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國載人太空船登陸月球之後，人類的文明已進一步擴展到外太空了。蘇俄天文學家卡達西夫認為：今日的人類文明，即將移居太陽系及銀河系的其他星球了。」
十七世紀，培根爵士已研究了未來的需求，並做了貴族哲學式的評價。培根的理念十分令人吃驚，然而它們都是建立和現代和未來文明之上，它們促成了科學革命，諸如工業革命等等。那是在此理念之後一個半世紀的事，也是它的直接結果。培根簡單地談及科學的一般功能，是在尋求處理和造福人群，這個理念對我們而百，是相當的普遍，但在那個時代，卻是空前未聞的。在培根之前的時代，科學，或者另一種稱呼「自然哲學」，被認為具有相當不同的目的。如果認為科學和技術是息息相關的，或者認為它們應該有所關連，那真是粗俗而荒唐的事。所有的自然哲學是「學者」們的事，這些拘泥小節的思想家，被看成是古典的塞尼加型、著名的斯多亞里派的哲學家、以及尤其重要的「柏拉圖式」。
在培根之前的時代中，的確有過科學上的進展。伽利略透過自己原始的望遠鏡，觀察到木星有其自己的衛星，它們不是環繞地球，而是環繞著木星；哥白尼也證明了太陽是大陽系真正的中心。但是這些嚴正的資訊，並不被受過教育的公眾看成是真正的「科學」，許多基本問題佔據了以前世紀中的許多聰慧而多疑的心靈。什麼是最優秀的？痛苦是好的或是壞的？所有再件都是天定的嗎？我們能夠確信我們是一無所有嗎？一位聰明人會不快樂嗎？背離人權是應斥責的嗎？數個世代的有識之士，都在爭論這些問題，但始終沒有能被證實的結果，而一直積存在人類知識之中。十二世紀最令人崇敬的哲學家亞比賴德，是那個時代的典型，那時他宣稱辯證法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薩利斯堡的約翰，他是大主教貝提特的書記，在查訪一所哲學學校時，發現他們仍在爭論著三十年前的老問題。這些學者始終在兜著圈子，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他們以老太婆的裹腳布充塞這個世界，他們留下的如同他們發現的一樣愚昧外行。」
培根以前的科學理論，都被古典原理所限制，這些現念阻礙了知識的進展，將近兩千年之久。凱撒時代的一位傑出作家波西多牛斯，在一篇文章中冒險地引述了拱門的原理以及金屬的應用，當做人類對自然哲學的一些卑微祈求，塞尼加不接受這些陳述，把它當做一種侮辱，他認為自然哲學是和教導人們去設立橫越頭上的拱門、或者和金屬的應用完全無關的。真正的哲學家，並不在意他的頭上是否有拱門，或者是否會曝露在風雨之中，他絕不會研究金屬的用法，塞尼加的哲學教導我們，要無為而活，他的一頁手稿表現出培根之前的時代中對科學的態度：
「在我們這時代裏，也有此種透明窗子的發明，這些管道可以擴散暖空氣到建築物各部，簡言之，它實現了完美性，一個作家能和最快速的發言人保持步調，但此種玩意的發明，是最卑微奴工的單調工作；哲學依賴低層，去教導人民如何使用隻手，並不是她的事情，她的主要課題是塑造靈魂，否則，我們會被教導第一位鞋匠是一位哲學家哩！」
這些看法，幾乎說服了所有培根以前的有智之士和宗教權威人士，它強烈地受到亞里斯多德的影響，而被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支持著，如同羅素所言：「亞里斯多德在道德倫理上的偏見，被柏拉圖發揚光大，殘害了希臘的科學。」甚至阿基米德，這位古代最偉大的工程師，以他的致命機械發明，在海灣內守住羅馬軍隊達三年之久，也對此種工作感到有種罪惡感，那是高度心靈哲學的嚴厲所引起的。
培根在十五歲時離開劍橋三一學院，在老頑固約翰．懷基特的指引下，他滿懷小心眼的辯證教誨，甚至在那個時代，他被稱為具有深思熟慮的偉大哲學改革計畫，而使他的名聲喧噪了整個世紀。懷基特對培根的教誨，使得培根對柏拉圖式和亞里斯多德式的哲學學校恨之入骨，也使他的心靈成熟。他決定模倣柏拉圖寫下他對烏托邦的看法。這兩個烏托邦，一個是柏拉圖的「共和國」，一個是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表現了兩位偉人的理念世界，但是他們是多麼的天差地別呀！柏拉圖企望的是一個實質的、權威性的世界，有點像斯巴達的型式，每個公民都謹守自己的分內之地。而培根受伊麗莎白英國的進取資本主義的靈感，他想像一個商業和科學的東方社會，在那兒每個人都分享到企業成功的利益。
