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這一生，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對一件事如此鄭重，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前世，徐平常聽人說宋朝是重文輕武的時代。能背幾首詩詞，好拽兩句文的人對這樣一個時代心嚮往之，而對這個朝代對外的窩囊痛心疾首的人，則恨之入骨。
這個時代是不是重文輕武？是的，而且其嚴重程度遠非徐平前世所能想像。但是程度超出徐平意料，內涵卻與前世的理解大相徑廷。重文輕武，並不是文官歧視武將。
要理解重文輕武是什麼，必須就要知道這個說法起自何方，為什麼出現。這個說法非起自漢族王朝，要追其源流，就要從一個謚號里有一個「文」字的少數民族帝王說起。
拓跋宏，後改姓為元宏，北魏高祖，謚號孝文帝。這個人在徐平前世的歷史課本上大書特書，他是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代表人物。在其主政時期，鮮卑北魏遷都洛陽，開始了被史書稱耀的「孝文帝改革」。改革內容史書已有詳述，簡要來說，就是政治制度學習漢族王朝，鮮卑改漢姓，易漢服，習漢禮，移風易俗。兩個字概括，就是「漢化」。
交流與融合從來不是單向的，也不可能單向。有漢化，就有胡化，就有反漢化，就有反胡化。自孝文帝後，入主中原的胡人反漢化，和中原漢人的反胡化，與一部分胡人的漢化和一部分漢人的胡化同時進行。後來的隋唐兩宋，均是這一進程的產物。
孝文帝改革是入主中原的鮮卑人主動漢化的高潮，在他之後，立即進入了另一個反漢化的進程。標誌性事件，就是六鎮之亂，徐平前世又稱六鎮起義。
因為遷都洛陽，六鎮軍民曾經作為整個王朝人上人的地位消失，心懷怨恨，遂起兵反叛。他們是保留了鮮卑舊俗的人群，認為南遷洛陽的鮮卑上層，興漢人文治，而忘掉了鮮卑尚武的舊傳統，重文輕武。重視漢人文治，重用漢人，重用漢化的鮮卑人，而忽視他們這些鮮卑舊人。只有漢化了的鮮卑人才能當大官，而他們這些保留尚武舊俗不識字的鮮卑舊人被朝廷冷亂，國不是國。這場動亂最終使北魏滅亡，此後中原走馬燈一樣改朝換代。
文武輕重之爭就是起自此時，文指的是漢人文治，武指的是鮮卑尚武的舊俗。漢化的就是文，反漢化的就是武，以價值取向區分，倒是不分漢人胡人。與此對應，文武誰輕誰重伴隨的，是漢化與反漢化。隨著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身份不再重要，代之的是文化取向。文包括了漢族的知識分子和異族主動漢化的知識分子人群，他們自認為是漢人，武則包括了本來的異族和胡化的漢人，他們自認為是胡人。
在這場漢化與反漢化的衝撞中，雙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罷我登場，伴隨著無數的血腥殺戮。如爾朱榮平定六鎮之亂，入洛陽後盡殺漢化的鮮卑上層。
漢人上台，就排擠宗室，興文教。胡人上台，鮮卑輕華人，武職疾文士。經過了數百年的血腥鬥爭，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結果，就是隋唐。
此後安史亂起，經過二百年亂世，一個由漢化胡人和胡化漢人組成的軍事集團最終崛起。最後由宋代周，趙匡胤依靠這支軍事力量一統天下。這支力量的傳承，就是禁軍。
歷史總是不按人們的意願來，由於唐朝大量向內地遷入胡族，與以前數百年胡漢爭鬥結合起來，最終形成了一個由漢化胡人和胡化漢人的群體。而本來應該融合完畢的胡漢之分，就這麼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條路上。
重文輕武在這個年代特別嚴重，就是因為禁軍的力量已經被限制，就像一匹狼被關進了籠子里。從宋太宗之後崇文抑武，上來的新生力量，代表就是文官集團。這個時代的文武之爭，依然是數百年前的胡漢矛盾的延續。文官集團對這一點有清晰認知，同樣是統兵的武將，岳飛便爭取到了文臣集團的認可與支持。雙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變法表現了出來。除了紛紛亂亂的各種改革措施，變法軍事上最重要的，就是借著對外河湟開邊的軍功，著手收拾禁軍集團。封樁闕額，行保甲，意欲把這一集團徹底連根拔起。
歷史是一個小姑娘，你左看也美，右看也美，任你打扮。這個意思，是說歷史本來是由許多事件交織在一起的，為了說明一個問題，你可以取出一個方面來講。同樣的一件事情，當跟不同的事情聯綴起來，表達出來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當然，歷史的背後必然有一個邏輯，不過大多數人對於尋求這個邏輯沒有興趣，歷史也只是談資。但對於現在的徐平來說，歷史不是簡單的談資，他需要找出這個邏輯來，這關乎他身家性命。
歷史自有其軌跡，想著我一個念頭就可以逆天滅地，這想法不應該在歷史進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艱，戰戰兢兢地做事，最後還是走在了歷史的軌道上。他對軍隊的改革，本質上是在走著岳飛的路，只是具體手段，外在表現不同而已。他對朝政的改革，實際上在走王安石的路，雖然具體施政差別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終殊途同歸。
