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熱帶的不幸圖景和溫帶遠為宜人的自然條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溫帶地區以歐洲的自然條件為最佳；在歐洲內部，西歐則獨佔鰲頭。
以氣候為例。歐洲確實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蟲的大量繁殖。歐洲東部屬大陸性氣候，越向東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較為溫和的冬季也抵禦了惱人的疾病發生。這裡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熱帶的疾病一樣致命或致人殘疾。寄生蟲引起的疾病是一個例外。有人因此認為，這表明，歐洲人易受流行性疾病的侵襲：他們經受病原菌感染的危險不多，因而未能增強抵抗力。
即使在冬天，西歐的氣溫也是宜人的。如果在地球上就同一溫度劃線（等溫線），就會發現歐洲大西洋海岸的等溫線最彎向北部。挪威海岸位於北緯五十八°到北緯七十一°，其冬季的平均氣溫高於相比低二十緯度的佛蒙特州和俄亥俄州。結果，歐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植農作物。
這裡的降水相對四季均勻，極少暴雨，「就像來自天堂的毛毛細雨，潤物細無聲」。這是全球最為奇特的降水樣式。整個歐亞大陸夏季的降水較為充足，而冬雨卻非如此。冬季，來自大西洋的雨水到達歐洲中部和東部的平原時就減弱了，而亞洲的大草原為陸地所包圍，缺少降水，因而有了「戈壁灘」。中國的東部和南部為來自印度支那近海的雨水所救，美國的東南部為墨西哥灣的雨水所救。
歐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這裡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形式與古時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糧食的大權落到那些擁有河流和運河的人手中。中央政府早就出現了，因為控制糧食者就是萬民之王（《聖經》關於約瑟和法老的記載以寓言的形式講述了這一過程。為了得到食物，饑餓的埃及人把他們的金錢、家畜、土地、人民依次獻給法老〔《創世紀》四十七：十三—二十二〕）。這些事情從來不會發生在歐洲。
歐洲優越的氣候是墨西哥灣暖流的恩賜。這一暖流起源於非洲的熱帶水域，而後流向西方，越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然後沿東北方向再次橫越大西洋。這種順時針旋轉產生於地球自轉和暖流水勢的上升；在南半球，赤道水流則是沿逆時針方向流動。在西半球，赤道水流都由東流向西方，帶著赤道的熱量與豐富的海洋生物。
從理論上講，南北赤道的水流量應該基本相等。但是，大西洋地質上的一個偶然事件使赤道北部的水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洋流。這就是：南美洲大陸板塊斷裂開來，美洲與非洲大陸剝離，特別是美洲最東部的巴西凸了出來（與之相符，非洲大西洋海岸的東部凹了進去）。巴西的凸出，攔腰斬斷了赤道南部的水流，將其中約一半的水量送往赤道北部水流，從而造成巨大的暖水團，最終流向愛爾蘭和挪威的海岸。這種地質上的幸運，使西歐一年四季和風細雨，蒸發緩慢，歐洲因之農業豐富，牛肥羊壯，闊葉林廣布。
當然，歐洲氣候也並非整齊劃一。歐洲的大西洋沿岸降水最多，也最為均勻，潮濕的西風使土地非常濕潤。而到東部的波蘭和俄羅斯大平原，氣候逐漸具有「大陸性」，濕度和溫度差別極大。地中海沿岸的陸地也是如此：溫度適宜，但降水較稀少且不均衡。西班牙、葡萄牙、南義大利和希臘的農作物產量不高，種植橄欖樹和葡萄的所得大於種植糧食，畜牧業的收益大於農業。有人據此認為，相對於北歐而言，南歐這些惡劣的地理特點導致貧窮，甚至工業停滯（我們將在下面討論該問題，文化因素至少也是重要的）。
果真如此，為什麼歐洲發展得那麼晚，比埃及和蘇美爾晚了幾千年？答案仍是地理因素：闊葉森林的存在。埃德蒙．伯克在對比印度人和英國人時說得非常之好：「當我們還生活在森林裡時——他們作為開化的民族和從事農耕的民族已經千百年了。」直到公元前一○○○年，歐洲人有了鐵制工具之後，他們才能開墾阿爾卑斯山脈以北原本豐饒的平原。並非偶然的是，這些早年的歐洲居民首先在湖岸（即我們所知的湖上安家）和草原上定居，這裡並不必然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在原始的、尚無冶鐵技術的條件下，這裡無疑是最適合的。之後，歐洲才有足夠的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有多餘的糧食供應致力於文化交流和發展的城市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森林還是保留了下來；古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幾個世紀，歐洲的人口減少了，森林面積反而有所擴大。有許多民間傳奇故事流傳下來，如《小紅帽》、《漢塞爾和格雷特爾》、《拇指人湯姆》，還有其他近似的有關森林、野狼、巫師和危險的傳說故事。