詳細比較這兩種哲學的差異之處，實在相當有趣。對柏拉圖而言，現代科學走向天文方面，是厭惡之事，他宣稱把天文學用在決定四季、用在農業和航海、或者用在別的實際用途、或甚至用在尋找瞭解宇宙，實在是哲學上粗俗的舉動和無價值的事。天體運動的知識對他來講，是毫無用處的，星座的形狀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必超越它們，我們必忽略它們，我們必能得到天文學，它就和粗繪的幾何圖一樣……天文的真正目的並不是使生命更加粗俗，而是提升心靈到尋求真智識的地步。」此種論調不為培根所認為，對培根來說，天文只在和真理與利益有關時才有用，他將柏拉圖的天文學比成普羅米修斯的母牛，「光潔形狀好看的獸皮，相當好看，但裡面充填的都是廢物，沒有什麼可吃的。」
柏拉圖發現文字的發明並沒多大貢獻，因為它只教會人們去遊手好閑、保有書籍、而不去記下它們的章節，一個人可擁有隨時想要資料，此種不可稱為「知道」任何事的人，柏拉圖所有的書藉，必須在閱讀之前，馬上拋棄，而憑自己去發展記憶，提高智慧能力。但是培根，可以想像得到，至少不能看出我們為何不需要記憶的技巧，對人類來說那是有用途的。他以走索和變戲法來比較它們，他說：「這兩種技藝說來都是一樣的，一個是濫用心靈，另一個是濫用身體，兩者都會使我們嘆為觀止，但都不會叫我們崇敬」。
柏拉圖也同樣瞧不起醫學。他沒有病弱的傷患。靠醫藥來拖延生命，對他來說是一種長死，此種虛弱的健康情形應允許他死去，此種人不適於赴戰場、搞政治或做研究，如果他們從事心理研究，定會頭昏眼花，而阻礙了嚴正的討論。柏拉圖不反對向戰場或意外事故的傷患施行外科手術，但對衰老疾病的病人，他就沒有同情心。
培根就沒有時間去管這些粗俗事，他認為應該中止病人的生命，使他安樂勝過痛苦，他自己沒興趣研究醫學，他要求去研究找出衰弱疾病癥候的緩和方法，由於柏拉圖引述荷馬的特性支持他自己的陳述，培根就以宣佈基督的治傷奇蹟來回敬。
柏拉圖和塞尼加的嚴肅哲學，支配了很長的時代。在這期間，人類的有智之士都被轉進錯誤的方向：貧窮是新奇的；奢侈就是罪惡；科學的推理只是在寬容；它的功能是在使才智定型，不是在提高物質享受、發現真理、或者在賺錢；明智的爭論是最傑出的活動，而且它不可受唯物主義所玷污。甚至在中世紀，這些理念被誤解成是古人的教誨，而受污染。奢侈和偽善相當活躍，除了但丁的少數觀點外，這些都不被看成是大罪惡，一個人所做的遠較他所說的來得不重要，這是古典哲學和舊約箴言的巧妙聯姻。教會領導人能以各種奢侈和健康來排列它們，喬治．歐威爾雙重思想的發現似乎應用在中世紀如同應用在我們時代一樣，他嘲笑那是某人的罪過。
此種普遍的心靈狀態能解釋許多事情，諸如解釋為何伽利略被教會人士所譴責，說他是粗俗而不敬神的人；它也解釋為何馬丁．路德會說哥白尼是個愚人，他的太陽系理論是反聖經且無法容忍的；卻很少人反對塞尼加。他寫了一本談論美德的小冊子，在寫作的日子當中，他頌讚貧窮，譭謗奢侈的罪惡。
在評估一位哲學家的價值時，也要將其個人的過失考慮在內，如此我們也就可以正大的承認培根也有不乾淨的政治經歷。他為了取悅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將一位花大半生時間為朋友培根尋找賺錢崗位的朋友，費勁地送上斷頭台；在詹姆士一世時，他曾監督對一位非國教牧師的拷問，一六二一年，他接受賄賂，遂失去議院中的崗位，但是不像塞尼加，他對文明的貢獻遠較個人的缺陷為大，在一千五百年後，塞尼加的教誨留給我們的，除了尚未解決且無意義的理論爭執外，什麼也沒有。培根時代之前的科學成就，輕視了古典哲學，而如我們所見，反被它所限制住了。但是在培根之後三百年間，由於其作品的影響所至，我們有了神奇便利的現代生活：電子、核能、電子計算機、高速公路、噴射機、太空旅行、以及豐富卓越的現代天文學與原子理論，我們可以量度最小的質點，治癒一些最嚴重的疾病，在數小時內橫越大洋，顯示出宇宙的邊緣——這一切，都由於三百年前一位腐敗政治家的主張，他認為尋求真理和利益，遠比爭論其字面意義來得有效。
培根自己根本不知道這些事，如果他被神奇地貯存在一九七○年代，仍比他的同代人來得傑出，但是他被認為是「知識就是權力」的創始人，他明白地看出技術如何地有所成就，而它會帶給人類利益，這是他的理想國，就是描述在出版於一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