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方法」本身的法理性大於「結論」，才有了墨子光學八法中是焦點不是球心的修正、才有了後續推翻一系列前人結論的墨家內部的法理基礎……也是適可以修正墨家的根源。
修正之後的墨家和百家的關係微妙，除了儒家之外，哪怕是原本一直針鋒相對的楊朱，墨家和對方也開始進行了一系列地良好接觸。
道家的正統是琢磨道和人的返璞歸真的。
楊朱作為道家學派分出去的一支，受到道家的影響，和墨家之間的主要分歧就在於「兼愛」和「利天下」這兩點。
後世孟子曾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其實還有一句，叛儒必歸於墨。這其中的道理其實也很好理解。
原本的墨家是要短褐草鞋，利天下不止的。很多人承受不住，跑到了楊朱學派中；楊朱那邊整天講自利、為我，於是叛逃的人又跑去做君子復歸禮法以平天下的儒家；儒家整天講仁義仁義，仁義了半天不如墨家拿著劍干點正事，於是叛儒又都跑去了墨家。
楊朱學派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
即「為我」，即每個人都做到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取別人的財物，那麼如果天下人都做到這樣，天下自然就大利了。
這也是一種脫胎於「自化」的學說，換句話講叫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人的自由不可強迫、人的性命需要珍惜，人人做到這樣，那麼天下就會大利。
王公貴族，那是侵犯個人的財產，掠奪私人的財富。
墨家利天下，那是用組織和暴力對抗，沒有做到「貴生」、也沒有做到「自由」，所以楊朱也反對。
兼愛之說也是如此，墨家認為人人相愛，楊朱認為人人自利，本身就是兩個極端，但這兩個極端任何一點做到，那也就是天下大治。
但適對於兼愛的解釋，是「人是自利的，人也是求利的，而求私利的最高程度，就是兼愛，從而獲得了數倍於自己愛自己的愛」。
這種「調和」，也被楊朱所接受，因為墨家承認人求利、全性之類的東西。
但這種調和的本質，是和泗上和天下的局勢密切相關的。
天下現在分為泗上和泗上之外。
泗上內部的教育，是在培養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天下」這個類似於公民宗教的前提下，使得泗上的年青一代對於天下這個公民宗教的構成體充滿了獻身精神和榮譽感，其實也就是一個還沒形成的國家，只是把一種愛國主義虛構為一種名字為利天下的公民宗教。
紀律、榮譽感、彌賽亞情結、獻身精神、天下這個想像共同體的自小灌輸、自利與天下利的辯證統一、兼體權界的區別等等這些，這使得墨家不需要再和外面的人爭取他們投身到利天下的組織當中。
原本墨家和楊朱的辯論，那是墨家為了吸引楊朱的弟子，畢竟這時候文化人就那麼多，互相之間搶人，所以墨家之前總是咄咄逼人。
今天和儒家辯，帶走一批弟子叛儒歸墨，禽滑厘就是例子；明日和楊朱辯，帶走一些弟子叛楊歸墨；後日大街上看到個遊俠好勇鬥狠但有文化有俠義精神，要麼說服要麼打服比如縣子碩。
墨子一個人開宗立派，連辯帶打，終於有了數百的成組織的弟子。
等到泗上這邊建設起來之後，自己開始培養新一代在墨家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後，辯論的目的也就剩下了爭奪道理解釋權這個問題了。
隨著泗上的崛起，墨家的鬥爭策略也就從「先成為天下最有道理的門派，吸引更多的人一起利天下」；變為了「有沒有道理可以慢慢辯，我有五萬軍隊、十餘萬預備役兵員、天下最多的識字人口、冠絕天下的稅收，我自己干，你們別礙事就行」。
楊朱學派能不能解決封建貴族？能不能讓諸夏走向一條「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人人利己、自由」的資本萌芽時代？
適考察過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道理沒錯，現實不行。
因為楊朱這一派想要成功，需要的是天下有私產、但又被封建貴族壓制的小地主、小商人、小市民擁有足夠的人口，從而推翻封建貴族。
問題在於現在除了泗上的跨越發展，天下別的地方有私產的小地主、小商人、小市民人口太少了。指望他們，猴年馬月才能積累起來足夠的人口基數，從而由「人人自利」引動人人反抗，形成自發的、席捲舊時代的、人頭滾滾的大變革。
