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業都市的增加與富裕，對所屬農村的改良與開發，有所貢獻，其貢獻的途徑有三。
一；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易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的開發與進一步的改進。受到這利益的，不僅僅是都市所在的農村。凡與都市通商的農村，都多少受其實惠。它們為此等農村的原生產物或製造品，提供了市場，結果就鼓勵了其產業和產業的改進。當然，靠近都市的農村，所得實惠，自必最大。其原生產物的運輸，所費既較省，所以，與較遠農村的產物比較，商人們即使付給生產者較高的買價，但對於消費者，取價卻仍可一樣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獲的財富，常用以購買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開墾的土地。商人們都渴望變成鄉紳。而且，在他們變成了鄉紳的時候，他們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與鄉紳不同。鄉紳是一向奢侈慣了的，他只會花錢，從來不會想到賺錢。商人卻常用錢來經營有利事業，他用一個錢，就希望在這一個錢回來的時候，帶回一些利潤。他們這種不同的習慣，必然會影響他們在一切事業上的性情和脾氣。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業家，鄉紳往往是膽怯的事業家。就商人說，如果他覺得投下大資本來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費用的比例增大它的價值，他就毫不遲疑地馬上去做。但鄉紳很少有資本，即使有些資本，也很少敢如此來使用。如果他真的著手進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資本，而是每年收入的剩餘。設你幸而住在四周農村多未開墾的商業都市中，你當能看到商人在這方面的活動，比鄉紳是活躍得多啊。此外，商人由經商而養成的愛秩序、節省、謹慎等各種習慣，也使他更適合於進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獲利。
三，農村居民一向處在與其鄰人的戰爭和對其上司的依附狀態中。但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這一種效果，是最重要的，但卻不為世人所注意。據我所知，曾注意此點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謨先生。
在既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農村，一個大地主，對維持耕作者所剩餘的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既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於鄉村式的款客。這剩餘部分，如足夠養活一百人，他即用以養活一百人，如足夠養活一千人，他即用以養活一千人。捨此以外，實無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圍常有成群的婢僕和門客。他們依賴他的給養，既無任何等價物品為報酬，就服從他，像兵士服從國王一樣。在歐洲工商業尚未擴張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領主，其待客的闊綽，都超過我們今日所能想像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廳，為威廉．魯弗斯的飯廳，然而常有人滿之患。托馬斯．伯克特常以清潔的草秣，鋪於廳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士文人，不致染污他們嶄新的衣裳。據說，瓦維克大公每日在各莊園所款待的賓客，達三萬人；此或言過其實，但數目必很大，否則不會被誇大到如此程度。我們知道，不多幾年前，蘇格蘭高地一帶，仍盛行近似這種規模的款客，而在工商業很不發達的民族，這種風氣，似乎也很普遍。波科克博士說：「我曾見一阿拉伯酋長，在他售賣牲畜的市中，當街宴請一切行人，即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賴大領主，無異於他的婢僕。他們即使不是賤奴，也是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所納的地租，無論就任何方面說，也不能與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資料等價。數年前在蘇格蘭高地一帶，足維待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納地租，僅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現在依然如此；而且現在該處的貨幣，與他處比較，也並不能購買更多的商品。其實，在一個大莊園所產的剩餘產物必須在本莊園內消費的農村，為地主便利打算，與其在家中消費這全部剩餘，不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消費其一部分，如果消費它的人們，是象門客家僕一樣，聽從自己號令的話。這樣，他可省去許多麻煩，伴侶不至過多，家庭不至過大。僅付比免役租多一點的地租，而佔有能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其從屬於領主，無異於婢僕、家奴。他們須絕對服從領主的命令。這種領主，在佃農家裡養佃農，與在自己家裡養婢僕、家奴，無甚區別。婢僕和佃農的食糧都來自領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繼續則取決於領主的高興。
