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的原因
是什麼使人產生了偏見呢？偏見是正常的，還是不正常的？進化的心理學家認為，動物對在基因上與其相近的其他動物具有強烈的認同感，而對在基因上與其不同的其他動物具有強烈的懼怕感和厭惡感，即使這些動物並沒有傷害他們。因而，偏見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類生物進化機制的一個有機部分。正是這種機制使得人們熱愛家庭、熱愛同胞，而對外人懷有敵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作為人類，我們區別於低等動物；人類的本性可能是善良、開放、合作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偏見就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文化（父母、社區、媒體）在有意無意中教育了我們，讓我們把一些負面的特徵和歸因強加在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身上的。
雖然人類繼承了使我們日後易於接受偏見行為的生物傾向，沒人能夠肯定偏見是否是人類生物構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都認為，人們應該掌握偏見的特質——要麼是通過模仿其他人的態度與行為，要麼是通過我們構建心理現實的方式。正如我們瞭解到的，偏見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深嵌於人類自我辯解的需要之中。例如，在前兩章裏我們看到，如果我們對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做了殘酷的事情，就會詆毀那個人或那個群體，以便為我們的殘酷辯解。如果我們能使自己深信那些人是無用的、低能的、愚蠢的和不道德的，這將幫助我們擺脫因奴役他們、屠殺他們、使他們得不到公平教育而產生的不道德感。然後，我們還可以繼續到教堂做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因為我們所傷害的不是人類同伴。的確，若我們再狡辯一些，甚至可以使自己深信，野蠻地屠殺老人、婦女和兒童是基督徒的美德——就像當年十字軍戰士所做的那樣，他們在前往聖地的途中，以耶穌的名義屠殺了許多歐洲猶太人。而且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自我辯解的行為加劇了後來的暴行。當然，除了自我辯解需要外，人類還有其他需要，比如地位和權力的需要。
因而，一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人可能需要一個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更低的少數團體的存在，這樣他才能體會到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一些研究證明，對一個人的偏見程度的最好預測指標是他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興衰。例如，珍妮佛．克羅克及其同事發現，來自社會低層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比來自社會地位高一些階層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對其他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表現出的偏見和蔑視都更多。同樣，研究者在調查白人對黑人的偏見或異教徒對猶太人的偏見時發現，一個社會地位低下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會地位高或不斷上升的人更容易產生偏見。此外，研究者還發現，在教育、收入、職業方面處於或接近底層的白人，不僅對黑人的敵意最深，而且他們為了阻止學校取消種族隔離，最喜歡訴諸暴力。
這些發現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們偏見更大，是由於下面的原因嗎？一、他們需要一些比自己更低的人以顯示自己優越；二、他們最強烈地感到，在工作競爭中，少數團體成員是他們最直接的競爭對手；三、他們比大多數人更易受到挫折，因此他們更具有攻擊性；四、缺乏教育增加了他們簡單刻板地看世界的可能性。要搞清究竟哪些變因起作用是很難的，不過，上述每種現象都對偏見起了一定的作用，這看來是真實的。的確，偏見絕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下面讓我們看看偏見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什麼。
在本章中，我們將認識偏見的四個基本因素：一、經濟和政治的競爭或衝突；二、轉移攻擊目標；三、人格需要；四、對現存的社會規範的遵從。這四個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時發生作用的。但是確定每個原因的重要程度極為有用，因為我們採用什麼方法減少偏見取決於我們認為什麼是產生偏見的主要原因。舉例來說，如果我認為偏執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將絕望地攤開雙手得出結論：我們不能對每個人進行深度的心理治療，大多數有偏見的人將永遠懷有偏見。這會使我嘲笑那些企圖通過減少競爭或中和遵從壓力來減少偏見的嘗試。