這些傳說故事表明，若認為歐洲的地理環境如抒情詩般美妙，是錯誤的。歐洲也曾忍受過饑荒和疾病，經歷過長期的寒冷和溫熱，遭受過地方病和世界性流行疾病。農民可以經受一季或兩季壞收成，此後便是嗷嗷待哺了。此時，森林再一次起到了關鍵作用：它供給人們漿果、幹果直至橡子和栗子。穩定的降水也意味著農業並非在邊緣掙扎，一段幹旱之後，等雨季一到，莊稼再次茁壯成長。人們不妨看看那些乾燥地區，那裏的農田種植是一場賭博，沃土有變為沙漠的危險——不僅僅有侵略成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阿拉伯沙漠北部邊緣的約旦河東岸，還有西經一百°以西的美國大平原、赫魯雪夫企圖種植小麥的西伯利亞草原、貝加爾湖周圍的棉田——就會明白，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天地多麼狹窄。
有利的環境使歐洲人可以讓許多土地保留森林和休耕，飼養家畜時無須到遠方找尋牧場。這裡飼養的家畜比別處的健壯、高大。曾蹂躪大草原的蒙古馬，比歐洲的戰馬要小得多；阿拉伯的馬匹也是這樣。由於氣候條件，印度的很多地區不能飼養馬匹。當然，動物大小各有其優越之處。蒙古和韃靼馬在空曠如海的內陸行動迅速，可以用來迅捷而沉重地襲擊周圍定居的民族。而歐洲馬馱著身披鎧甲的武士，不啻是活坦克，在發動進攻時威風八面，不可抵抗。
這兩種戰術的衝突引起了人類歷史上幾場最偉大的交戰。公元七百三十二年，查理曼的祖父、法蘭克王國宮廷總管查理．馬泰爾帶領一隊騎士在圖爾附近與入侵的阿拉伯人作戰，從而為似乎無敵的穆斯林擴張設下了一道西部路障。參見Gibbon，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吉本非常重視這場交戰，他認為，倘若當年是阿拉伯人勝利了，所有的歐洲人如今都要讀《可蘭經》，所有的歐洲男子都要割包皮。約四百五十多年之後，在一一八七年的海廷戰役中，薩拉丁率領的穆斯林軍隊讓歐洲騎士衝擊他們的陣地，在最後一刻閃開一條通道讓騎士們衝過去。這時，十字軍的戰馬已馱著騎士在炎炎赤日下奔馳了一整天，疲憊不堪。穆斯林軍隊再逼近過來，切斷了歐洲騎士們的退路。於是，十字軍在聖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和一套基督教封建政權就全部崩潰了。
然而，從長遠來看，勝利屬於歐洲人。大動物在從事繁重勞動和交通方面具有優勢。挽馬可用於北部大平原黏質土的耕種（馬比牛力量大，行動更迅速，可以在較少的時間幹完更多的活），並將新鮮農作物運送到城鎮集市上。過後，它們還可以將野戰炮運往戰場，投入戰鬥。歐洲的牲畜體大，能夠產生大量的糞肥（東亞農田多用人類糞便）。這使農田趨於集約耕種，農作物收成更好，從而形成螺旋上升趨勢。結果，歐洲人的飲食富含奶製品、肉和動物蛋白，他們長得更為健碩，而且相對而言，較少受到肆虐於中國、印度的那種蟲害的襲擊參見Eric 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六—七頁：「在中國，糞便排入水中，使之成為肺蛭、肝蛭、腸蛭和東方血吸蟲的世界庫，而這些都是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人類排泄物被用做肥料，對農民而言，泥土中的寄生蟲傳染是一種職業性危險。韓素音曾說，二十世紀早期，北京兒童九十％受到蟲害，寄生蟲在路邊和樓旁隨處可見——撇開反社會的習慣不談，這是對人口稠密的溫帶氣候地區開發灌溉農業時缺少肥料來源的懲罰。」在印度，人們沒有衛生習慣，常常在公共場合如溪流、河流中大小便，而這裡又是清洗和飲水的地方，因而情況比中國還糟糕。（幾年之前，一/五接受過輸血的中國人得了肝炎，這是因為獻血者的肝臟為寄生蟲所蹂躪，而血液篩分不完善）。歐洲人身體更健康，壽命更長，更能在工作中發揮出潛力。參見Jones，European Miracle，轉引Narain，Indian Economic Life，第三百三十二—三百三十三頁。納拉因的資料取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此時歐洲在人口死亡率方面已經取得實質性進步。五百年或一○○○年以前，也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差距較小。
這並不是說，當年歐洲農田的平均單位產量或人均產出高於溫帶灌溉地區。家畜糞便、耕地（將地下的營養翻上來）和休耕的益處，都不能與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印度河的沃土相提並論，甚至不能與黃河和長江的衝積平原相比，由於常年高溫，那些地方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