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小堅果般的謎從未有科學史工作者解開。
謎的核心是，究竟誰應獲得史上最偉大科學成就之一——首先公開發表被達爾文稱為「自然選擇」學說——的殊榮。此一學說，不僅詳細說明了物種的演化，也說明物種演化時所經歷的一個極為特別的過程：變異個體經過差異性存活，和差異性生殖成功率的過程後，自然篩選並繁衍出適合生存的物種。
達爾文是否曾企圖為保留其學說的所有權而欺偽造假？他有沒有操控萊爾和虎克為其幫兇？他是否捏造了某些文件，而銷毀其他的，只為防止一個年輕新貴來攫取他自認屬於自己的榮耀？華萊士這位討論中的新貴，能容忍如此的對待，只因他過度信任這些鼎鼎大名的科學家？
有一些學者（儘管不多）會做如是想。一位固執的研究者布魯克（John Langdon Brooks）就認為：「這段科學史上最齷齪的歷史，總有一天會被人拆穿。」布魯克所撰的《物種源起前瞬間》（Just Before the Origin），在一九八四年出版，就是不齒達爾文所作所為的書本之一。
或者「天擇說」真的是這兩位科學家分別在兩地獨力完成的——一個在倫敦郊外的屋裏，一個遠在馬來群島，卻有著不尋常的一致性，雙方並以愉悅、富教化意義的圓滿結局收場？如是觀之，那麼達爾文和華萊士都成了嚴謹正直、古道熱腸的好人，他們在一個偉大的觀念上凝聚，而後敦厚地達成聯合出版的協議。
這麼說來，達爾文即使認知自己已付出二十年的光陰，仍能擺脫如影隨形的妒忌，而竭力委屈自己成為第二作者——從艾斯理（Loren Eiseley）眼中來看，這件插曲實在是「互助的高貴情操」之最佳例證；對朱利安．赫胥黎來說，簡直就是「兩位偉大的生物學家，以其天生寬大的胸懷樹立了典範。」
五十年後，藍科斯特爵士（Sir E．Ray Lankester）在達爾文的紀念會上有這麼一段浮誇的致詞，他說：「那時達爾文對另一人的工作表現出無私讚賞，並忠實地決定這個人所獨力完成的辛勞和思索，應由他自己獲得全部的殊榮，如此謙遜古今無人出其右。」
然而，經過藍科斯特以及其他人以選擇性記憶所打造成的那種傳統說法，是靠不住的，它省略和扭曲一些重要的事實，而幾乎可與牛頓被蘋果敲中頭一樣，被歸類為科學神話。事實並沒有那麼高尚，且還頗為複雜。
部份的複雜係來自「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的不確定性。由於歷史記載的缺漏，我們無法確知達爾文是否有不光彩的舉動，或僅僅情節不是那麼賺人熱淚而已。但無論達爾文做過什麼，或者朱利安．赫胥黎曾說過什麼，事實絕不會是因達爾文「天生寬大的胸襟」而樹立了典範。關鍵性的具體物證不是被毀、就是佚失。從兩位主角那兒所得到的證據是片段的，不相關連的、甚至相互矛盾的。這一切，只有達爾文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永遠不會說了。
關於這段插曲，華萊士身後留下了六篇記述，但他敏銳的洞察力畢竟還是受限於當時的環境。畢竟，衝突發生時，他人遠在萬里之外，連通封信都很困難，更別談其他的了。每一件華萊士的說法都與其他人敘述的略有出入。其中我個人最喜愛的，是事件發生了三十年後，出現在他論文集裏的一段註腳。由於他與達爾文「共同發現」的關係，因此多少吸引一些人的注意，這個註腳寫著「以個人聲明說幾句話可能是允許的。」
華萊士回憶當他剛完成沙撈越文章的那段時間道：「關於物種是如何改變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但這問題把他難倒了，並且：
「直到一八五八年二月才得到滿意的結論。那時候我在摩鹿加群島的妥涅，正忍受著嚴重間歇熱的煎熬。有一天體溫高達華氏八十八度，全身發冷必須包裹著毛毯。那時，這個問題又悄悄鑽進腦子裏，而冥冥中若有指引似的，讓我想到幾年前讀過、在我心中永生難忘的一本書。那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文中有提到所謂的『正向限制因子』（positive checks）。」
華萊士那時並不知道達爾文也曾受到馬爾薩斯的啟發。如同達爾文，他只是領悟到馬爾薩斯論文中所提的人口限制因子，非人類物種一樣能適用。
