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牌、高爾夫、槌球、西洋棋、圍棋、西洋跳棋，只要你說得出名字的玩意，他都會玩。但是，很久以前對賀南而言，這些遊戲就已經不只是遊戲而已。他開始注意到有些遊戲有一種特殊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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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議程，經濟會議的第二場演講會在第一天午餐後開始，然後持續整個下午。主講人是密西根大學的賀南（John H. Holland），講題是「全球經濟的適應性過程」。
現在，亞瑟已經作完演講，他開始對下一場演講感到好奇，不只是因為題目聽起來很有趣。那年秋天，賀南是聖塔菲研究院的另一名訪問學者，他們兩個人被安排同屋而居。但是賀南直到前一天深夜才抵達聖塔菲，當時亞瑟正好抓住最後機會，到修道院反覆練習第二天的演講。亞瑟沒有看到賀南，他只知道賀南是個電腦科學家，而且根據研究院的說法，他是個「非常好的人」。
研究院的說法似乎沒錯。當大家開始回座，賀南已經站上台，準備開始。他是個短小精悍、六十開外的中西部人，寬大、紅潤的臉上似乎隨時都掛滿笑容，高昂的聲音使他聽起來像個熱誠的研究生。亞瑟立刻對他產生好感。
賀南開始演講。幾分鐘內，亞瑟的瞌睡蟲立刻一掃而空，聚精會神的聆聽賀南演講。
永恆的新奇
賀南首先指出，經濟學是聖塔菲研究院所謂「複雜適應性系統」的絕佳範例。在大自然的世界裡，這類的系統包括腦子、免疫系統、生態、細胞、胚胎，以及螞蟻群等。在人類的世界裡，則包括像政黨或科學社群等文化及社會體系。一旦你學會如何辨識，你會發現這些體系無所不在。但是，無論在何處，這些系統似乎都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性。
第一，每一個系統都是許多「作用體」（agent）平行作用的網路。在腦部，作用體就是神經細胞；在生態系統，作用體就是物種；在細胞內，作用體就是像細胞核和粒線體（mitochondria）之類的細胞器（organelle）；在胚胎中，作用體是細胞，以此類推。在經濟體系中，作用體可能是個人或家庭；如果以經濟循環為例，作用體可能是公司；如果以國際貿易為例，作用體甚至可能是整個國家。但是無論在哪一種狀況，每一種作用體身處的環境都是它和系統中其他作用體互動之下的產物。作用體不斷發生作用，或對其他作用體起反應，因此，環境中幾乎沒有一件事是固定不變的。
賀南說，更重要的是，複雜適應性系統的控制功能非常分散。例如，我們的腦子裏沒有主要的神經元，發展中的胚胎也沒有主要的細胞。如果系統中有任何連貫性的行為，也必然是出於作用體之間的競爭和合作。即使在經濟體系中，亦復如此。問問任何一位想要振興經濟的美國總統吧，他會告訴你，不管華盛頓當局如何在利率、稅政和貨幣供給上大作文章，經濟體系的整體表現仍然依賴於——數以百萬計的個人每天所做的不計其數的經濟決定。
第二，複雜適應性系統在組織上有許多不同的層次，每一種層次的作用體都是更高層次作用體的基本單位。蛋白質、脂肪、核酸會組成細胞，一群細胞組成組織，組織集合而成器官，器官組合成有機體，許多的有機體就會形成生態系。在腦部，一群神經元會形成語言中樞，另一群神經元組成運動皮層，另一群再組成視覺皮層。同樣的，一群員工組成部門，許多部門組成公司、進而組成經濟部門（economic sector）、國家經濟、甚至世界經濟。
不斷修正和重組
賀南認為特別重要的是，當複雜適應性系統累積了相當的經驗後，會不斷的修正或重組它的基本單位。一代又一代的有機體經由演化的過程，修正並重組組織。當個人學習到不同的知識之後，他的腦袋會持續的加強或減弱神經元之間數不清的連繫。一家公司會擢升表現好的員工，並且為提升效率，重新安排組織圖。國家會簽訂新的貿易協定，並且結交新的盟友。
在更深入而根本的層面上，這一切學習、演化及適應的過程都如出一轍。無論在任何體系中，適應的基本機制之一就是修正和重組基本單位。
第三，所有的複雜適應性系統都能預期未來。顯然，經濟學家對這點絲毫不感驚訝。由於大家預期不景氣會持續下去，可能使許多人延後購買新車或度假，結果就更確保了持續的不景氣。石油短缺的預期心理，也可能導致原油市場上出現劇烈的買賣震盪，無論是不是真的會發生石油短缺。
