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幸運的，但幸運不過是一個開端。一○○○年前的人絕對意識不到，歐亞大陸西端的這塊凸出部分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用今天經濟歷史學家流行的術語來說，那時，歐洲擁有世界主導地位的可能性幾近於零。然而，五百年之後，這種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歐洲曾長期四面受敵，歷經入侵、搶劫和掠奪的痛苦。直到十世紀，才從中解脫出來。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或稱北歐海盜，曾駕駛著輕快帆船，穿過洶湧的海浪，駛進淺河，深入到內地搶劫掠奪，襲擊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入侵觸角遠至義大利和西西裏。另一部分人則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成為那裏的新統治階級（稱羅斯人〔Rus〕，俄羅斯〔Russia〕之名即由此而來，他們統治那塊憂傷的土地近七百年之久），最終幾乎穿透君士坦丁堡的城墻。
這些劫匪如此令人恐怖，他們手段之殘酷如此令人髮指（他們將嬰兒拋向空中，而後用長矛接住；或將嬰兒的頭在墻上撞碎來取樂），以至於當地人聽到海盜要來的消息，就嚇得拔腿跑散，他們的領袖、包括精神領袖，則帶著細軟匆忙逃亡。當地的神父們確實撰寫了新的禱文，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神壇並非理想的避難所，因為海盜知道戰利品在何處隱藏，他們上岸之後就直奔教堂和城堡。
來自海上的強盜還有撒拉遜人（摩爾人），他們穿越地中海，在阿爾卑斯山脈和藍岸地區安營紮寨，搶劫南歐和北歐之間的商路。他們行動快捷，難以靠近；他們駐地與他們的穆斯林老家由海路相連，難以征服。民間傳說，時至今日，阿爾卑斯高山上的某些居民膚色和外表還帶有馬格裏布人的特徵。
最後，行動迅捷的馬扎爾人，即匈牙利人，從東方的陸路入侵。他們講烏拉爾阿爾泰語（突厥語一旁支），這些亞洲異教徒一再入侵，一旦聽到歐洲內部衝突或王朝爭奪的消息，他們就選定侵略目標，從多瑙河邊的營地出發，曾一鼓作氣侵入到法蘭西東部或義大利山腳下。他們與北歐海盜不同：北歐海盜為了搜尋和掠奪更多的財物，往往在駐紮營地經營數年，甚至近乎固定地成為英格蘭部分地區、諾曼底（以他們的稱呼命名）、西西裏的統治者。而匈牙利人則在搶劫後用貨車和馱獸將戰利品和奴隸拉走，並不定居下來。
沒有人會永遠屈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歐洲人學會了對抗入侵者的襲擊，有時在領導人的指揮下，有時並無領導人的幫助，因為後者經常背著當地農民與入侵者達成某種交易。村民們並非在村外抵抗海盜，而是引他們入村，誘捕或從四面八方伏擊他們。這正是電影《神奇七人組》（The Magnificent Seven）的主題，影片並非受到古人的啟示。情境相似，就會有相似的戰術。匈牙利人進村極快，當地人來不及對付，但他們出村莊就慢了。這些傲慢而又包袱過重的侵略者遭到過幾次伏擊之後，終於感到有必要尋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撒拉遜人的解決辦法則是像在他們的穆斯林老家一樣，用軍隊護送將騾子和貨車（大篷車）撤走。簡言之，歐洲人的抵抗提高了侵略者付出的代價。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受到敵人總部所犯錯誤的協助。歷經多年，北方部落和匈牙利入侵者定居下來，並逐步馴化了。王國的宮廷代替了遊牧者的帳篷，他們的統治者也對那些昂首闊步、自視甚高的「將領」失望了。這些將領豢養著私人部隊，膽大妄為，四處掠奪戰利品；飛揚跋扈，威脅著和平。國王們不需要再豢養這些惹是生非的人了。危險與獎賞並存的生涯，也使這些流氓和海盜明白了，做國內剪羊毛的地主比到國外殺羊的軍閥獲利更多。
據稱，正是外來危險的消失才促使歐洲走上進步和發展之路。經典經濟學家認為，一旦機遇和安全條件具備，增長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礙，就自然會發展。其他人則爭辯說，免除入侵之憂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經濟增長與發展需要企業進取精神，但企業精神並非與生俱來。而且，中世紀的歐洲不乏對這種進取心的阻礙。
要了解這一進程的主要特徵，就必須把中世紀看做地中海——希臘、而後羅馬——所代表的古代歐洲與阿爾卑斯山脈和比利牛斯山脈以北的近代歐洲之間的橋梁。在中世紀的年代裡，一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新社會誕生了，並與其他文明截然分開，走上了獨特的發展道路。
確實，歐洲一直自視與東方的社會不同。民間傳說或舊派的上流人士認為，希臘與波斯人在薩拉米斯和溫泉關的大戰是東西方之間、自由城市（希臘人稱之為polis，politics一詞即來源於此）與貴族帝國之間、主權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擁有主權）和東方專制主義（所有人均負勞役）之間決戰的象徵。據稱，希臘人在此期間發明了民主一詞及其內涵。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儘管希臘奴隸制的存在和禁止婦女參與政治（當然並未禁止她們在公共場合出現），使這一概念的內涵大打折扣。
