀開始暱稱他為「巴巴克多」，意思是小爸爸、祖先、馬達加斯加狐猴。
他們的工作，有一部分最令貝多感到吃力。雖然連汀是個有良知的攝影家，對於自然世界也抱持著強烈的熱情，但即使是像他這樣的人，有時候也難免會為了專業上的需要，做一點違反自然的事，例如有時候要拍攝比較難找的動物時，他會先把動物抓起來，等到拍完了再把動物放回去。但是，貝多不喜歡這樣，他捨不得。每次一有動物被關進籠裡，他總是痛心不已。「就是因為他能感同身受，所以他就像森林裡的一份子。」連汀說。
連汀也認為貝多很聰明，而他對自然世界超乎尋常的愛，在馬達加斯加這樣一個多難而珍貴的國家是一項重要的資產。無疑地，這樣天賦異稟的年輕人實在值得栽培，讓他的成就不僅止於帶領觀光客參觀保護區而已。貝多甚至可以成為學者，只是他還沒有受過長期訓練，培養出科學家的個性。連汀認為貝多或許可以成為絕佳的老師，因為他的熱情與知識不應只與有錢的西方觀光客分享，更應該和當地那些可塑性高的孩子一起分享。於是連汀開始設法插手這個男孩的教育。他後來說：「這是一切挫折的開始。」
貝多到底只是個青春期的孩子，所有正值這種年齡的孩子難免都會經歷迷惘困惑、任性衝動的痛苦，而他經歷的這種痛苦，更因為在布菲爾鐵路飯店的生活而更加惡化。畢竟在其他地方，他充其量是個鄉下窮孩子，但是在飯店裡，他卻是個知名的導遊，外國人死命巴結他，給他豐厚的酬勞。可是，他在學校裡的生活則完全相反，似乎枯燥無味且缺乏目標。因此，他開始蹺課，被學校當掉。
好心的連汀和萊特一樣，想出錢供貝多讀書，但是如果他不去上學，這樣的幫助也等於於事無補。連汀後來去拜訪校長，希望校方能安排一套支持與責任的策略，鼓勵貝多去實行。連汀心想：難道沒有一種期望與激勵的結構嗎？難道校長不能定期提供簡單的報告，說明貝多就學的情況嗎？但是，畢竟「結構」與「激勵」這些觀念對當地人來說非常陌生，連汀也只能粗略地翻譯傳達。所以，建立一套責任網路根本是不可能的。連汀說：「從那件事情來看，馬達加斯加根本是一片流沙！」
貝多離開學校不久後，我首度到貝喜內，成為另一個巴結並給他優厚酬勞的老外，讓他的導遊工作顯得比返校進修更有前途。他帶著我漫遊安那拉馬扎特保護區的那一晚，我並不知道他認識萊特和連汀，也不知道他已經是馬達加斯加當地最有名的自然學家。我當時並不知道貝多在校園與森林兩者間的痛苦掙扎，也不知道他去過拉諾馬法納等地，當時我真的沒有想到他的無形魅力、專業知識、在觀光客面前的自信、賺錢的本事，還有他嶄露頭角成為小名流的態勢，可能讓他受到村人的厭惡。這一切，直到我回美國，萊特在電話裡告訴我貝多遭人暗殺之後才知道的。
萊特說，這宗謀殺案的細節仍然眾說紛紜，但是基本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他的屍體已經找到了。萊特用悲悽沉重的聲音提醒自己，也提醒我說：「他的眼力無與倫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