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未開展、製造業未改進的未開化社會，對於僅能由商業及製造業帶來的高價奢侈品還一無所知的時候，有大收入的人，像我在第三篇說過的那樣，除了盡收入能維持多少人，使用以維持多少人外，再也不能有其他消費或享受收入的方法。一個大收入，隨時都可說是對一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力。在那種未開化社會狀態下，那收入一般都是以一大量必需品，即粗衣粗食的原料，如穀物、牲畜、羊毛及生皮等物收進的。當時既無商業，又無製造業，所以這些物資的所有者，找不到任何東西，可以交換其消費不了的大部分物資；除了盡其所有，用以供人吃穿外，他簡直無法處置其剩餘。在此情況下，富者及有權勢者的主要費用，就是不奢華的款客和不炫耀的惠施，而這種款客和惠施，我在本書第三篇也曾說過，是不容易使人陷於破產的。至於利己的享樂就不同了，雖至微末，追求的結果，智者有時亦不免於滅亡。例如鬥雞的狂熱，曾經使許多人破了產。我相信，由上述性質的款待或惠施而敗家的人，當不很多，但由鋪張的款客和炫耀的惠施而敗家的則為數極多。在我們封建的祖先之間，同一家族長久繼續保有同一地產的事實，可充分表示他們生活上量入為出的一般性向。大土地所有者不斷行著鄉下式的款待，看來雖與良好的理財原則不可分離的生活秩序有所背離，但我們得承認他們至少也知道搏節，沒把全部收入盡行消費掉。他們大概有機會賣掉其一部分羊毛或生皮取得貨幣。這貨幣的一部分，他們也許是用以購買當前環境所能提供的某種虛榮品及奢侈品來消費，但還有一部分，則常是照原樣蓄藏起來。實際上，他們除了把節約的部分蓄藏著，也就不好再怎麼處置。經商吧，那對於一個紳士是不名譽的；放債吧，當時早視為非義，而且為法律所不許，那是更不名譽的。加之，在那種強暴混亂的時代，說不定有一天會被趕出自己的住宅，所以，在手邊藏蓄一點貨幣，以便那時候攜帶一些公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逃往安全地帶，是得計的。使個人以藏蓄貨幣為得計的強暴，更使個人以隱匿其藏蓄的貨幣為得計。動不動就有埋藏物發現，無主財寶發現，那可充分證明，當時藏蓄貨幣及隱匿藏蓄之事，是非常流行的。有一個時候，埋藏物簡直成了君主的一個重要收入部分。然在今日，哪怕全王國的一切埋藏物，亦恐不夠成為一個多財紳士的主要收入部門了。
節約與藏蓄的傾向，流行於人民之間，也同樣流行於君主之間。我在本書第四篇說過，在沒有什麼商業及製造業可言的國家，君主所處境地，自然會使他奉行蓄積所必要的節約。在那種境地，就是君主的費用，亦不能由他的虛榮心支配；他喜歡有一個華麗裝飾的宮廷，但那個無知的時代，卻只能給他提供一點無甚價值的小玩意兒。而這就構成他宮廷的全部裝飾。當時是無常備軍的必要的，所以，像其他大領主的費用一樣，就連君主的費用，除了用以獎勵其佃戶，款待其家臣外，幾乎沒有用處。但是獎勵及款待，很少會流於無節制，而虛榮則幾乎都會流於無節制，因此，歐洲一切古代君主，無不善有財寶。即在今日，聽說每個韃靼酋長，還是積有財寶。
在富有各種高價奢侈品的商業國內，君主自然會把他的收入大部分，用以購買這些奢侈品，像其版圖內一切大土地所有者一樣。他本國及鄰近各國，供給他許許多多的各種高價裝飾物，這些裝飾物，形成了宮廷華麗但無意義的壯觀。君主屬下的貴族們，為了追求次一等的同種壯觀，一方面打發其家臣，一方面讓租地人獨立，這一來，他們就漸次失掉了權威，以致與君主領土內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沒有區別了。左右他們行為的浮薄熱望，也左右他們君主的行為。在他領土內，個個富有者都在徵逐這種享樂，怎能叫他一個人富而不淫呢？假使他沒把怎麼大的部分的收入用於享樂（他多半是如此），以致減弱國防力量，那麼，超過維持國防需要那一部分的收入，是不能期望他不消費的。他平常的費用，就等於他平常的收入；費用不超過收入，就算萬幸了。財寶的蓄積，再無希望；一旦有特別急需，需要特別費用，他定然要向人民要求特別的援助。一六一○年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死後，歐洲大君主中蓄有很多財寶的，據推測只有普魯士現國王及前國王。君主政府不說，共和政府，為蓄積而行節約的事亦幾乎是同樣罕見的。義大利各共和國、尼得蘭共和國都負有債務。伯爾尼聯邦積有不少的財寶，但在歐洲是僅見的。瑞士共和國其他聯邦，全無蓄積可言。崇尚某種美觀，至少，崇尚堂皇的建築物及其他公共裝飾物，最大國王的放蕩的宮廷，自不必說，就連那些小共和國看似質樸的議會議事堂也往往如此。
