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處境艱難。在小學讀書時，我就要閱讀和觀察地圖，甚至憑借記憶把它們描繪出來。早在「多元文化主義」一詞被創造出來以前，我們就通過學習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觸過的民族和奇特的風俗習慣。同時，在更高得多的層次上，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學派林立。在法國，任何人在研究地區歷史以前，必須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會活動的物質條件，以備研究之用。在美國，埃爾斯沃思．亨廷頓及其門徒研究了地理特別是氣候影響人類發展的途徑。
儘管亨廷頓的研究有獨到之處，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卻使地理學得到了壞名聲。他走得太遠了。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的聯繫給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於他把自然影響乃至文化影響都歸因於地理。最終，他按照氣候的差別劃分文明的高下，並且將最佳文明——即他認為是最好的文明——歸因於有利的氣候。亨廷頓在耶魯大學任教，所以他認為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所在地的氣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這並非巧合。真是幸運兒。他認為，自此以下，境況逐漸下降，而有色人種所在地區則接近於最底層或處於最底層。
然而，在表述這些觀點時，亨廷頓不過是在回應著倫理地理學的傳統。哲學家很容易把自然環境與人類氣質聯繫起來（以及冷熱之間、冷靜沉思和熱情洋溢之間的明顯對比）。十九世紀人類學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響著美德與智慧的分布，而提出這種觀點的學者本人所在的群體則是美德與智慧的最富集之處。今天看來，事情有時卻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國人的神話製造者認為「太陽人」是快樂的和富有創造力的，而「冰人」則是冷酷和沒有人性。
在喜歡用人種學的觀點確定行為與性格的知識界，這種自得的分析或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當人們越來越理智、並反對令人討厭的群體對比時，這種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譽，不再被人們接受。地理學也跟著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哈佛大學撤銷地理系時，除因之而被解僱者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隨之，一系列名校——密歇根大學、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也取消了地理系，同樣也未遭遇嚴重抗議。
以上做法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是史無前例的，確實反映了地理學領域的學術弱點：缺乏理論根基，包羅萬象的機會主義（婉轉而言是普遍的開放主義），人文地理學特有的「輕易」。然而，這些批評背後，隱含著對某些結果的不滿。地理學沾上了種族主義的痕跡，人們惟恐避之不及。
然而，如果「種族主義」意味著個人行為舉止與群體——特別是某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群體——成員身份的好壞聯繫，那麼，沒有任何學科或課題比地理學更少有種族主義特色。因為，我們關注的這一學科是研究環境的影響，並不探討群體引起的特徵。氣溫、降水量及其時間分布或者地形，這些都是自然現象，不應有人因之而受到讚揚或譴責。
儘管如此，地理學仍然散發著異端邪說的氣味。這是為什麼？其他學科也曾經傳播胡言蜚語，或誇大其詞，但並未受到如此的藐視和毀謗，也許那僅僅源於疏忽！我個人以為，地理學雖然不該聲譽受損，卻也喪失了聲譽，這是由其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它告訴我們一個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樣，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進一步說，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像我們這樣的文明有著追求優勝的動力，並不希望自己的願望被挫敗，不贊成令人氣餒的言辭。然而，在地理學中，這種字眼俯拾皆是。
簡言之，地理學帶給人們的是壞消息，而人人都知道，報壞消息者會有什麼遭遇。正如一位從事實踐工作的人所言：「與其他學科不同——研究者要為結果負責。就像有人希望在陽光普照的時候到海灘上去，天氣預報員若沒有準確預報太陽是否出現，即應負責一樣。」
然而，我們並非否定一切的智者。從關於產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圖上可以看出，富國位於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於熱帶和亞熱帶。正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研究農業經濟時所說，「（如果）把赤道南北兩三千英裏寬的地帶隔開，就會發現，這一地帶內沒有一個發達國家——這裡生活水平低，人們的壽命短暫。」保羅．斯特裏滕簡略提到人們直覺地反對壞消息的態度：
