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考夫曼了解這一切時，他肅然起敬。秩序再一次出現了，自然形成的秩序！真是太美了，筆墨都難以形容。但是，這是生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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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秋天，就在安德森和艾羅為經濟會議擬訂邀請名單的時候，柯文跟聖塔菲教區訂下三年的租約，承租坐落在蜿蜒的峽谷路上的克里斯多雷修道院（Christo Rey Convent）。這是一棟泥磚建的平房，緊鄰畫廊林立的昂貴地段。
差不多是時候了。要感謝從麥克阿瑟基金會等機構逐筆撥下來的營運基金，柯文和他的同事已經開始為研究院僱用了幾名職員，職員迫切的需要自己的辦公室。更重要的是，經濟會議馬上就要召開，其他還有好幾個研討會也在籌畫中，研究院急需一點辦公的空間，以便有學者來訪時，能讓他們有張桌子和電話可用。柯文覺得修道院雖小，但是還可以用，租金更便宜得讓人捨不得放棄。於是，在一九八七年二月，研究院正式喬遷，幾天內，就把這小小的空間給擠滿了。
混沌一片
擁擠的情況從來沒有什麼改善。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亞瑟第一次踏進聖塔菲研究院大門的時候，差不多跌撞到櫃台接待員的桌上，這張桌子就擠在入口處，離敞開的大門幾乎只有一英寸。走廊堆滿了書籍和文件的紙箱，影印機塞在櫃子裏，有個職員根本就在走廊上辦公。這地方簡直是混沌一片，但亞瑟卻一見鍾情。
「沒有比這裡更適合我的地方了！」他說。在祥和、隱密及平靜中，這個雜亂的修道院同時也顯現一種知識的活力。活動部門主管理查森出來迎接，帶著他四處參觀，他們踩著起皺的、鋪了帆布的地板，欣賞門上可愛的手工藝、光可鑑人的燈罩以及巧奪天工的天花板裝飾。她告訴亞瑟怎麼走到艾森豪時期的廚房去倒咖啡：你得先穿過修道院院長辦公室，也就是現在柯文辦公的地方。過去的教堂現在是會議廳；從前是祭壇的另一端牆壁上，現在掛著一塊黑板，上面塗滿方程式和圖表，映照在彩色玻璃搖曳的光線中。她再帶他參觀狹小的到訪學者辦公室，那是由原本的修女寢室改裝而成的，辦公室中塞滿了廉價的金屬辦公桌及打字員用的椅子，窗外是沐浴在陽光中的庭院，還可以遠眺桑格累得克利斯托山脈（Sangre de Cristo Mountains）。
這是亞瑟第一次到新墨西哥州，他很快就陶醉在美景之中。環繞的遠山、沙漠的豔陽，晶瑩剔透的沙漠景色所帶給他的震撼，不下於畫家與攝影家初見此景時的悸動。但是，他立刻感覺到這修道院有一種特別的魔力。「整個氣氛令人難以置信，」亞瑟說：「當我看到公開陳列的各種書籍、四處散見的各種論文，自由、無拘無束的氣氛，我簡直不能相信世界上還有像這樣的地方。」他開始覺得這次的經濟研討會將會非常刺激。
一見如故
到訪的學者陸續三、兩個一組的被塞進辦公室裏，一張張手寫的紙片張貼在門口作為名牌。有一間辦公室的門上貼著一個亞瑟很感興趣的名字：來自賓州大學的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兩年前在布魯塞爾的學術會議中，亞瑟和考夫曼匆匆見過一次面，當時考夫曼談到成長中的胚胎細胞，令他印象深刻。他的論點是，細胞傳送出化學訊息後，帶動其他胚胎中細胞的發展，因此產生出一致的有機體，而不只是一團原形質。這和亞瑟的人類社會是自我統一、相互支持的互動關係的想法，不謀而合。他還記得回家的時候，他告訴太太蘇珊：「我剛聽了生平所聽過最精採的一次演講！」
所以，他一安頓妥當，就晃到考夫曼的辦公室。他說：嗨，你還記得我們兩年前碰過面嗎？
嗯，不記得，事實上考夫曼忘了。但是，請進！有著古銅色皮膚、捲髮及加州人特有的輕鬆，四十八歲的考夫曼非常平易近人。亞瑟也一樣，他那天早上心情好得見到誰都高興。兩人一見如故。亞瑟說：「考夫曼是個很溫暖的人，讓你見到他就想擁抱，而我通常不會見了人就想擁抱。但他就是這麼討人喜歡！」