但事實上，預期和預測的意義不只是人類的先見之明而已。從小小的細菌開始，每一種生物的基因中都隱含了預測的密碼：「在某種環境中，這種遺傳藍本所指定的有機體可能會表現得比較好。」同理，每一個有腦子的生物也都有數不清的隱含性預測，被譯成密碼存放在學習的資料庫中：在ABC的情況下，採取XYZ反應會比較有利。
一般而言，每一個複雜適應性系統都會根據它對於外界運作方式的假設，而不斷作預測。而且，這些內在的假設模型不只是被動的藍圖而已，它們其實異常活躍，就好像電腦程式中的副常式（subroutine），能夠在某種狀況下活過來，「執行」（產生）系統的行為。事實上，你可以把這種內在模型想像成行為的基本單位。而它們也就像其他的單位一樣，當系統獲得經驗時，可以被測試、精煉、重組。
均衡就等於死亡
最後，賀南說，複雜適應性系統通常會有很多利基，使每個作用體都能佔得一席之地。因此，在經濟的世界裡，電腦程式設計師、修水管的工人、鋼鐵廠、寵物店都各得其所，而雨林裏的樹獺和蝴蝶也各有其生存的空間。而且，每個位置被填滿的時候，也就為新的寄生蟲、新的掠奪者或被捕食者、新的共生夥伴，開啟了更多的位置。所以，系統不斷開創新的機會。這也就表示，要討論複雜適應性系統的均衡狀態，是毫無意義的事情，這種系統永遠也不會到達均衡狀態，而總是在不斷的發展、轉換。
事實上，如果這種系統真有一天達到均衡，那麼它的狀態將不只是穩定而已，而是死亡。此外，想像系統中的作用體能不能把它們的適應力或效用「發展到極限」，也是毫無意義。因為可能性太大，不可能找到極限。作用體所能做的最多只是相對於其他作用體的表現，儘可能改變或改善自己的行為。簡單的說，複雜適應性系統的特性就是永恆的新奇。
賀南說，難怪我們很難用傳統的數學方式來分析複雜適應性系統。像微積分或線性分析之類的傳統技巧，很適合描述在固定環境中不變的粒子；但是，如果真要深入了解經濟或複雜適應性系統，你需要的是強調內在模型、新基本單位的突現、以及多種作用體間頻繁互動關係的數學及電腦模擬技巧。
賀南一面演說，亞瑟一面振筆疾書。當賀南繼續形容在過去三十年來，他為了使這些概念更精確、更有用而發展出來的各種電腦技巧時，亞瑟作筆記的速度更快了。他說：「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整個下午我都目瞪口呆的坐在那裏。」不只是因為賀南的觀念正與他過去八年來研究的報酬遞增經濟學不謀而合，也不只是因為賀南關於利基的觀點，恰好就是他和考夫曼過去兩個星期從自動催化組獲得的啟發；而是賀南看事情的整個統一、清晰、持平的方式，會讓你拍拍額頭說：「當然是這樣！我怎麼沒有想到呢？」賀南的想法能使人有一種頓悟，而開始在腦中爆發更多的想法。
亞瑟說：「賀南一句一句的回答了多年來我一直自問的各種問題：什麼是適應？什麼是突現？還有很多我自己都不曉得的疑惑。」亞瑟還不清楚這一切要如何應用在經濟學上，事實上，當他環顧四周，他看到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如果不是根本懷疑，就是露出困惑的表情。（至少有一個人正在夢周公。）「但是，我相信賀南的研究要比我的研究複雜太多了。」他覺得，賀南的想法一定非常的重要。
惺惺相惜
當然聖塔菲研究院的想法也一樣。無論在出席經濟會議的學者眼中，賀南的觀念是多麼新奇古怪，事實上，賀南早就成為聖塔菲核心分子熟悉而深具影響力的人物。
賀南第一次到聖塔菲是在一九八五年，受邀參加法默和派卡德所籌畫的學術研討會，主題是「演化、遊戲和學習」（Evolution, Games, and Leaming）。（也就在這次會議中，法默、派卡德和考夫曼報告了他們模擬自動催化組的結果。）賀南的演講是談突現，演講進行得很順利，但是他記得有一位聽眾接二連三的問他一些尖銳的問題。那個傢伙頭髮花白，專注而略帶嘲諷的臉上，炯炯目光透過黑邊眼鏡直射過來。「我回答問題的時候有點不客氣。我不認識他，如果我知道他是誰，我大概早就嚇死了！」賀南說。這個人是葛爾曼。
無論賀南的回答是不是很粗魯，葛爾曼顯然很喜歡賀南的想法。不久之後，葛爾曼打電話給賀南，問他願不願意加入當時剛成立的聖塔菲諮詢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