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開始就延攬最優秀的人才，激盪出知識的火花。我想我們建立的這個團體，無論在廣度或素質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在歷史上任何科學組織中，都沒有看過像這樣的組合。
※※※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前不久，亞瑟從聖塔菲駕車西行，返回史丹福的家，車上滿載書籍和衣服。當時正值黃昏，壯麗的夕陽把新墨西哥沙漠染成一片紅色大地。「我心裡想：這景象太血腥而羅曼蒂克了，不可能是真的。」他笑著說。
「在聖塔菲研究院待了一年半後，我需要回家寫作和思考，釐清我的思緒。我的腦中充滿各種想法，在聖塔菲待一個月所學到的比我在史丹福一年學到的還多。這段經歷實在太豐富了，我離情依依，非常懷念逝去的這段時光，深深感受到離別的傷悲。眼前的美景——沙漠、夕陽、紅色大地，都讓我回想起，這一年半可能是我學術生涯的高潮，而現在一切都已結束。時光一去難再回頭，我知道聖塔菲後繼有人，我也還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再回去主持經濟研究計畫，但是我猜到時候聖塔菲就不是從前的聖塔菲了。我何其有幸，能在聖塔菲研究院的黃金時代參與其事。」亞瑟說。
複雜科學革命
三年後，史丹福人口研究暨經濟學研究院榮譽教授亞瑟坐在辦公室中，俯視著史丹福的林蔭小路，承認他還沒有完全釐清在聖塔菲的所見所聞。「時間愈久，我愈覺得這段經歷很可貴，但是我想聖塔菲的故事還在繼續發展。」他說。
基本上，聖塔菲研究院是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亞瑟說。沒有聖塔菲，許多事情仍然會發生，但是速度會慢很多。經濟學的研究正是如此。亞瑟說：「在一九八五年以前，似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開始四處尋覓，他們覺得過去獨領風騷的傳統新古典學派架構已經到了極限。過去，新古典學派理論容許經濟學家詳盡探討能以靜態均衡分析來檢驗的經濟問題，但是卻忽略了有關流程、演化和形態形成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沒有均衡狀態，偶發的意外比比皆是，歷史背景舉足輕重，而且適應和演化的過程可能永無止境的持續下去。當時經濟學的發展停滯不前，因為當代的風氣是，經濟理論如果不能完全以數學方程式表現，就不能稱之為經濟理論，而且經濟學家只懂得在均衡的條件工作分析。但是，有些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已經感覺到經濟學應該還有其他的發展方向。」
「聖塔菲正發揮了強力催化劑的功能。像漢恩及艾羅之類的一流人才，能在聖塔菲和賀南、安德森等人相互激盪，在很多次交流之後，他們明白，對啊！我們不一定都採用演繹法，而可以採用歸納法，我們可以快刀斬斷均衡的糾結，看看開放的演化過程，因為其他學門已經處理過很多類似的問題。聖塔菲提供了經濟學入門所需要了解的術語、類比和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聖塔菲為經濟學的不同觀點樹立了正當性。當人們開始口耳相傳：連艾羅、漢恩、沙金特及其他的一流學者都開始寫這類的論文時，那麼其他人要做這類的研究就更順理成章了。」
每次亞瑟參加經濟學會議時，都能看到這樣的跡象。「事實上，一直都有經濟學家對經濟的流程和變遷感興趣，」亞瑟說。早在一九二○和三○年代，偉大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就極力擁護這樣的觀念。「但是，我感覺過去五、六年來，抱持著這種想法的經濟學家變得比較有自信，他們不必再為只能以文字分析經濟變遷而辯解。他們火力強勁，技術高超，這個運動日益茁壯，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取得正統地位
這個運動當然也讓亞瑟的日子好過多了。他的報酬遞增觀念過去無人問津，現在卻有了一群信徒，各地的演講邀約紛紛湧至。一九八九年，「科學美國人」雜誌請他寫一篇專文討論報酬遞增，「這是我最興奮的事情之一。」他說。這篇在一九九○年二月號刊出的文章，使他贏得了當年國際熊彼德學會的最傑出演化經濟學研究獎。
一九八九年九月，聖塔菲召開了一個大型研討會，檢討經濟研究計畫的現況，艾羅的總結是最令亞瑟欣慰的評價。諷刺的是，在當時，亞瑟幾乎沒有聽見艾羅說的話。那天中午，當他穿過修道院的前門，準備去吃中飯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腳。下午，他強忍著疼痛坐在會議廳中聆聽總結，考夫曼大夫幫他把整個腳小心的包紮起來，前面椅子上還放了冰袋讓他敷腳。事實上，幾天後，當他違抗醫生、同事及妻子的勸告，堅持一跛一跛的去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Irkutsk）參加學術會議時，艾羅的談話才如五雷轟頂。