當然，他們很快就開始討論經濟學。會議召開在即，他們自然十分關心這個話題，但是他們一點都無法預料會議中可能的狀況。亞瑟開始告訴考夫曼一點他在報酬遞增方面的研究。亞瑟笑著說：「這可給了考夫曼一個大好機會把我逼到死角，並且告訴我他最新的想法。」
亞瑟很快發現，考夫曼是個創意十足的人，就好像腦中源源湧現各種旋律的作曲家。他的新點子層出不窮，說的時候遠比聽的時候多。把想法大聲說出來，似乎是他思考的一種方式。然後他會繼續談他的想法、談他的想法……。
震懾人心的美景
前一年，考夫曼在聖塔菲到處出沒，研究院的人對他的行徑早就見怪不怪。考夫曼的父親是個在房地產和保險業累積了一小筆財富的羅馬尼亞移民，因此，他是少數有能力在聖塔菲另設一個家、每年都在這裡住上半年的科學家。每一次的研究院籌備會議，考夫曼都會以他充滿自信的男中音，滔滔不絕的提出一堆建議。每次研討會的問答時間，也都會聽到他大聲對那次的議題建言：「我們想像有一組燈泡隨意連接在一起，然後……」會議中間的休息時段，更會聽到他到處找人談他的新想法。傳說還有人聽過他對修理影印機的工人大談他在理論生物學方面的一些見解。如果沒有客人來訪，他也會很快抓住離他最近的一位同事，巨細靡遺的重複一遍他已經講了一百遍的東西。
這一切已經足以把他最好的朋友趕跑，大嚷著受不了了。更糟糕的是，考夫曼因此就以過度自大、喋喋不休和缺乏安全感而出名，儘管有些同事立刻補充說明，他們還是很喜歡考夫曼。不管大家對考夫曼的觀感如何，考夫曼就是考夫曼。二十五年來，他都一直牢牢抓住一個美景不放——在他眼中，這美景震懾人心、美麗絕倫，令他無法自己。
只能以「秩序」來形容他的觀念，但是秩序還不足以捕捉住他真正的想法。聽考夫曼談秩序，就好像聽到有人用數學、邏輯和科學的語言，來表達原始的神祕主義一樣。對考夫曼而言，秩序能解開人類存在的謎團，解釋為什麼在一個似乎由意外、混亂及盲目的自然法則所主宰的宇宙中，還可能出現像我們這樣活生生、會思考的生物。對考夫曼而言，「秩序」告訴我們，人類可能確實是大自然的一個偶發的意外，但同時又不止是一個意外。
考夫曼總是會趕快補充，達爾文完全正確：人類和其他生物是四十億年來隨機的突變、災難及生存競爭下的結果，人類不是神蹟，也不是太空異形。但是他強調，達爾文的天演論也不能盡得全貌，達爾文不懂自我組織的道理——物質會不斷自我組織成更複雜的結構，甚至在面對熱力學第二定律中無盡的毀滅力量時，亦復如此。達爾文也不知道秩序和自我組織的力量之於生命系統的創造，正如同它們對雪花形成或滾滾熱湯內的對流所造成的影響。所以，事實上生命的故事是由意外和偶發事件所堆砌而成，考夫曼說，但它同時也是秩序的故事：由內在、深層的創造力所編織而成的大自然織錦。
「我真喜歡這個故事，」考夫曼說：「我一輩子都在想辦法把這個故事說清楚。」
秩序之謎
走在全球任何一所科學機構的走廊上，幾乎沒走多遠就會看到貼著愛因斯坦海報的辦公室：愛因斯坦裹在大衣中，心不在焉的穿過普林斯頓的雪地；愛因斯坦充滿感情的注視著鏡頭，破舊的毛衣領子上夾著一枝鋼筆；愛因斯坦露出捉狹的笑容，對著全世界伸舌頭。這位相對論的創造者幾乎是全世界共通的科學英雄，他象徵深刻的思考和自由的創作精神。
早在一九五○年代，愛因斯坦就是少年考夫曼心目中的英雄。「我非常欣賞愛因斯坦，」他說：「不，我不應該用欣賞這個字眼。我應該說喜愛，我喜歡他把理論看成人類心靈的自由創作，把科學看作是探究魔鬼的祕密。」愛因斯坦以魔鬼來隱喻宇宙創造者。考夫曼特別記得他第一次接觸到愛因斯坦的觀念是在一九五四年，當時他十五歲，在一本暢銷書上讀到關於愛因斯坦及英菲爾（Leopold Infeld）共同提出的相對論之起源。「我激動得以為自己看得懂。愛因斯坦的發明天才和自由的心靈，使他能在腦中創造出一個世界，我當時覺得有人能做到這樣，真是太美妙了。我還記得愛因斯坦在一九五五年去世的時候，我哭了，好像失掉了一個老朋友。」
在讀那本書以前，考夫曼一直是個不拿A就拿B的好學生。從此，他的熱情被點燃了，但不一定是對科學的熱情，他並不覺得一定要亦步亦趨的追隨愛因斯坦的腳步，但是他確實感覺到同樣強烈的慾望，想一窺宇宙深層的奧祕。「當你注視著立體派藝術家的創作，看到裡面隱藏的結構時——那就是我想一探究竟的東西。」當時他立刻表現出來的興趣完全不在科學方面，少年考夫曼熱切渴望成為劇作家，去探究人類靈魂的光明及黑暗面。他的第一個嘗試是和高中英文老師托德合寫了一齣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