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當世界準備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周年時，各群體爭先恐後地讚美哥倫布及其偉大成就。在美國，有的人甚至願意稱美國為「哥倫比亞」（意為哥倫布的國度），有七十來個城鎮以及許多博覽會和互助組織以這位發現者的名字命名，義大利血統的人與西班牙裔人競相稱這個擁有功績與榮譽的發現者為自己的同胞（由於血統或歸化）。人們有理由期望慶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百周年（一八九二年）時盛大場面的重現：世界博覽會（哥倫布展覽會），各種紀念品，翌年發行豐富多彩的紀念郵票。
在那些日子裡，人們對紀念哥倫布感到喜氣洋洋，期望一九九二年的慶祝更宏大、更美好（五百周年自然應該強於四百周年）；但是，有些事甚至所有事都出了差錯。哥倫布從歷史成就的象徵和新大陸的助產士變為政治上的一個困惑。逐漸明朗的是——其實多年來就有一種隱隱的異議——許多人並不把這位海軍艦隊總司令看做英雄，不把歐洲人到達新大陸看做一個發現，不把這一事件的周年看做值得紀念的事情。
相反，哥倫布現在被描畫為卑鄙之徒；歐洲人被視為入侵者；當地的土著被視為無辜的、快樂的居民，他們被掠奪成性、身帶病菌的歐洲白人降為奴隸，最終被趕盡殺絕。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是分離主義者的大本營，其市政廳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向來以不虔敬（或虔敬方式不同）而著稱，這個市政廳將「哥倫布日」更名為「土著人日」，並提供了一部歌劇的兩場演出，劇名為《再一次迷路的哥倫布》，係土生土長的美國作曲家懷特．克勞德．伍弗豪克的作品。兩年後，為了證實自己的選擇，墨西哥決定發行紀念幣，紀念阿茲特克人（阿茲特克人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後遭到入侵者的屠殺和征服。——譯註）和「一種在藝術、科學和文化上令人難以置信的發達文明」。沒有對征服者的任何讚譽之辭。
現在，抹殺或扭轉歷史顯然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計劃撤離和回歸歐洲，哥倫布要尋退路已經太晚。但是，反哥倫布的情緒高漲，特別是標榜政治正確的組織尤其賣力，他們使慶祝活動顯得不恰當，像醒來就跳捷格舞（一種急迫輕快的舞蹈。——譯註）一樣。所以，沒有化裝遊行，沒有紀念品，沒有T恤衫當然沒有印著標語的T恤，沒有廠商讚助，沒有法律的重新制定（誰會同意呢？），沒有讚頌，沒有紀念郵票，沒有紀念幣，沒有獎品。華盛頓的國立美術館決定舉行其五百周年畫展時，平光紙印刷的厚厚的目錄中竟然沒有哥倫布。畫展包含著其他的世界，公元一四九二年前後發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卻被刻意忽略了。歷史被刪改了。
就像多數破除偶像推翻傳統的做法一樣，對哥倫布——更確切地說，對哥倫布到美洲後發生的一切——所進行的攻擊，包含著一些事實，一些謬誤，還有些不切題的議論。
事實在於，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之後土著居民的悲慘命運。除很少、很小或不起作用的例外，他們遭受了蔑視、暴力和殘暴虐待。歐洲人不知不覺帶給他們的病菌和病毒幾乎奪去了他們所有人的性命。他們的土地、文化和尊嚴喪失殆盡。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可慶祝的了。
謬誤在於，對發現一詞發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哥倫布如何能發現新大陸？這大陸本來就在那裏。當地人知道這塊土地，他們早就發現了它Jean Ziegler，La Victoire des vaincus，第一百零一頁，引用Juryi Rychten，Ajvanhu（波蘭譯文一九六六年版）一書中的一段話：那是一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前蘇聯小說，其中的西伯利亞主人公抱怨道，「我無法明白如何發現已經有人居住的土地——如果我到達雅庫茨克，然後宣布我發現了該城市，雅庫茨克人不會為這高興的。」（注意：這段話經過了幾重翻譯——從俄語到波蘭語到法語到英語。但我感到原義並沒有被歪曲。）（我們不會有新的哥倫布紀念郵票，但是一九九二年美國郵政署迅速發行了一枚紀念郵票，紀念美國印第安人的祖先、數萬年前抵達北美洲的亞洲人，這在政治上也無可非議）。而且，哥倫布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裏。公元一四九二年，是印第安土著發現了哥倫布。