適覺得，如今天下的人口階層分布，要搞事，主力還是封地農夫、破產農民、逃亡農奴這些人。當然，用這些人，但墨家的「義」實際上站在工商業發展這一邊，和這些人只是同盟卻不是同志。
這就是墨家和楊朱學派關於「利天下」的分別。
楊朱的想法是可以利天下的，但是現階段不能成功，必須要有一個有著極強的組織紀律、理想、正確綱領的組織，帶領農夫、逃亡農奴以及他們轉化為的泗上新生代去利天下。
楊朱希望人人自利，將來受到侵犯的時候通過廣泛的自利，自發鑄成一口誅君之劍。
墨家希望人人有利天下之心，不等將來，靠著獻身精神，鑄成一口劍，持在組織的手中，去誅君。
等到泗上開始出台一系列的法令、開始終於出現了以人為法律主體的法律討論、開始出現萬民製法以確定徵稅開戰等原則性問題之後，楊朱學派自然開始向墨家傾斜。
而這正是適所希望的。
泗上打完齊國，已經準備開始對天下宣布自己要推翻周天子和各路諸侯的背景下，今後墨家學說在外面的傳播會很受影響。
泗上內外之別，也就使得宣傳的方向大為不同。
泗上之內，宣揚要做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天下人、願意利天下並且為利天下這件事作出貢獻而有榮譽感的新人，因為泗上之內已經推翻了封建貴族，可以教育真正的共和國民。
泗上之外，則需要楊朱之類的學派，宣揚利己、為我、不侵犯他人財物、保護自己利益等尚且是「萌芽」時期的思想，從而形成一種混亂和對封建貴族的天然反感，最大程度地利用小地主、商人、小市民的力量——他們未必願意利天下，但是肯定願意利己、為我、貴生、不侵他人財富也別讓別人侵自己的財物。
他們是同盟，但卻不是同志，這就是泗上內外的區別，包括宣傳、教育方向的區別。
為我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搶我的東西我捅你兩刀，包括貴族「合法」的搶也不行，但你要搶別人我譴責譴責你，可我不出頭。
兼愛的最高境界，是天下人多苦，我們要帶著一種獻身天下最壯麗的事業的理想，去戰鬥不息，去平不平之事。
後者的教育模式，註定了需要從小進行一些列的國民教育，只能在泗上之內進行。
前者的教育模式，需要幾部書、幾個人的講學傳播啟蒙萌芽，未必懂得全部，也未必有利天下之心，但也明白自己的利益被貴族侵犯了。
這種分別，註定了墨家不可能去做。
因為墨家不能既在泗上之內宣揚「利天下」，又在泗上之外宣揚「利己貴生」；不能既在泗上之內宣揚大的集體——天下——這個社會的集體主義概念，又在泗上宣揚自己、自我這個完全個人主義的概念。
那樣宣義部會瘋掉，墨家自己就先爆了。
不是說現在宣義部做不到論證「利己和利天下」的辯證統一，泗上內部一直都是這一套。
而是這種辯證統一的概念需要從小教學、從小接觸，才可以被認知。在泗上之外講，就小地主、小市民階層所接受的普遍邏輯思維能力而言，還是楊朱學派的那一套煽動性更強，也更容易被那個階層所接受。
只有這樣，才能結成泗上內外的廣泛同盟，墨家依靠利天下的理想在泗上集結武力；外部依靠利己、貴生之類的人性自利做外援，一旦打出去就可以獲得支持，甚至可以用起義來接應。
等到統一之後，利天下這個概念，就虛化為「愛國主義」這個公民宗教的最完美形態，形成此時世界上第一個啟蒙時代的黑火藥共和國。
適是不準確繼續往下跨越發展的，他確信自己也做不到，所以不需要考慮更長遠的事。殖民掠奪、原始積累、殘酷競爭……這一切將來必然出現，也將必然消亡，只要留下一些種子，新時代終會萌發。
最重要的一顆種子，就是如今聳立在泗上煤礦區那幾台效率奇低的原始蒸汽機，依照漢朝無為而治二百年土地兼并完成的速度，應該足夠在二百年無為而治達成土地兼并極限之前完成工業革命，跳出怪圈，這就是後來人要做的事了。
現在種子已經播下，他要做的就是為這顆種子準備最適合成長的土壤。
這片要準備的土壤，現在還需要用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墨者，而用不了多久便可以利用資本這頭有自我意識的怪獸，現在他還小，需要許多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墨者用鮮血去獻祭才能去呵護他的成長，從而將歷史滾動的主動力由理想的獻身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