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倫敦—華爾街軸心在東面戰線上，重挫了日本經濟咄咄逼人的勢頭，在西面戰線上，打垮了東歐和蘇聯的經濟，德法的歐洲統一貨幣的夢想也隨著索羅斯的攪局而暫時擱淺，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滿之下，環顧四海之內，唯有瞧著蒸蒸日上的東南亞地區的「亞洲經濟模式」越來越不順眼。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大政方針，國家集中資源重點突破關鍵性領域，以出口為導向，人民高儲蓄為主要特色的發展模式，從七十年代開始，在東南亞地區迅速流行開來，其運行的效果是，各國經濟空前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穩步提升，絕對貧困人數快速下降。這種完全背離了「華盛頓共識」所極力推銷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著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興趣，嚴重阻撓了國際銀行家制定的「有控制的解體」這一基本戰略方針。
發動一場亞洲貨幣絞殺戰旨在達到的主要戰略目的是：敲碎「亞洲發展模式」這個招牌，讓亞洲貨幣對美元嚴重貶值，既壓低了美國的進口價格以便於操控通貨膨脹率，又可將亞洲國家的核心資產賤價拋售給歐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體」的執行進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亞洲國家對美元的需求。對經歷過金融風暴的亞洲國家來說，美元儲備在關鍵時刻是何等「寶貴」，慘痛的教訓會讓他們永遠不敢動拋棄美元儲備的念頭。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格魯曼的大作「亞洲奇蹟的迷思」一文發表在《外交事務》上，文章預言亞洲經濟必然會撞上高牆。文章所指出的如亞洲國家對生產率提高的投資普遍不足，僅靠擴大規模終會有其極限等觀點，當然都有道理。但問題是亞洲國家的起點普遍很低，發展的關鍵在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勢利導，揚長避短。這些問題本身也是這些國家快速上升勢頭中出現的自然現象，完全可能在發展過程中良性地得以解決。從格魯曼文章的效果來看，其作用相當於亞洲貨幣絞殺戰的信號彈。
國際銀行家的目標首先鎖定在泰國身上。
時代周刊曾採訪過一名曾直接導致泰銖狂貶的金融駭客，他的描述殘酷而又真實，「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著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為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
一九九四年以來，在人民幣和日元貶值的上下擠壓之下，泰國出口已顯疲弱，而與美元掛鉤的泰銖又被強勢美元拖到了極為空虛的程度，危機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時，大量外來的熱錢持續湧入，不斷推高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價格。與此同時，泰國的外匯儲備雖然有三百八十億美元之多，但其外債總額更高達一千零六十億美元，從一九九六年起，泰國淨流出的資金相當於其ＧＤＰ的八％。為對付通貨膨脹，泰國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這一措施，更使深陷債務的泰國的處境雪上加霜。
泰國只有一條出路了，那就是主動迅速地讓泰銖貶值。國際銀行家們估算，其損失主要在於美元債務變得更加昂貴，外匯儲備會減少一百億美元左右，但這種損失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對其果斷應對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復。但是金融駭客們斷定泰國政府必會拚死一戰，力保泰銖，決不會束手就擒的。
後來情況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金融駭客的判斷非常準確。與當年對付日本的情況不同，日本有著極其雄厚的金融實力和外匯存底，直接打擊日本貨幣無異於以卵擊石，所以國際銀行家採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採取了時間上的「遠距離」和「超視距」打擊，其效果恰如以二戰期間新的航空母艦戰術對付戰列艦一般，使日本巨型戰列艦強大的艦炮威力無從發揮就葬身海底。泰國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死拼陣地戰，戰略意圖完全暴露，戰術缺乏靈活性和突然性，最終的失敗是必然的。金融駭客在對付泰國和其它東南亞國家的戰役中，主要打擊方向是其貨幣本身，通過本幣遠期合約和股指期貨形成鉗形攻勢，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橫掃東南亞地區和韓國。
泰國在與金融駭客的交手的正面戰場全面失利之後，又錯誤地主動投入了ＩＭＦ的圈套。對「國際組織」的盲目信任，將國家的安危輕易交給外人來裁決，再次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錯誤。
巨額外債是發展中國家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治國與治家其實是同樣的道理，高負債必然導致經濟健康狀態的脆弱，當外界金融環境完全不可控的情況下，得以生存只能憑僥倖。在現實世界中，國際銀行家操縱著國際地緣政治的走勢，可以輕易使原來看起來很可靠的金融環境突然逆轉，從而大幅度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債務的負擔，金融駭客再乘勢發動猛攻，得手的概率相當大。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對可能遭到巨大而無形的倫敦—華爾街勢力的不宣而戰毫無心理準備。這是泰國金融戰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對敵人的主攻方向判斷完全錯誤，導致先敗於金融駭客，後慘遭ＩＭＦ宰割，相當於失敗了兩次。東南亞國家普遍重複了泰國的金融戰敗的過程。
狼自有狼的邏輯，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當索羅斯們在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銀行集團的策應之下開始獵殺行動之後，受傷倒地的獵物就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屠宰和拍賣，拍賣台下擠滿了垂涎三尺的歐美公司。
如果說收購一家公司進行分拆打包之後，賣給其它公司的投資銀行家能夠賺到幾億美元的話，分拆和拍賣一個主權國家的核心資產至少能賺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錢。
當亞洲國家企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區內國家時，理所當然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說，「我們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的適當機構，是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交給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為這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亞太區域的疆界」。美國財長薩默斯在紐約對日本協會致詞時堅持，「這種在危機時刻依賴區域援助的金融區域化觀念——存在著真正的風險」。他指出，這樣的做法會減少可以用來應付未來風暴的資源，也會削弱應付「跨洲危機」的能力。「這是我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作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為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迫於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日本財政部長三塚博表示，「國際貨幣基金會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將作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個輔助機構」。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將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將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幣。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將破壞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只得表示，「我們不至於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復甦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儘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並將繼續這麼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並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成立亞洲基金將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制於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產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有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為，在目前的貨幣交易制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只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麼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拋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是必須在正當的體制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制貨幣交易，使之透明化」。馬哈蒂爾隨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面圍剿。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