當然他們發現了哥倫布，就像哥倫布發現了他們。相見本是雙向的。提到雙方，並不能證明甩掉其中一方是有理的。這種很有意思的吹毛求疵，也是數學上的主要問題之一。數學家發現、揭示了新的定理和證據。他稱這些為「真理」。是他發現了它們？或創造了它們？或者，它們本來就在那裏等待發現——就像保羅．厄爾多斯所說的，是聖經上刻著的永恆？或它們僅僅由於被發現才存在呢？這些都無關宏旨。數學家發現或創造了它們，數學思想和想像力因而改變。哥倫布的發現也如此：一旦消息傳了回來，人們對世界及世界上各民族的想法——人類的想像力——就永遠改變了。
不切題的議論在於，有些人認為，強調哥倫布的發現，就把世界交往和交流的進程歐洲化了，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會輕易引出歐洲必勝信念，使歷史學家只看重虛假的積極一面（地理發現的偉大時代），而忽略真實的消極一面（入侵的災難性後果）。
有些抱怨是對的，但好的歷史學家應保持自己的平衡。新大陸（對歐洲而言是新的）的開放是一個交流，但並不對稱。歐洲神靈式的顯現是問題的核心。正是歐洲開啟了地理大發現的進程，響應了大發現，確定了進一步開發的日程安排。在操作層面上講——誰對誰做了什麼——這是單向的。
從這些事件的偉大之處著眼，各個民族，不論大小，都力圖從中獲得聲譽。一旦杜撰出來，神話就不易戳穿。然而，英勇的「大發現」的神話並未得到學者的贊同——當然沒有得到專業研究方面的贊同。卡爾．索爾、伍德羅．博拉和加利福尼亞的經濟地理學派宣布，從考古發現的遺物來看，歐洲白人及他們攜帶的病菌（天花、流感等）的到來，導致二五○○萬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達九/十。自那以後，沒有人再能用自得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了。這種失望之情的一個例外是，基督教傳播到異教橫行、活人獻祭和吃人的世界，人們為此感恩不已。我本人絕不維護那些舊形式。然而，歷史學家必須注意到那些自願「超度」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提供了不同的價值觀念。
這些定名性的異議是一種贖罪和政治動員的形式。其目標是打破權威，而不是闡明觀點。其打擊對象是歐洲（西方）主導地位及其所得。其意願是：歸咎於犯罪者，引起良知，為補償正名。了解發生了什麼和為什麼，我們會得到新的啟示。
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並非偶然事件。歐洲在武器殺傷力上擁有絕對優勢。歐洲可以把武器送到船能抵達的任何地方；由於新的航海技術，歐洲的船隻可以到達任何地方。
現在，讓我們暫停一下，對這種不平等的更廣的涵義加以考慮。我要提出一個社會和政治關係的法則，即三個因素是不可能共存的：（一）權力的顯著懸殊；（二）私人掌握權力工具的可能；（三）群體和國家之間的平等。當一個群體強大到能對其他群體作威作福並從中獲利時，它將毫不猶豫地這樣做。即使國家不主張侵略，公司和個人也不會坐等許可。他們將為了自己的利益自行其是，拖挾著其他群體，包括國家，向前走。
這就是帝國主義（一個群體對其他群體的控制）為什麼與我們相提並論的原因。有人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世界由領土面積和實力不等的多種國家組成，我們不應認為強者總是控制和剝削弱者。這是正確的，但強國的剋制大多取決於力量的均勢。當有必要防止一國稱霸時，各國會聯合起來。因此，理性的計算會帶來克制。然而這種計算是脆弱的，有可能錯誤估計形勢。歐洲經歷許多個世紀才形成均勢，但這一均勢在半世紀兩度遭到挑戰，結果都很悲慘。最近的海灣戰爭同樣是這種計算錯誤（源於情報錯誤）的結果，它引起巨大反應的原因，則首先在於賭注（石油）事關重大，其次在於大家確信有必要確立人們通常所說的集體安全的原則。關於帝國主義的權力均勢模式，參見Landes，「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及「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mperialism」。這是人類深層動力的表現。還有一種更為優秀的情感：利他的動力、團結的理想和為人準則。（指《聖經》中所說的「欲人施於己者，己必施於人」。——譯註）然而，儘管這些高貴的理想為組織起來的宗教所認可和宣傳，卻很少付諸實施，而常遭違反。確實，這些高尚的原則，包括宗教原則，都曾在入侵中被祈求過。只有政治權威經過深思熟慮作出決定，不僅不採取恃強凌弱的行動，而且阻止群體成員參與，才能擋住這種動機。
中世紀的歐洲缺乏中央權威來做出這樣的決策。相反，多主權體之間的競爭給予個人參戰的廣闊機會，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