經濟和政治的競爭
偏見可被看做是經濟和政治力量的結果。根據這一觀點，假定資源是有限的，統治團體為了得到更多的物質利益，會儘量剝削或詆毀少數團體。當世道艱難，在相互排斥的目標上存在衝突時，偏見態度很容易滋長起來，而不管這些目標有關經濟、政治，還是意識形態。因此，由於就業名額有限，白人和墨西哥裔美國移民工人之間存在偏見；由於領土劃分存在爭議，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存在偏見；由於奴隸制的廢除，美國南方人或北方人之間存在偏見。只要看看某些行業工會多年來取得的成功便會發現，從歧視中得到的經濟效益是很明顯的。這些工會拒絕接受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成員為會員，從而把這些人排斥在他們一手控制的相對高薪職業之外。例如：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民權運動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重大發展的時期。但在一九六六年，在所有由行業控制的學徒中，只有二．七％是黑人，只比前一個十年增長了一％。此外，在六十年代中期，美國勞工部在個主要城市的水管工、汽車裝配工、鋼板工、石匠、車工、油漆工、玻璃工和管理工程師等行會，調查少數民族會員的情況。結果在四個城市裏未發現一名黑人會員。顯然，偏見保護了某些人的利益。雖然在過去的三十年間，開明的立法和社會進步使這些統計數字有了很大變化，但對於少數民族團體來說依然遠遠沒有達到公正的地步。
隨著對日益減少的工作機會的競爭的加劇，歧視、偏見和負面的刻板化也顯著增加。約翰．朵拉德在他早年對一個小工業城市的偏見的調查中，描寫到：雖然在城裏一開始對德國人並沒有明顯的偏見，但隨著工作機會的減少，偏見便出現了。
來自附近農場的當地白人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新移民，藐視和詆毀這些德國人，並且具有一種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德國人進行攻擊的主要因素是當地木器廠中的職業和地位的競爭。隨著德國人的到來當地白人感到德國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由於時事艱難，當地白人找到了譴責德國人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出現為更加有限的工作增加了競爭對手。當地人對德國人似乎並無傳統的偏見，只是由於對新移民的普遍疑心，使得他們對德國人的敵意一觸即發。
同樣，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人對中國移民的偏見、暴行和負面的刻板印象隨著經濟競爭的變化而大起大落。例如，當中國人試圖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金礦時，他們被描繪成「邪惡和墮落」、「全是饕餮之徒」、「嗜血而野蠻」。然而，十年後，當中國人願意接受修建橫貫美洲大陸鐵路的危險而艱苦的工作——白種美國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時，中國人就被描繪成樸實、勤勞、奉公守法的人。的確，參與修建西部鐵路的大財閥之一的查理斯．克羅克寫到，「他們與白人一樣優秀」他們令人信賴，富有聰明才智，信守合同。鐵路修完後，工作數量減少了。隨著內戰的結束，大批士兵湧入擁擠的求職大軍，對中國人的負面態度戲劇般陡增：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變為「罪犯」、「教唆犯」、「詭計多端」和「愚昧無知」。
這些資料表明，競爭和衝突滋生了偏見。此外，這種現象超越了純粹的歷史意義；它似乎具有持久的心理作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進行的調查中，多數反黑人的偏見都出自社會經濟地位剛剛高於黑人的團體。而且，這種傾向在黑人和白人激烈競爭工作機會的情況下尤為明顯。與此同時，對這些資料的解釋還存有兩可之處，因為在一些例子中，競爭這一變數經常和其他變數（如教育水準、家庭背景）糾纏在一起。
為了斷定是否競爭本身引起偏見，還必須進行實驗。怎麼做呢？如果競爭和衝突引起偏見，那麼在實驗室裏製造偏見是有可能的。可以使用簡單的方法完成這樣的實驗：一、隨機地把來自背景不同的人安排在兩個組裏；二、任一選擇某一標準將這兩個組區分開來；三、將兩個組置於相互競爭的情境中；四、找出偏見的證據。馬札夫．謝里夫及其同事已在童子軍夏令營的自然環境中做了這樣的實驗。被試人是十二歲的正常男孩，他們被隨機地安排在兩個組裏：鷹組和響尾蛇組。主要通過安排活動使每個組員都高度互相依賴，教會每個組內的孩子學會互相合作。例如，在每組裏，大家一起為跳水搭建跳臺、一起準備食物、搭繩橋等等。
在每個組內部，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感情逐漸加強後，使兩個組發生競爭。研究者們安排了一系列競爭性的活動：橄欖球、棒球和拔河。為增強比賽的激烈程度，得勝隊可獲得獎賞，這會在遊戲當中引發一些敵意和怨恨。除此之外，研究者不惜設想出一套相當「惡毒」的計劃，將兩組置於特別設計的情境中以加劇衝突。其中有個情境是，安排一次營地晚會，讓鷹組比響尾蛇組提前很多時間到達。而晚餐是由兩種不同的食物組成，一種食物新鮮、誘人、讓人食慾大增，而另一種食物已被壓癟，看上去爛嘰嘰的，讓人倒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