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會性動物，這一事實使得我們生活在兩種準則相互矛盾的狀態中——一種是與個性有關的準則，另一種是與從眾有關的準則。詹姆斯．瑟伯在下面這段文字裏很傳神地描述了人的一種從眾現象：
突然，一個人跑了起來。也許是他猛然想起了與情人的約會，現在已經過時很久了。不管他想些什麼吧，反正他在大街上跑了起來，向東跑去（可能是去馬拉莫飯店，那裏是男女情人見面的最佳地點）。另一個人也跑了起來，這可能是個興致勃勃的報童。第三個人，一個有急事的胖胖的紳士，也小跑了起來。
十分鐘之內，這條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跑了起來。嘈雜的聲音逐漸清晰了，可以聽清「大堤」這個詞。「決堤了！」這充滿恐懼的聲音，可能是電車上的一位老婦人喊的，或許是一個交通警說的，也可能是一個小男孩說的。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說的，也沒有人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兩千多人都突然潰逃起來。「向東！」人群喊了起來東邊遠離大河，東邊安全。「向東去！向東去！」一個又高又瘦、目光嚴厲、神色堅定的婦女從我身邊擦過，跑到馬路中央。而我呢？雖然所有的人都在喊叫，我卻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費了好大勁才趕上這個婦女，別看她已經快六十歲了，可跑起來倒很輕鬆，姿勢優美，看上去還相當健壯。「這是怎麼了？」我氣喘吁吁地問她，她匆匆地瞥了我一眼，然後又向前面望去，並且稍稍加大了步子，對我說：「別問我，問上帝去！」
瑟伯的這段描寫，雖然有些可笑，卻很恰當地說明了人的從眾現象。一兩個人，由於自己的某種原因開始跑起來，沒多久，所有的人都跑了起來，為什麼呢？因為別人在跑。按照瑟伯的故事，當跑的人終於弄清楚大堤根本沒有決口時，他們會感到自己非常傻。但是，如果他們不遵從別人、不跑，而大堤真的決了口，他們就會感到自己更傻了！從眾行為是好還是不好？乍一看，這個問題是可笑的，但「從眾」這個詞的確帶有評價意義——個性強、不從眾的人被認為是「完善」的人。看到「完善」一詞，人們立刻就會想起丹尼爾．布恩（傳說中的開發西部的英雄，譯者注）：夕陽西下，英雄肩挎來福槍站在高高的山頂上，微風吹拂著他的頭髮。然而，從眾者卻被認為是「不完善」的人，這個詞會使人想起麥迪森大街的那些廣告員，身著灰法蘭絨服，頭戴卷邊低平頂帽，挾著公事包，看上去好像是從一個模子裏做出來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使用引起不同聯想的同義詞，譬如：用「偏離者」代表個性強的、不從眾的人，用「遵守常規者」代表從眾的人。無論如何，「偏離者」這個詞不會使人想起站在山頂上的丹尼爾．布恩，「遵守常規者」一詞也不會使人想到麥迪森大街上的廣告員。
更進一步看，就會發現社會對從眾和不從眾這兩者的喜愛程度似乎不同。例如：五十年代有一本最暢銷的書是約翰．甘迺迪寫的《無畏的人》。在這本書裏，作者歌頌了幾位政治家抵抗強大壓力、拒絕從眾的勇氣。在另一種意義上說，作者歌頌的是那種拒絕順從常規的人，那種拒絕按本政黨或選民的要求去投票或行事的人。雖然他們的行為在很久以後得到了甘迺迪的讚頌，但在當時，他們的同輩人對他們這種行為的反應卻遠不是肯定的。不從眾者在其不從眾行為發生之後很久，才可能受到歷史學家的讚頌，或在文學作品及電影中被當作偶像來崇拜。但在當時，那些要求他們服從的人則極力反對他們。許多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強有力地支持了這一觀點，其中一個實驗是由斯坦利．沙赫特做的。在實驗中有幾組學生，每組都要討論一個叫約翰尼的少年犯的犯罪史。組內每個成員都要閱讀約翰尼的犯罪記錄，讀完後要求每個小組進行討論，並從一張表格上所列的幾個處理方案中選出一個。這張表格上的處理方案從「最寬大處理」直到「最嚴厲的處理」共有好幾種。一個小組有九名成員，其中六名是真正的被試人，三名是實驗者的助手。這三名助手按照事先的安排，每人在組裏扮演一個已事先精心演練過的角色。一個人扮演隨大流者，他採取的態度是遵從六名被試人的多數意見；一個扮演偏離者，他採取與小組成員的一般傾向正相反的態度，一個扮演游移者，他最初的態度與偏離者相同，後來在討論過程中又逐漸滑向隨大流者的從眾態度。實驗結果清楚地表明，遵從小組常規的隨大流者最受歡迎，最不受歡迎的是偏離者。在最近的一項實驗中，艾瑞魯格蘭斯基和丹那韋伯斯特發現當不從眾者在討論的最後時刻——也就是眾人覺得應當終止討論的時刻，提出異議，這會讓他們比早一些提出異議遭到更多的排斥。