或許最突出的一個事實是，不發達國家大都位於熱帶和亞熱帶，在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之間。新近的著書立說者多半粉飾這一事實，他們認為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們在研究發展問題時持有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的偏見，不願意承認今日窮國所面臨的基礎條件與較富國家工業化前時期的環境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差別。
確實，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學者還抱怨技術和發展了技術的富國，譴責說：正是技術和富國發明了適合溫帶的方法，導致富有潛力的熱帶沃土處於休耕狀態。另一些學者則譴責殖民列強使赤道社會陷入混亂，從而喪失了對環境的控制。例如，奴隸貿易導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區荒無人煙，回復為叢林，從而導致採採蠅產於非洲的一種蠅科吸血昆蟲（亦稱舌蠅，傳播非洲錐蟲病等。——譯註）泛濫和錐蟲病（睡眠症）流行。在這個問題上，多數學者寧願採取沉默姿態。
我們必須避免簡單化。歷史學家不能為了取悅當今而抹殺或改寫歷史；而經濟學家若提出不論早晚所有國家都會發展的假設，就必須隨時準備面對錯誤帶來的難堪。在當今熱帶醫學和高科技的時代，不管一個人如何評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響並沒有消失，雖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從來不是公平的競技場，無論做什麼都要付出代價。
我們將先談環境簡單而直接的影響，而後論述較為複雜和間接的聯繫。
首先從氣候談起。世界的溫度和溫度模式多種多樣，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陽光傾斜度的不同。這些不同直接影響了所有生物的活動規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許多動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熱、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則在岩石或地表下納涼（這正是許多沙漠動物是爬蟲的原因：爬蟲可以爬行）。人類傾向於避免極端。他們經過沙漠但並不停留；所以阿拉伯沙漠中有「無人區」。從理性上說，人類對困難有厭棄的傾向。只有貪婪——尋找和開發金礦和石油——和科學探究的任務能使人類克服這一傾向，並證明有必要付出代價。
總體而言，炎熱帶來的不適大於寒冷。這只是總體而言。如果有條件——適宜的衣著、住房，人們在冬季很容易過著溫暖的生活。十八世紀下半葉，法國旅行家福加．德．聖福德評論到，在冬季，英國農民因為有煤炭取暖，所以生活得非常舒適；而法國農民則蜷縮在床上，迫不得已的慵懶使他們愈加貧窮。我們都知道關於太陽和風的寓言。為對付寒冷，人們穿上衣服，建立或尋找住所，生火取暖。這些技藝可追溯到幾萬年以前，說明了人類從非洲發源地散布到氣候較寒冷地區的最初狀況。熱則是另一番情景。人體肌肉活動產生能量，其中的三/四以熱能的方式體現出來。就像機器或馬達一樣，人體必須把熱釋放出來，才能保持適宜的溫度。遺憾的是，人類少有這樣的生物器官。排汗是最重要的方式，尤其在迅速蒸發的時候。潮濕、「汗濕」的氣候減少了出汗的降溫效果——除非有僕人或奴隸在一旁給你扇風，加快蒸發速度。自己扇風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身體運動產生的熱量降低了實際的清涼效果。這是一條自然法則：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技術術語稱之為能量和質量守恆定律。
減少這種浪費的最簡便方法是不產生熱量，或者說靜止不動。故而，人類有一種社會化適應方式：午睡，即讓人們在中午的熱度下不活動。在英國的印度殖民地，有這樣一句諺語：只有瘋狗和英國人在中午的驕陽下外出。當地人明白得多。
奴隸制可以使他人從事繁重的工作。從歷史上講，奴隸制與熱帶和亞熱帶氣候相關並非意外的巧合。「在歐洲人的殖民地內，甘蔗都由黑奴栽種。生長在溫帶的歐洲人的體格，據說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從事挖土勞動。」見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IV，ch．七，Part 二（本譯文引自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一百五十七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譯註）。按照性別分工也是一樣：特別在溫帶地區，婦女在農田幹活、操持家務；男子則專事狩獵和戰爭，在現代則喝咖啡、玩紙牌、開車兜風。其目標是將工作和痛苦轉嫁給不能說不的人。
對炎熱的最終解決辦法是空調。但是，空調出現得非常之晚，實際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這之前，空調只安裝在美國的影院、醫療所、牙科所以及要人（如五角大樓的要員）的辦公處。空調使美國南方各州的經濟繁榮得以實現。沒有它，亞特蘭大、休斯敦、新奧爾良等城市也許還是昏昏欲睡的小鎮。
然而，空氣冷卻法是一項耗資巨大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