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五年二月，華萊士到峇里島和龍目島之前一年，他到婆羅洲的沙撈越（Sarawak）閉關。時值雨季，他在河口附近的一棟小屋落腳。五十年後，他在自傳中寫道：「那段日子非常寂寞，只有一個做飯的小男孩為伴。夜晚和雨天無所事事時，只能看看書或沉思一直在腦海中浮現的問題。」華萊士提的這個問題就是：什麼是物種的源起？
不同於達爾文，華萊士是帶著心中的疑問開始他的旅行的。而沙撈越這段旅程對華萊士相當重要，在那兒他首度試著去找出答案。
他的答案衍生自生物地理學。探險之旅出發前，華萊士在大英博物館待了段時間，當時他主要以馬來的昆蟲和爬蟲類為研究對象。日後華萊士回憶道：我的興趣始終專注於動植物的地理分佈上。
當時的他已經意識到：這些事實從未有人善加利用，以解開「物種為何形成」之謎。當時，這些動植物分佈的資料，人們只不過以神賜般看待而已。
達爾文的新書
一八三九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書，記述他搭乘小獵犬號期間之所見所聞，現在普遍以《小獵犬號航程記》（The Voyage of the Beagle）為書名，書中提供許多動植物分佈的相關資料。不過即使出自達爾文之手，這本書充其量不過是一本科學遊記，林列著繽紛的動物名和地名，與日後的演化理論完全無涉。因此日後華萊士在回顧一八五五年的種種，認為那些生物地理學資料從未用在正途上，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一八五五年，年當四十六歲的達爾文是一個耐心勤勉的人。他知道在維多莉亞時代的英國，因「天擇」而演化的觀念定會引爆眾怒。不只是那些頑固保守的僧侶，甚至那些跟他交情匪淺的科學菁英和名流士紳，都會厭惡唾棄這個觀念。
然而對華萊士而言，情況則稍有不同。如達爾文一般，他也知道一個振振有辭的演化理論，會讓國會大樓裏的諸公皺起眉頭，高級俱樂部裏體面的傢伙會嚥不下他們的雪利酒。但華萊士不像達爾文，他年紀輕輕、一貧如洗，沒什麼放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