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荷蘭是小的——大致和葡萄牙差不多，這樣的小國是很難成為一個強大的殖民帝國的。一五○○年，荷蘭的人口約一百萬；一百五十年以後，人數翻了一番。雖然人少地狹，但它卻頗具實力：荷蘭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在十七世紀，約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這個比例高於歐洲任何國家。同時它還非常活躍：一位學者在一六二七年就提到荷蘭的陸路和水路交通的擁擠狀況，「就是在羅馬也沒有這麼多滿載著旅客的馬車，還有大大小小的無數船隻在全國各地縱橫交錯的運河上航行著。」更引人注目的則是大大小小的港口，都熙熙攘攘地聚集著許多船舶。到十六世紀六十年代，荷蘭就擁有一千八百多艘海船——是威尼斯在一個世紀以前鼎盛時期的六倍。其中，阿姆斯特丹就擁有五百多艘。但對於荷蘭的交通來說，整個海船隊還只是一個方面：專門從事鯡魚貿易的就有五百多艘船，大多停在各地的小港口，如霍倫、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等等。如今，這些小港口早已經被遺忘了。
又一個歐洲小國超越了自己，這一成果不僅體現了荷蘭內在的能力，也反映了它作為歐洲國家特有的強烈競爭意識。荷蘭人的成功，集中反映了他們在工作和經商過程中所具有的、在龜兔賽跑的寓言故事中烏龜所體現的精神。豐厚的戰利品和獎賞當然好，但以長遠目光來看（千萬不要忽視長期效益），最重要的還是從那些不起眼的、風險較低的小宗生意中獲取的利潤，它們會積少成多，而且從來都不會令人失望。
我們所說的荷蘭，在當年是荷蘭人所稱的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它是一個邦聯，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國和公國曾經是北歐最有生氣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區，後來卻成為封建諸侯討價還價和聯姻買賣中的抵押品和獎品。十七世紀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通過他父親腓力與阿拉貢國王費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的女兒胡安娜的婚姻關係，而當上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當上西班牙國王是在一五一六年，故此句開頭的「十七世紀」應為十六世紀。——譯註）查理的頭銜很多，其中包括勃艮第公國的君主（另一樁幸運聯盟所帶來的果實）。而勃艮第當時統治著低地國家。低地國家——包括荷蘭在內——當時是歐洲最富庶和最少民族偏見的地區之一，是工業、商業和思想交流的一個樞紐，早就擺脫了封建莊園主的奴役，習慣於經濟、學術和宗教信仰上的多樣性，可是由於上述的統治者曲曲折折的變遷，這時卻受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嚴緊束縛。西班牙統治者出於本國的歷史經驗教訓，決不能容忍自己的領地內存在著公開的新教活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衝突的根源。
荷蘭人竟然跟西班牙人交戰，這是歷史的嘲弄。低地國家（包括南北）本來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這些強悍的中產階級市民、海員、漁民和農民當時已充當著北歐商業的中間人。他們進口和再出口北海、斯堪的納維亞和東歐的初級產品，如糧食、木材、魚、油脂、焦油和毛皮。他們製造毛紡織品和混紡織品，而且是商業信貸和國際金融的能手。些耳德河（亦譯斯海爾德河、斯凱爾特河。——譯註）上的巨港安特衛普當時控制著新興的海洋貿易。它內聯歐洲廣大的腹地，外聯大西洋及其以外各地，超過了威尼斯、熱那亞之類的老商貿中心，成為新大陸及其他海外地區貨物的終極目的地。這些海船也許會先停靠裏斯本和塞維利亞，但最終駛至尼德蘭卸貨，這些貨物在那裏被吸收和加工處理，然後再轉售至世界各地。
另一方面，當時卻正是西班牙於世界稱霸之時。殖民地大量財富的流入，使西班牙王室實力空前殷實。西班牙成了歐洲最大強國，不能讓任何東西阻礙它的主張和野心。因此，當低地國家的那些身披羊毛衣衫的、令人心煩的荷蘭人膽敢跟西班牙身著絲綢的官員作對時，西班牙把他們看做是一批劣等無賴，要不惜財力和人力教訓他們，讓他們明白誰是主人。
那是財富和槍炮說話的世界。但在信仰方面，有兩件事激化了那一地區的衝突並影響到該地區的命運。第一件事是宗教狂熱和不容異己的態度在西班牙得勢，導致了一四九二年驅逐猶太人（稍後又同樣驅逐穆斯林）。許多猶太人逃到了以容忍著稱的低地國家，尋求和平及尊嚴。
