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將近四十年過去了，我坐在這兒回顧和會長在一起的那晚，那一刻我心裡所有痛苦的聲音全歸於沉寂。自從我離開養老町以後，我一直在擔心，命運之輪的每一次轉動都會在我的道路上設置另一個障礙。當然，這種擔憂和奮鬥也總使我的生活豐富多彩。當我們在洶湧的潛流中逆流而上時，每一個立足點都是至關重要。
但自從會長成為我旦那後，生活柔化成了舒適愉快的日子。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一棵樹 ，終於把根深深地扎進了沃土。我以前從不認為我比別人更幸運，但現在我這樣想了。但我得說，我過了很長一段心滿意足的生活後，才得以回顧從前，並發現生命曾經是一片荒蕪。我想，只有當我們脫離苦境時，才能坦誠地傾訴苦痛。
我從小就懷抱著這樣愚蠢的希望，總是想像自己成為會長的情婦後，生活就會盡善盡美。這是個幼稚的想法，但即使現在我長大了，仍然是這樣想。我應該更清楚地知道：我有過多少次痛苦的教訓，儘管我們希望能把扎進肉里的倒刺拔出來，但會留下難以治癒的傷疤。我把延永遠地摒棄在我生活之外，不僅失去了他的友誼，還把自己也永遠摒棄在祇園之外了。
原因很簡單，我早該知道它會發生。一個人贏得了朋友渴望得到的東西，他就面臨兩難選擇：如果能辦到，就把東西藏到朋友永遠看不到的地方，否則便要承受友情的破裂。這就是我和南瓜之間的問題，我們的友誼在我被收養後再也沒有恢複。因此會長就當我旦那的事和媽媽談判了幾個月，最後達成協議，我不能再當藝伎了。但媽媽不同意，如果我不再是新田家的人，她就再也無法從會長那裡收取年金了。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會長答應每個月給藝館一大筆錢，條件是媽媽同意讓我不當藝伎。我還是像以前一樣住在藝館，但不用早晨去那個小學校，不必在祇園轉悠，出席一些特別的場合，當然也無須晚上去陪宴了。
我成為會長情婦後一年的春天，他在京都東北角買下一棟豪華住宅。它本是為招待公司的貴賓，但實際上會長用得比誰都多。他和我每周有三四個晚上在那裡共度，有時還次數更多。我們邊聊邊用晚餐，看著僕人點亮花園裡的燈。
通常會長一來就會聊一陣子工作。他會跟我說一件新產品有什麼問題，裝載零件的卡車又出了什麼事故，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當然是樂意安坐傾聽，我很清楚，會長對我說這些不是為了讓我知道，而是為了把這些事從頭腦里清理出去。我聽著聽著，就發現他的音調柔和下去了。這時候，我就換過話題，不再談工作上的正經事，而是隨便講些別的，比如他清早上班路上的事啦，幾天前我們在療養所看的電影啦，我從豆葉那裡聽來的趣事啦。
會長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他想讓大女兒嫁給一個叫西阪稔的人，讓他入贅並繼承他的事業，但到了最後關頭，西阪先生改變了心意，告訴會長他不想參加婚禮了。有一周多的時間，會長心情惡劣，毫無緣由地訓斥僕人和我。我從未見他如此心煩。
雖然沒人告訴我西阪變心的原因，其實我知道，他在答應繼承會長的事業之後，發現他有了個私生子……眾所周知，會長為膝下無子而苦悶，並深愛他的兩個女兒。有沒有可能他同樣會疼愛一個私生子，並把一手創辦的公司交給這個私生子呢？
飯後，我們坐在「富真療養所」戶外的走廊上，望著長滿青苔的花園。會長在生悶氣，自從飯菜送上來後就沒有說過話。
「我一直想著一力亭茶屋，」我說，「說實話，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有多麼懷念陪宴的日子。」
「當然，我不能回祇園工作，這點我非常清楚。但我想，旦那……能在紐約開一家小茶屋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說，「你想離開日本，真是莫名其妙。」
「現在日本商人和政客去紐約，就和烏龜進池塘一樣正常，」我說，「大多數都是我認識多年的人。確實，離開日本會很突然，但考慮到旦那將來在美國的時間會越來越多……」我知道確實如此，因為他告訴過我他要在紐約開設分公司的設想。
「小百合，我對此沒有興趣。」他說道。我想他還有話說，但我裝著沒聽見，繼續說了下去。
「別人說，在兩種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會經歷一段困難時期，」我說，「所以當然啦，母親要是帶著她的孩子去美國這種地方，聰明的話，大概是會定居在那裡了。」
「小百合……」
「那就是說，」我又說，「一個女人做了這樣的選擇，大概是永遠不會帶她的孩子回日本了。」
到這時會長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從日本除去了西阪稔成為他繼承人的唯一障礙。他臉上頓時出現了驚詫的神色。接著，他大概腦海中浮現出我離他而去的情景，怒氣就像雞蛋一樣被砸破了，眼角聚起一滴淚水。
那年八月，我移民紐約，開辦了我自己的一家小茶屋，接待到美國旅行的日本商人和政客。我的小茶屋座落在第五大街附近，幾乎是一開張就生意不錯。許多來自祇園的藝伎都到我這裡來工作，豆葉也常常來訪。現在只有當好朋友和老熟人來時，我才親自去接待，平時我則有許多活動。上午我常去一群當地的日本作家和藝術家那裡，學習我們感興趣的東西，如詩歌、音樂，有一個月我們還學紐約歷史。
我掀開鏡子上的錦緞罩子時，常想起我在祇園常用的乳白色化妝品。我真想回去看看，但我又怕看到種種變化。每次從京都來的朋友帶照片給我看，我就常想，祇園已經像一個經營不善的花園一樣，長滿了野草。比如說，幾年前，媽媽死了，新田藝館被拆除，原地建了一幢小水泥樓，底樓開書店，上面是兩間公寓。
我剛到祇園時，那裡有八百名藝伎，現在則六十個都不到，學徒也不多。而且這個數字 逐日遞減。會長最後一次來紐約時，他和我在中央公園裡散步。我們偶爾談到了過去，當時正走上一條松林小徑，會長突然停下腳步。他經常告訴我，在大阪城外，他老家門口道路兩旁種滿了松樹。我看著他，就知道他想起了它們。他一雙風燭殘年的手撐在拐杖上，閉著眼，深深地呼吸著舊日的香味。
「有時候，」他嘆了口氣，「我想，我記憶里的東西要比我看到的真實得多。」
我年輕時，曾相信激情會隨年齡增長而淡漠，正如屋子裡的一杯水會慢慢蒸發到空氣中。但是，會長和我回到公寓，我們互相干杯，彼此還是情深意切。我開始覺得，已經死去或離我而去的那些人其實並沒有消逝，而是一直活在我心中。
幾個月後，他過世了。我知道，他在高壽之年離開我，正如樹葉飄零枝幹，是自然而然的事。
有時候我穿過公園大道時，也突然會有種奇特的感覺，似乎周圍的一切都那麼陌生。黃色計程車穩穩前行，按著喇叭，挎著手提包的婦女看到一個矮小的日本老婦，穿著和服站在街角，臉上也會顯出好奇之色。但說回來，如果我回到養老町，難道就不會感到陌生嗎？若不是田中先生把我帶離醉屋，小小年紀的我，從不相信生活會是一場搏擊。但如今我知道，我們的世界潮漲潮落，並無恆常。無論是怎樣的奮鬥和成功，無論何等的痛苦和磨礪，都會很快滲入浪濤中，就像水墨顏料潑灑在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