「這就好像你在半夜三點鐘醒來，突然靈光一閃，全然了悟。」亞瑟說：「飛機緩緩降落，有個傢伙在跑道上騎著腳踏車，揮舞著閃亮的短棒，指引我們計程車停車的方向。我回想艾羅在總結時說的話，突然就茅塞頓開。他說：『我想我們可以說，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標準理論之外，我們現在有了另一種形態的經濟學。』他很謙虛，不願把標準理論稱為艾羅—戴布諾系統（Arrow—Debreu system），但是基本上他指的是新古典學派的一般均衡理論。『所謂另一種形態的經濟學，也就是聖塔菲式的演化經濟學。』」他明白指出，這一年來，聖塔菲的經濟研究計畫顯現了研究經濟的另一種有效方式，足以和傳統經濟理論並駕齊驅。他說，並不是傳統的研究方法錯誤，而是我們發現了另一種檢視經濟體系的方式，新的研究方法正好與標準理論互補。他也說，我們不知道新的經濟理論將把我們帶向何處，但這是好的開始，而且他覺得這門新學問有趣而刺激。
「我高興極了。」亞瑟說：「但是，艾羅還提到另一件事。他把聖塔菲研究計畫和一九五○年代他參與的科爾思基金會（Cowles Foundation）研究計畫相提並論。他說，在目前這個階段，發展不到兩年的聖塔菲經濟學派，似乎要比處於同一個時期的科爾思基金會學派，更為人所接受。我聽了很訝異，而且覺得受寵若驚，因為科爾思基金會的那群人，如艾羅、庫普曼斯、戴布諾、克萊恩（Lawrence R. Klein）、賀維茲（Hurwicz）等，都是當時的經濟學界新貴，其中有四位已經得到諾貝爾獎，可能還有幾位是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他們是為後來的經濟學家訂定了研究方向的人，也是把經濟學全面翻新的一群人。」
牛頓式宇宙觀
從聖塔菲研究院的角度而言，在經濟學領域掀起巨變只是一部分工作，真正的任務是要催生視科學為整體的複雜科學革命。他們的追求或許到頭來只是一場虛幻，但是亞瑟相信，柯文、葛爾曼和其他人已經掌握了正確的議題。
「不是學科學的人常常以為科學是由演繹而生，事實上科學主要由隱喻而生，而且人們腦中的隱喻時時在改變。」亞瑟說。回顧過去，想想看自從牛頓以降，我們的世界觀發生了什麼變化？「十七世紀以前，世界就是樹木、疾病、人類的靈魂和行為，世界是混亂一片；天道也異常複雜，行星運轉的軌道似乎隨意不定，想要弄清楚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簡直是一門藝術。但是，在一六六○年代，牛頓出現了，他發明了幾條定律，設計了微分，突然之間，行星似乎就在簡單而可預測的軌道上運行了！」
「直到現在，牛頓的發現仍對人類精神層面有難以置信的深遠影響。」亞瑟說：「上帝的居所，『天』道已經可以解釋了，我們不再需要天使來照管一切，不再需要上帝來使萬事萬物各在其位。所以一旦沒有了上帝，這個世紀就變得比較世俗。然而，當人們面對蛇蠍和地震、暴風雨和瘟疫時，內心深處仍然渴求一種能主宰一切的力量。所以啟蒙運動興起，從一六八○年直到十八世紀初，人們開始尊崇自然的力量。如果你什麼也不管，大自然自會想辦法讓每件事運作良好，符合共同的利益。」
亞瑟說，行星的規律運行就變成這個時期的重要隱喻：簡單、規律、牛頓式、能自行運轉的機器。而牛頓物理學也就成為之後兩個半世紀化約論科學的典範。「化約論科學的說法是：嘿！這個世界既混亂又複雜。但是，你看！只要兩、三個定律就可以把一切簡化為簡單的不得了的系統！」
簡單中蘊藏複雜
「所以，其餘的就要靠亞當史密斯了，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高峰期，他在愛丁堡探究經濟體系背後的機制。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亞當史密斯主張：如果你放任人們追求自我利益，供給和需求的那雙『看不見的手』自然會讓一切符合大眾的共同利益。」顯然，這不是亞當史密斯理論的全部，他還指出了像勞工疏離感和被剝削等令人困擾的問題。但他的牛頓式經濟觀簡潔有力，而且一語中的，從此就獨霸西方經濟思潮。
亞瑟說：「亞當史密斯的想法光芒四射，我們都為之目眩神迷。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包定（Kenneth Boulding）問我：『在經濟學的領域，你想做什麼？』我當時年輕氣盛，毫不客氣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