宗教上的第二件大事，則是基督教的新教崛起，形成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和信仰體系。異端邪說的故事古已有之，但在一五一七年，當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條論綱》貼在維滕貝格的教堂大門上時，他就邁出了與天主教分離的第一步。基督教走向分裂。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好幾個國家的新教徒（繼英國的羅拉德派教徒之後）把聖經翻譯成本國的語言。人們自己讀聖經，開始獨立思考，一些未受神職的一般信徒也跟教士們一起參加造反。不少地區迅速接受了新教規，其中就包括低地國家，尤其是北部諸省，那裏的對天主教會持有異議的人們早就在探索自己的良知。
所以，當西班牙行政官員和教士來到北方時，他們見到了在西班牙早已根除了的宗教信仰上的多樣性和無政府狀態。這是他們無法容忍的。他們的反應是不顧民眾的憤怒和不聽許多人的善意勸告，而實行懲罰和鎮壓。無論如何，對的就是對的，不能崇拜什麼別的偶像而犧牲上帝（當然殖民地例外）。於是，西班牙人帶來了間諜密探、思想警察和軍隊，建立了低地國家的人從未聽說過的宗教裁判所（一五二二—一五二三年），下令處決了一批人以示警戒，從而激起了民憤和反抗。
不可避免的造反，是由北部諸省的加爾文派教徒（即所謂的海丐）領導的。南部諸省因絕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還比較順從。然而，即使是在南方，軍事管制和無孔不入的監視也使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受到損害。一五七六年，南部諸省與北方的新教同胞聯合起來，對西班牙入侵者作戰。入侵者則佔領了安特衛普和根特等重要城市，按照十六世紀的傳統戰爭模式洗劫它們。幾年之間，西班牙人就毀掉了安特衛普的繁華，引起了新的一輪逃亡。商人、織匠（他們把很有價值的「新摺飾」秘密帶到了英國）、猶太人和加爾文派教徒紛紛出走。天主教徒也相繼離開，因為他們明白了，在西班牙騎士橫行和天主教託缽修會修士四處窺探的環境下，即便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沒有什麼商業前途。
低地國家的南部屈服了，而北部諸省卻堅持鬥爭，到一六○九年已事實上贏得了獨立。加爾文派教徒在人口中並不佔多數，但領導起義的卻正是新教徒。在他們開始造反時，西班牙人就用刀劍和大炮鎮壓這些敢於反抗的民眾。可是當時的荷蘭人是用堅韌的金屬製成的，他們即使被壓彎了，也不會斷裂。他們學習了戰爭藝術。如同中世紀時庫特賴戰役中的佛蘭芒市民，莫爾加滕、森帕赫、繆拉特、多納赫等戰役中的瑞士農民，阿讓庫爾戰役中的英格蘭弓箭手以及反抗薩摩武士的日本農民一樣，這些荷蘭人也給恃強凌弱者上了一課，即弱小百姓也能打勝仗。
在這場鬥爭中，殿後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謹慎小心，對佔領者採取合作態度。直到起義者已經打贏了，它才站到爭取獨立者的一邊。靠了它的謹慎，也許正是由於它的謹慎，它徑直成為獨立的邦聯的首都和商業中心。它在道義上不足，卻靠常識得到了彌補。有時，沒有原則倒得了便宜。
在殖民擴張中，也是如此。起初，荷蘭人樂意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去流血廝殺和博取榮譽，自己則充當中間商、代理商、加工者和推銷商。但是，西班牙事實上兼並了葡萄牙之後，於一五八五年禁止荷蘭船舶駛進裏斯本和塞維利亞的港口，這就迫使荷蘭人這些精明的商人變成在國外海洋上拼搏的鬥士。
荷蘭人用間諜手段學習了知識。兩位關鍵的人物是海員、船長科爾涅利斯．德．豪特曼，和辦事員、旅行家兼地理學家耶恩．休根．范．林索登。兩人都在葡萄牙有關部門工作了多年，因為葡萄牙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幫助，卻沒有想到荷蘭人會從他們那裏搞情報。當這兩位背井離鄉者回到荷蘭時，他們帶回了有關東方陸地和海洋的寶貴信息，其中介紹了海岸、岩石和暗礁；島嶼和港口；航線、風向和潮流；季節性風暴和無風期；緯度和羅盤方位；預示陸地臨近的飛鳥；友情和敵情；以及葡萄牙人的強弱虛實。
於是荷蘭人出海遠航了。頭一批有六七艘船，返航時一些載了貨物，一些是空的。但主要的一點是，這證明他們可以遠航了。先成立了六家公司，後來又成立了四家，它們都決心要弄到東印度群島的香料和財寶。但是小公司顯然力不從心。於是它們經過說服而聯合起來。如同他們的聯合省形成邦聯一樣，團結起來有力量。就這樣，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即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年宣告成立。
荷蘭人原本是想靠商業賺錢，但卻發現在那個世界上貿易也是跟武力綁在一起的。不經當地的統治者或者他的代理人恩準，有錢也買不到香料，而那代理人也為他自己撈錢而操心。沒有一筆生意是牢靠的，因為當地的統治者可能把同一批貨賣給兩家。當地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