在這情況下，大領主對於其佃農和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貴族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所只在境內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沒有任何其他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國王也沒有這權力。國王在古代，不過是領土內最大的領主，其他領主，只為共同防禦共同敵人，才給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如果國王要依靠自己的權力，強制某大領主領地內人民償還小小的債務，那裡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國王所要花的力量，幾乎將等於消滅一個內戰所花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農村的司法權，交給能執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統轄民軍的權力，交給能統轄民軍的人。
說這種地方性裁判權起源於封建法律，實是一個錯誤。不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權，在歐洲尚不知有所謂封建法律以前數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領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權、鑄幣權、制定地方行政法規權，也已在這時候掌握在大領主手中了。英格蘭被征服前的薩克遜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並不下於被征服後諾爾曼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但我們不可設想，直到被征服以後，封建法律才成為英格蘭習慣法。在法蘭西，領主統治僅、裁判權的發生先於封建法律的發生，尤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種權力，無疑會隨著上述各種財產制度與風習而產生。且不講古代英法兩王國吧，我們就在晚得多的時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種種結果必隨這種種原因而發生。不到三十年前，蘇格蘭洛赫巴地方，有個叫做克默倫的紳士，不是貴族領主，甚至不是一個大佃農，不過是亞蓋爾公爵的一個家臣罷了。他既沒有獲得正式的委任狀，又不是治安推事，卻對其民眾執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權。據說，他的審判裁判，雖無司法儀式，卻很公正。也許在當時當地的情形下，他為維持公共治安計，不得不出面承攬這權力。這位紳士，每年得租不過五百鎊，一七四五年率領八百人參加了斯托亞的起義。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決不是想擴大封建領主的權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們的權力縮小。自國王以下，直到最下級的領主，都由封建法律妥為制定等階，各有各的職守和義務。在領主未成年時，該領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歸其直接上司領受，土地管理權亦歸其直接上司掌握。結果，各大領主未成年時，他們土地的地租和對土地的管理權也都歸於國王。國王對於這種未成年的領主，盡保護教育的責任，並以監護人的資格，為之婚娶，不過選擇的對象，要身份相稱。但是，這種法律，雖本意要加強國王的權力，削弱大領主的權力，但仍不能使鄉村居民得有安寧的秩序官良好的政府，因為它不能徹底改變紛亂狀態所由而起的財產制度與風習。政府的權力仍過小，貴族的權力仍過大，而貴族權力過大，正是政府權力過小的原因。封建等階制度雖然確立了，國王仍不能制服大領主。大領主，依然橫暴如故。他們相互間依然不斷地任意作戰，甚至常常對國王作戰。廣大的鄉野仍呈一片強取豪奪和騷亂的景色。
然而，封建法制憑一切強制力量所辦不到的事，卻由國外商業和製造業潛移默化，逐漸實現。國外商業與製造業的興起，漸使大領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餘產物與他物交換。由此而得的物品，於是無須與佃農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費。完全為自己不為他人，這似乎是一切時代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們一發現了由自己來消費所收地租的全部價值的方法之後，他們就不願再和別人共同享受這價值。他們就寧願把足以維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糧食或其價格，用來換取一對金鋼石紐扣或共他同樣無用而無意義的東西，隨而也把這糧食所能給他們帶來的權威一併捨棄了。但金鋼石紐扣是由他自己獨享、無人與他共享的。至於以前的花費方法，他至少要與一千人共享。這區別是非常明顯的，要作出取捨的決定，有賴於明智的判斷。於是，為了滿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虛榮心，他們終於完全捨棄了上述權威。
在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國家，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除了以這一萬鎊養活一千家人家使其俯首聽命以外，也許就沒有其他的消費方法。但在現在的歐洲，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不必直接養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喚無使喚價值的僕役十多人，卻可消費其全部收入。事實上，他通常也是這樣做。他間接維持的人，也許和往昔消費方法所僱用的一樣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換得的寶物量，也許很少，但為採集製造這寶物而被僱用的工人，卻必然很多。這種寶物的昂貴價格，大都由於這些工人的工資及其直接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