「突然間我領悟到，舉凡戰爭、疾病、飢荒等限制因子對動物的作用，應該也跟作用在人類一樣。那麼我想以動物快速繁衍能力，這些因子對牠們的影響理當比人類強多了。正出神思索這件事的那一剎那，最適者生存的『概念』在腦海裏閃過。最適者生存就是，被限制因子淘汰的那些個體，大體而言必然較生存者次等。瘧疾症狀持續的那兩個時辰，我幾乎已經想通了整個學說。當晚，我寫好論文的草稿，並在第三天晚上完成定稿，然後交下一班郵件船寄給達爾文。」
下一班郵件汽船在三月九日離開安涅。當時海運郵件到達英國大約需要十二週。但它是否剛好在十二周到達？不是十四周？還是只有十週就到了？那艘船運送的時間，成為達爾文行徑是否卑鄙的關鍵。
華萊士那篇文章的標題是「變種自原始物種分離之趨勢」（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 ）。雖然沒有用到「自然選擇」這個術語，它確是自然選擇學說最淺顯易懂、且最直接有力的概述。
因此，一篇最具革命性的科學文稿已經塞進信封之中了。華萊士大可以把它直接寄到《動物學家》或《年報》，而如同其他文章一樣，很快就會刊登出來。當然那些期刊也可能以太鹵莽、過度假測和無法接受等理由而拒登。華萊士對此感到猶豫。
對一般的生物學家而言，這個觀念聽起來很瘋狂嗎？可能喔！因此他決定不把文章直接投給期刊，而先向達爾文透露他的秘密，並請求這位交情尚淺的科學筆友幫個忙。如果達爾文能從這個誕生於熱病中的突破主張裏找到可取之處，他會不會願意把文章轉交給萊爾爵士——這位曾經讚揚過華萊士早期作品的名科學家？
傳統的說法是：郵差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給達爾文帶來這個壞消息，而達爾文隨即依照華萊士的請求，把文稿轉寄給萊爾，並說明道：華萊士「今天寄給我一封信，要我把它轉交給你。我隨函附上。」這種說法的關鍵點，在於華萊士的文稿到達爾文手上的當天，就馬上被轉交。達爾文以傷感的語調表示：「請把文稿寄還給我，因為華萊士並沒有要我幫他投稿。但我應當馬上回信並主動替他把稿子投到任一期刊上。只是如此一來，我原創者的夢就要徹底破滅。」隨後，像是對萊爾的記憶庫再次灌輸達爾文的學說所有權一般：「當我在這兒向你簡要說明，所謂自然選擇就是植基於生存競爭時，你的預言已經成真。而我因未能預先防止而遭受應有的苦果。」
傳統說法接下去的場景，就是詳細說明萊爾和虎克如何把達爾文從他自己極端嚴厲的榮譽觀中解放出來。他們要達爾文冷靜，並拍胸脯扛下責任，然後告訴達爾文，不！不！你的原創資格不會一筆勾消，我們可以當你優先權的見證。
從那時起，萊爾和虎克就扮演起道德崇高的科學仲裁者，由他們導演一齣考慮周到的折中案。他們安排華萊士的文章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一起在數週後的林奈學會中宣讀。如此一來達爾文就和華萊士並列在記錄上，至於榮耀的分配則留待日後決定。有什麼會比這樣安排更公平的？
修正者的版本
另一種說法，我們姑且稱為修正者的版本，斷言達爾文謊報接到信的日期。
他收到信的日期，不是他向萊爾宣稱的六月十八日，而是早在數週前——這意味著在這數週內，陷於絕望、行動鬼鬼祟祟的達爾文，正在傷腦筋該怎麼辦。該銷毀信件，謊稱沒收到？或是把它寄回給華萊士？還是將它投給期刊，讓自己一生努力赴之東流？除了科學家之間的榮譽問題和對自己是否公平之外，還有一件事是他是否看得開。這一切端看達爾文花多少時間為這些事坐立難安？
那位最窮追不捨的布魯克，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研究一八五八年當時，從妥涅到倫敦的荷蘭汽船行程，以及與英國間郵務的合作。從挖來的證據中，布魯克認為華萊士的信送達時間不會晚於五月十八日，足足比達爾文所言早一個月。布魯克甚至假定達爾文利用華萊士的文稿來完成作品中一直未完成的部份。這一部份就是多樣化原則，用來解釋天擇如何產生如此龐大的生物多樣性，而不是只有一小撮最適合生存的物種。
在這裡略過此一解釋的細節不談，僅把焦點放在它的出處上。布魯克認為多樣化這一部份係剽竊自華萊士，達爾文在六月初以四十一頁的篇幅加到自己的草稿中。
傳統派和修正者兩造的說法看起來都有道理，而一個人要理清那些錯綜複雜、又含糊不清的記錄，可能要花上許多年的功夫。不過，就是有幾位修正者做這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