這個實驗的結果表明：在有「法律」或常規的團體中，從眾者比不從眾者更受歡迎。顯然，在某些情況下，從眾是合乎人們心意的，不從眾會引起災禍。例如：假設我討厭做一個從眾者，於是，為了表示不從眾，我跳進汽車裏，沿著馬路左側行駛。其實，以此表現自己個性強、不隨俗，是很不合適的。如果這時你正好駕車從對面向我開來（你是遵守交通規則的），那你就太倒楣了。同時，設想一個十幾歲的反叛性強的女孩，她吸煙，夜不歸宿，偏偏和父母反對的男孩約會。她表現出來的獨立性遠不及她所表現出來的反遵從性強，因為她並不怎麼考慮自己，只是一味地反人們的期望而行之。
然而，並不是說從眾在任何時候都是最恰當的，不從眾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好的。在有些情況下，從眾會造成災禍和悲劇。在阿爾貝特施佩爾的回憶錄中就有這樣的例子。施佩爾是希特勒的首席顧問。在回憶錄中他描述了緊緊圍繞在希特勒周圍的一個集團，其從眾性之強，使該集團內部容不下半點不遵從行為。在這種氣氛中，即使最野蠻的行為也是最有理的，因為沒有人持異議。這就造成了所有人意見都一致的假象，使人不敢去想是否還有其他選擇餘地。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正常情況下，不正視現實的人很快就被周圍人的批評和嘲諷弄得老實了，可是在第三帝國裏，根本沒有這種矯正。相反，自我欺騙成倍地增加，就像進入了四壁都掛有哈哈鏡的大廳，與嚴酷的外部世界毫無聯繫的虛幻圖像相互反射好像就變成真的了。在這些哈哈鏡裏，什麼也看不見，只能看見反覆出現的自己的面孔。
另一個有些相似的例子，是關於尼克森及其「宮廷衛士」的水門事件。在高級政府部門工作的多數都是傀儡，他們不認真思考就發表騙人的誓言、銷毀證據並收買賄賂別人。其原因至少部分在於七十年代初就緊密圍繞在總統周圍的那個忠誠的集團，這種忠誠使得背離實際上變得不可思議。該集團一旦解散，某些人（如傑布、斯圖爾特、馬格魯法、理查．克蘭、戴斯特和派克．格雷）才驚異地發覺了自己的非法行為，好像做了一場噩夢。約翰．迪安這樣寫道：
「無論如何，當你清晨拿起報紙，讀了與昨天內容相同的頭版新聞時，你就開始相信今天的消息是真實的。這種效果使得白宮內一直彌漫著一種不正視現實的氣氛——什麼東西只要重複多次，就成真的了。例如：當新聞界要人與白宮官員的談話被竊聽一事被揭露後，有關人士否認不掉，便宣稱這是國家安全事務。我敢肯定，許多人都會相信安裝竊聽器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實際上並非如此，這種說法只不過是一種辯解而已，但你要知道，當他們這樣辯解的時候，他們，自己對此是堅信不疑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太空船「挑戰者號」在發射升空幾秒後爆炸了。七位宇航員，包括一位教師，在濃煙和火光中殞逝了。儘管經驗豐富的工程師事先曾因連接飛船火箭推進器的O型圈存在缺陷而百般反對，多次警告，但美國國家宇航局的官員還是作出了發射飛船的命令。他們是忽略了危險的存在，還是對宇航員的生命不屑一顧呢？我認為都不是。
一個可能性更大的解釋涉及到許多因素，是這些因素導致美國國家宇航局的決策程式出現重大失誤。首先，美國國家宇航局已經用同樣的設備成功地完成了二十多次發射任務。他們的自信隨著過去的輝煌而膨脹起來，所以很容易做出「發射」的決定。
第二，美國國家宇航局官員與公眾一樣，沉浸在圍繞第一位普通公民（女教師克裏斯特．麥考利夫）進入太空而引發的狂熱當中。
還有，根據阿裏克魯．格蘭斯基極具洞察力的分析，還有許多現實原因造成了美國國家宇航局官員成為自己良好願望的受害者：
（一）美國國家宇航局需要通過表現其高效與多產要求國會提供更多的預算；
（二）公眾對「教師進入太空」計劃懷有巨大的興趣；
（三）美國國家宇航局希望展示自己的科技能力。
鑒此，「按時發射無疑是一個比推遲發射更為眾望所歸的決定。任何關於系統有可能失誤的說法意味著需要花費更多的財力，而根據美國國家宇航局在節約開支方面的承諾，這個結論是毀滅性的。」
最後，在狂熱的氣氛中和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美國國家宇航局內沒有一位工作人員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