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就只好迫而借債。戰爭勃發起來，國庫中，除了充當平時設施所必要的經常費的款項外，沒有其他款項。戰時為國防設備所需的費用，須三倍四倍於平時，因此在戰時的收入，也須三倍四倍於平時收入。即使君主馬上就有一種辦法，能按照費用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他的收入——這幾乎是不會有的——這增大收入的源泉，必出自賦稅，而賦稅的課徵，大抵要經過十個月乃至十二個月，才有稅款收入國庫。可是，在戰爭勃發的瞬間，或者寧說，在戰爭似要勃發的瞬間，軍隊必須增大，艦隊必須裝備，防軍駐在的都市必須設防，而這軍隊、艦隊、防軍駐在的都市，還須供給武器、彈藥及糧食。總之，在危險臨到的瞬間，就得負擔一項馬上就要的大費用；這費用是不能等待新稅逐漸地慢慢地納入國庫來應付的。在此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除了借債，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
由於道德原因的作用，這種使政府有借款必要的商業社會狀態，使人民具有貸款的能力和貸款的意向。這種商業社會狀態要是通常帶來借款的必要，它也同樣帶來借款的便利。
商人和工廠主眾多的國家，必然有很多這樣的人，不僅是他們自己的資本，而且有願意以貨幣借給他們或以貨物委託他們經營的人的資本，頻繁地在他們手中通過，比不做生意、不從事生產事業，靠自己收入為生的私人的收入通過自己手中的次數，更要頻繁。像上面所說那種私人的收入，經常每年只通過他自己手中一次。但一個商人，如從事那本利能迅速收回的商業，他的全部資本及信用，就往往每年會通過他手中三、四次。因此，一個商人多工廠主多的國家，必然有很多的人是願意隨時都能以巨額款項貸與政府。所以，商業國人民，都具有出貸能力。
任何國家，如果沒有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關於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對於人們遵守契約的信汪心，沒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設想政府未必經常地行使其權力，強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麼，那裡的商業製造業，很少能夠長久發達。簡言之，人民如對政府的公正，沒有信心，這種國家的商業製造業，就很少能長久發達。大商人大工廠主，如平時信任政府，敢把財產委託政府保護，到了非常時候，就也敢把財產交給政府使用。把款借給政府，絕不會減少他們進行商業及製造業的能力，反之，通常卻會增大那能力。國有急需，大抵會使政府，樂於以極有利於出借人的條件借款。政府付與原債權者的保證物，得轉移於任何其他債權者；並且，由於人民普遍信任政府的正義，那保證物大概能以比原價高的價格，在市場上買賣。商人或有錢者，把錢借給政府，可從此賺到錢，他的營業資本不但不會減少，反會增加。政府如允許他最先應募新借款，他大抵會視為一種特惠。所以，商業國人民，都具有貸款的意向或樂意。
這種國家的政府，極易產生這秤信念，即在非常時期，人民有能力把錢借給它，而且願意把錢借給它。它既預見到借款的容易，所以在平時就不孜孜干節約。
在未開化的社會，既無大商業資本，亦無大製造業資本。個人把他所能節約的貨幣，都藏蓄起來；凡所藏蓄的貨幣，都隱匿起來；他這麼做，因為他不相信政府的公正，並且怕他的藏蓄被知道了，被發覺了，立即就要被掠奪。在此種狀態下，遇著危急的關頭，能貸款給政府的必然很少，願貸款給政府的簡直沒有。為君主者，預知借款的絕不可能，所以他就覺得，須為緊急關頭預先節約。這種先見之明，把他節約的自然傾向加強了。
巨額債務的增積過程，在歐洲各大國，差不多是一樣的；目前各大國國民，都受此壓迫，久而久之，說不定要因而破產！國家與個人同，開始借款時，通常全憑個人信用，沒有指定特別資源或抵押特別資源來保證債務的償還。在這種信用失效以後，它們繼續借款，就以特別資源作抵押。
英國所謂無擔保公債，就是依前一方法借入的。它有一部分為全無利息或被認為全無利息的債務，類似個人記帳的債務；一部分為有利息的債務，類似個人用期票或匯票借入的債務。凡對特別服役所欠的債務，對尚未給付報酬的各種服役所欠的債務，陸軍海軍及軍械方面臨時開支的一部分，外國君王補助金的未付餘額，海員工資的未付餘額等，通常構成前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