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走出「獨立房子」時，天空已經發白了。踏上征途的最後一批人已經在遠處集合了，人喊馬嘶之聲清晰可聞。
李德身邊的工作人員牽著兩匹馬在等待著李德，一匹馬馱著他的給養，包括他積存下的咖啡和幾盒香煙，另一匹馬是他的坐騎。
此時，李德站在「獨立房子」前，看著灰濛濛的天空，心裡涌動著一股不可名狀的滋味。他總覺得還有什麼事情沒辦完，他凝視著天空獃想著。直到身旁的工作人員催了他幾次，他才騎上馬，向部隊前進的方向馳去。
從夜半時分，一直到拂曉，李德一直在與項英進行最後的談話。
他們的談話先是從留守蘇區入手。項英在留下的兵力上先是和李德討價還價了一番，李德一直很有耐心地說服項英，留下的幾萬人不能說是太少了。然後他們又談論到了陳毅，最後項英談到了毛澤東，他覺得在這種時候提醒一下李德是對無產階級的事業的關心，不存在個人恩怨和得失。
毛澤東這個人很值得警惕，他是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腦子裡裝的都是農民意識，他很不尊重馬列主義，他城府很深，對權利是嚮往的，他這人有一種農民式的精明……項英這麼說。
李德若有所思地聽著。
項英又說：我一到蘇區就碰上了肅反，發生了富田事件，這人的政治傾向本來是右傾，可處理富田事件卻「左」得出齊，原因就是肅反整掉那些反對他的人嘛……
李德在後來《中國紀事》中對富田事件的描寫引用了項英的觀點。周恩來則稱毛當時採取的恐怖手段是「鎮壓反革命鬥爭中的過激行動」。項英則認為是「黨派鬥爭」。
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應該隨軍長征，不僅他是中央紅軍的創始人，還因為他鎮定自若的指揮才能，在關鍵時刻，能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單時，對留毛在蘇區好還是帶他西征好是費了一番思量。
早在這之前，李德和博古曾有意讓毛澤東去蘇聯養病，毛澤東堅決不同意，他說：我哪也不去，堅決不去。毛澤東當然明白讓他去蘇聯意味著什麼。
後來在陝北與斯諾散步聊天時，迎面看到了走過來的博古，毛澤東指著博古對斯諾說：那個人就是想置我於死地的人。
李德對項英的告誡並不置可否，但是，項英比博古、李德更熟悉或者說了解毛澤東這個人，知道毛澤東在紅軍中的潛在影響和深厚的根基。他反覆地提醒李德：
你們一定要注意毛澤東的言行，防止他對部隊施加影響，那後果是可怕的……
我們已經把他放在了中央縱隊，跟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他們在一起，不會有什麼問題。李德這麼說。
別忘了，還有洛甫、王稼祥。項英更具體地提醒李德。
洛甫和王稼祥都是從莫斯科來的，以前他們的觀點也不一致，況且他們的身體都不好。
項英不知該再說些什麼了，但他仍隱隱地為李德和博古擔著心，他有種預感，總覺得毛澤東不會甘心這樣的沉默，遲早有一天毛澤東還會進行反攻的。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人，不可能有太多的接觸機會，更何況在西征的途中，吃不好飯，睡不好覺，還要行軍打仗，毛澤東哪有心情和時間進行政治活動呢。毛澤東要恢複自己對軍隊的領導權是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
博古、李德和項英就這樣談了好久，直到凌晨兩點多鐘，他們才離開項英，回到了「獨立房子」。緊接著他們就開始了上路的準備工作了。
周圍朦朧一片，團團霧氣凝重地飄散著。一些前方陣地仍在留守人員的手中，敵人盲目地在暗夜裡往這些陣地上打著排炮。
送走李德和博古，項英回到屋中，他試圖想像出紅軍大部隊走了之後，蘇區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此時，他已經是蘇區的主人了，一種從沒有過的壓力沉重地傾瀉而下，一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一點一滴地從項英的胸中漫起。他揮手拉開窗帘，一抹晨光從東方影影綽綽地照進屋內。項英想：是英雄所為的時候了。
所有參加西征的部隊，都經過於都河。早在部隊出發前，周恩來就指揮著工兵架設了浮橋。西征的人們跨過浮橋，先往東，然後往南，最後才往西。
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索爾茲伯里是這樣描寫長征的象徵——於都的。