與希臘民主制和東方專制主義的對立相關的是，私有財產權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區別。確實，專制主義的顯著特徵是統治者被視為神或上天的代表，與其臣民顯然不同，只要高興，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著臣民的生死榮辱。統治者的觀點就是臣僕的觀點。軍事貴族擁有武器的壟斷權，一般民眾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們、激起他們的貪心甚至引起他們的注意。多看他們一眼，就屬無禮，將招致最嚴厲的懲罰。
當然，我們認識到，這種所有權的安排窒息了進取心，阻礙了發展。投入資金和勞動力的人為什麼不能持有自己所創造和獲取的財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話說，「反對財產權的法律就是反對工業的法律」。然而，在亞洲的專制君主看來，這種安排被看做是人類社會之天經地義：除增加統治者的歡樂以外，普通民眾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當然，不能讓老百姓自行其是。巴爾赫（中亞）人民的遭遇極具象徵意義。在他們的統治者離國與印度人作戰時，附近的遊牧民族利用這個機會佔領了他們的城市。居民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拚死保衛統治者和他們自己的家園，但他們的抵抗以失敗而告終。統治者回來並重新奪回了城市。當他聽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跡時，他斥責了他們。他訓斥說，戰爭不是他們的事，他們的責任是臣服任何統治他們的人，並交稅納糧。民眾領袖乖乖道歉，並發誓不再膽大妄為。
在這種氛圍下，經濟發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歐人的發明了。貴族（專制）帝國的特徵是壓制貿易和實業：當統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時，他們並未意識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價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從何而來？他們只是加重剝削和壓榨，從民眾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時他們判斷有誤，以至壓榨過重，引起逃亡、暴動甚至造反。儘管這些獨裁者自稱君權神授，但並不能保證千秋萬代。只有那些創造力多元化、創造力首先是來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會，才能著眼於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
古希臘人將自由民與非自由民截然分開，並非僅著眼於物質所得的標準（他們將經貿與希臘城裏享有部分公民權的外僑和其他下民相聯繫，並不特別看重經濟實力），甚至也並非僅從他們制度的優勢著眼，儘管他們認為其他制度錯誤，將其視為暴政。然而，希臘人也曾屈從於專制，尤其在亞歷山大所創建的及其亞洲、埃及繼任者所統治的帝國的時代；其後的羅馬人也同樣非常輕易地滑向了專制暴政。最終，古代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與東方文明有些相像——一個專制君主為首，領著一小撮由隨從、僕人和奴隸包圍著的權貴。但不過相像罷了。持不同政見者知道這是錯誤的，大聲疾呼，撰文討伐，並為自己的放肆而受到懲罰。共和的理想就這樣死去了。
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產權的概念尚有待於重新挖掘和認定。該時代——我們稱為中世紀——是一個過渡時代，是古典遺產、日耳曼部落法律和習俗以及今天我們所稱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混合物。所有這些都支持私有財產制度。日耳曼習俗是一種遊牧民族的習俗，每一個武士只有不多的財產——以利於經常搬動。當時還沒有什麼特殊的和有價值的東西足以引出所有權問題或引出權勢野心。「獲取有價值和廣泛的財產確實需要建立國民政府。如果沒有財產權，或者財產總額不超過兩三天的勞動所得，那麼國民政府就不那麼必要了。」見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五，Ch．一，Part 二。亞當．斯密在這裡思考的是私有財產的保護，但是這些思考同樣適用於權力的運用。
這並不是說，沒有其他獲取政治權力的動機，或者說，這些遊牧民族的狀況是不變的。在他們流浪和征服的進程中，這些問題確實出現了。法文學校的學生都聽說過蘇瓦松花瓶的故事。這個漂亮的花瓶是法蘭克人與高盧人作戰時從教堂搶劫來的。首領克洛維為了贏得一個基督教女人的歡心，準備將之歸還教堂。那個獲得花瓶（或在分贓時得到花瓶）的士兵拒絕了。為證明花瓶屬於他，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