這件事情有多難？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輕武，和這個年代的重文輕武有多大差別，就不寒而慄。自己要解決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後還能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個方向。這要面對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輕武被重新提出來，作為王朝滅亡的最大罪證，是在清朝。清朝與鮮卑北魏有諸多類同的地方，六鎮之亂導致北魏滅亡讓他們引以為戒。提出重文輕武的危害，一在於告誡旗人和漢人入旗者，不可漢化，不然六鎮之亂就是前車之鑒。二在於警告漢人，你們從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沒有武力，好好接受統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統治上層逼著別人做，漢族本身的知識分子也自覺地，在這一套話語體系中添磚加瓦。如趙翼《二十四史札記》中說孝文帝：「蓋帝優於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蓋欲興文治以比於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漸弛也。」
重文輕武的話語體系，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反漢化。這不是胡化，胡化與反胡化的矛盾已經消失，軍事體系中從根本的立軍之本理論上的矛盾就是漢化和反漢化。
用重文輕武導致武事廢弛這套話語體系來論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異族入中原前的漢朝和漢朝之前去的，因為這本是胡人軍事文化的特點。其興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來就是草原上千年來不斷上演的場景。只是這種軍事文化來到中原，最終與中原強大的文化與經濟結合起來，立國幾十年軍力潰爛之後，還能夠用中原物力強行續命。
這其中的關鍵，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傳統上所依賴的，漢族的軍事文化與制度已經斷代。數百年被胡人的軍事力量死死壓住，漢人自己也失去了軍事上的信心，被動主動地接納了鮮卑帶來的軍事文化。從那個時候再論兵事，可以看出來跟兩漢的明顯不同。
最終漢人的文與胡族的武，在雙方的互相作用，交流與碰撞中，一起揉合出來一個怪胎。漢朝兵民一體的傳統從此斷代，軍隊與社會隔絕，成為了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世代相傳，不事生產，靠著兵餉過活。各方接受，是說軍外的人為這個群體提供資源，這個群體持刀槍保護軍外的人，一如當年高歡說出來的理論。大宋斂天下之財以養軍，便是基於這樣一個基礎。當然事實是他們沒有起到保護的責任，索求的資源還越來越多。不能對來敵戰而勝之，還索求無厭讓國家供養不起，雙方的矛盾自然而然產生。
只有改朝換代的時候，這個群體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簡單，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樣的路數，不過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這麼一個完全寄生性質的人群。他們只能依賴於政權，政權一散，這些人就衣食無著。而且他們是舊政權的幫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這麼一個集團，接納他們，不然他們就只有一死，這是他們所謂忠誠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們手中，戰力再差，也能夠壓制住境內造反的人。
這樣一個外來文化寄生性質的軍事集團，天然帶著草原上基因。當有利可圖，勝利唾手可得的時候，他們耀武揚威。而一當外敵強大，就畏敵如虎，與敵合作是第一選擇。他們本是寄生在自己國家上的，與社會與人民割裂，沒有保家衛國的自覺。
這樣一個軍事集團，初興時，可能戰力強大，一安定下來，便迅速墮落。能打仗是為了多搶錢，而安定下來之後，只要提籠遛鳥，就能拿著刀從寄生的母體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對外作戰一有不利便投降動搖，對內鎮壓則窮凶極惡，是他們骨子裡的基因。
這樣一種文化，這樣一個拿著刀的集團，看起來應該是國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實不然。關鍵在於，這樣一個集團，裡面的人不事生產，不勞而獲，就可以過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襲的。從這個集團形成起，就有許多人想過這樣一種生活。表現為軍事集團只是那時候軍力是天下根本，當軍力無此力量，也有人想換一種名目繼續再造一個別的什麼集團出來。只要把這個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