於都是贛南於都河畔一座寂靜的小縣城，人口不到一萬。它不過是一個渡口，一個集市，這個小鎮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的事件。1934年10月，這裡是一派安寧富足的景象，天氣很好，白天暖和，夜間涼爽，很少下雨。大多數莊稼都已收割完畢，地里只剩下晚稻、蕎麥和紅薯。青瓦屋頂上晾曬著豆秸和其它東西，有的搭拉在屋檐下，靠院牆放著的紅陶罐里裝著豆瓣醬。院角堆著綠皮紅籽的苦瓜，桔黃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鮮紅的干辣椒。農民們都知道，他們的糧食足夠吃到下一季莊稼收穫時節了。但這時的於都卻有著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紅軍在夏天就徵購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不同尋常地擴紅。收成相當好，人們一年到頭地忙著播種、收割、耙地、插秧。這時本來可以喘一口氣了，但又擔心似乎要出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誰也搞不清楚。中秋節已過，家家戶戶門框上貼著的大紅對聯和兇惡嚇人的門神已經有點破舊了。人們希望這些東西能繼續保護他們免遭厄運。
於都的人們，直到看到大隊的紅軍人馬源源不斷地跨過於都河，他們才清醒地意識到，紅軍這一走和每次並不一樣，因為紅軍帶上了他們的全部家當。紅軍這一走，何時才能再回來，只有天知道了。
他們很快想到，紅軍走後，那些還鄉團馬上就會到來，奪走他們已分到的土地，苦日子又得從頭過起。
先是幾個老人哭了，很快影響了那些送行的鄉親們，他們站在於都河畔，目送著遠去的紅軍，他們在流淚。
從各軍團的行動路線中可以看出，最後前進的方向，都是南移。這和長征前，周恩來派何長工和「南天王」陳濟堂的代表秘密交易分不開的。紅軍部隊在通過陳濟堂防區時，幾乎沒有遇到什麼真正的抵抗。
索爾茲伯里在寫長征初期時，有這麼一段：
劉伯承把中央縱隊比做轎子的坐椅部位，該縱隊的行動不能像作戰部隊那樣迅速，數千名挑夫和他們的重擔——傷病員和老人拖了後腿，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縱隊成了沉重的鎖鏈，拖累著行動較快的作戰部隊。最後，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還抬著辦公桌椅和文件檔案櫃）。
中央縱隊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傷亡極少，出現更多的傷亡是由於敵機轟炸和偶然的事故，如驚馬帶著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澗，而不是由於戰鬥。
在這個縱隊里，當然有指揮作戰的李德、傅古、周恩來，還有毛澤東、王稼祥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負傷至今未愈。這裡還有30位婦女幹部，她們大多數是高級指揮和高級幹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級幹部。
紅軍像拖著圓木的象隊，轉移到蘇區的西南角，從那裡悄悄地越界進入白區。此時的時間是1934年10月20日。
紅軍在出發前，瀏覽了大量的敵人的報紙，沒有看到一條有關紅軍即將突圍的消息。博古和周恩來等人長長地吁了口氣。
10月21日夜，紅軍很順利地衝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線，越過了桃江河。隨後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鎖線挺進。
10月10日，雙十節那天。南昌行營，蔣介石府宅，顯得分外忙碌和熱鬧。宋美齡從侍從手裡接過早已為蔣介石熨好的衣服，這一天的蔣介石，照例要向軍政各界要人訓話。
當蔣介石站在寬大的講台前，看著台下人頭躦動的各界要人，心裡涌動著即將成功的喜悅。他的開場白自然是從「圍剿」說起，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也是他一再重複的話題，雖然是老調重彈，但仍博得了台下一陣陣掌聲。蔣介石最後說：圍剿赤匪，指日可待，希望各界精誠團結……
第二天，他在《民國日報》上看到了那篇重要社論。社論的主題是當前面臨的問題。社論中說：
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崇尚仁義道德，戒酒禁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社論又要人們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面正迅速改觀，共匪一年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已土崩瓦解，云云……
蔣介石深知這篇社論有虛擬的成分，但剿共連連告捷，使他自己也感受到了東方的天際已露出了曙光。在這樣一片大好的形勢下，他已經決定，到西北轉一圈。不僅是視察，更重要的一層因素是了解那裡的民眾。他的高級顧問馮·賽克特曾說他只了解部隊並不了解百姓。他要做個姿態給他的顧問看一看，他是怎樣了解他的民眾的。
正當蔣介石得意於他的西北行時，紅軍正以最快的速度開始戰略大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