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訓練有致，人數又多，又懷著這幾個月積攢的憤怒，一通亂打，二十多個費國的貴族私兵被打了個半死，還有兩個人腦袋上挨了幾石頭，顯是活不成了。
這場看似偶爾實則必然的摩擦事件，很快傳到了旅內。於菟等人看過之後，覺得自己無權判定這件事，又報到師里。
很快，這件事便報到了彭城。
費國的貴族大為不滿，認為墨家做的過分了。而墨家則死咬住是對方先越界的說辭，雙方互相爭執不休。
而那些逃亡過來的、有名無姓的農夫們，擦乾了自己的眼淚，埋葬了過去的痛苦，集中在一起後開始講訴自己在那邊的悲苦生活。
這種講訴在郯城引發了巨大的共鳴和轟動，於是郯城那些已經土改後得到了土地的農戶們捐獻出了一些財物。
一支五百多人的請願團，靠著這些捐贈的財物的支持，浩浩蕩蕩地朝著彭城前進。
他們希望，墨家能夠早點解救那些在費國的、和他們有著同樣命運的人，哪怕是勸說費君施以仁政也好。
這五百多人衣著殘破，一路上卻有軍隊保護，因為這種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按照之前萬民製法的條款，不但允許而且需要保證安全，只不過路費自籌。
於是就在彭城「製法」眾義會召開的最熱烈的時候、泗上、淮北等地的民意代表們齊聚彭城的時候，這五百人「恰好」出現在了彭城，一場場聲聲控訴和哭泣，頓時引來了彭城的群情激奮。
這些人來到彭城引發轟動的那天，泗上的民眾代表們正在討論「關於廢除肉刑」的議題，適在主持這次討論。
最一開始，習慣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墨家的理論體系尚未完全成型的時候，泗上也是存在一些肉刑的。
而現在，是該討論廢除的時候了。
這一次製法，不是說嘰嘰呱呱大家亂鬨哄的討論一番就通過，而是在「符合墨家道義綱領」為指導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因此，廢除「墨、劓、剕、宮、大辟」等肉刑的討論，也必須在符合墨家道義指導的基礎上進行。
不是說有人說，廢除肉刑吧，於是廢除。
而是要有人說：為什麼要廢除肉刑、肉刑的存在是否符合墨家的道義、既然不符合那麼就應該廢除。
這只是這次製法眾義大會的一個縮影，大部分的條款都是以這種方式進行討論的。
首先在廢除肉刑的大方向上，在之前也討論過「法」的作用，這是最基礎的根本。
現在天下除墨家之外的思潮，有幾種關於法的看法。
儒家自不談，而已經開始露出苗頭的法家對於法的看法也在泗上之外流傳，因此這一次製法眾義會還必須講清楚源流。
講清楚這一次的「法」，是符合墨家道義的法，要與法家對法的看法做割裂、與儒家的禮法做區分。
這也算是一次內部的思想統一，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做好徹底與舊制度和其餘百家決裂的準備。
一個體系，不能是單獨的、孤立的，而是在內部統一的，可證的，就像是幾何學一樣，之所以正確的根源是最開始的幾個定理，而不是說像是一本「經書」那樣規定出來這個對、那個錯、這個可以、那個不行。
討論法的作用，就不得不在之前先統一「性善性惡」論。
春秋之末、戰國之初，天下有閑之士開始討論辯論「性善」、「性惡」。
因為時代的局限性，也因為適是以「最符合子墨子之義」的弟子自居，加上墨家現在要引導的是一場反貴族的變革，所以適就必須放棄他三觀里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看法，而採取墨子的一些看法，以符合時代，同時符合墨家作為「自耕農、手工業者、商人、市民階層」代言人的身份。
換而言之，墨家的道義，除了有一種「利天下」的聖徒情結之外，本質上還是一場「啟蒙」運動，依靠自耕農和市民階層，依靠資產階級的人性觀來對抗世卿貴族制度，變革天下。
啟蒙的基礎，是人性的解放。
而想要讓人性的解放是對的、合理的，就必須不能是「性本惡」。
否則人性是惡的，解放人性就是讓惡解放出來，惡是壞的，讓壞的更多，那就是錯的，這就是基本的邏輯。
而人性的解放，恰恰正可以從墨子的人性觀發展出來。
墨子的人性觀，是「人性如素絲，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因而歷史上後期墨家的那位被同窗經常打小報告要把他開除墨籍的「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人性「性無善無不善」，又「生之謂性」。
這就已經開始接近那種最符合市民階層和手工業者、自耕農啟蒙的人性觀了。
即……整體意義上，人所做的許多，都是出於本性，這本性沒有好壞，因為是人，所以便有這種本性。
人的本性，是人活著並且追求的終極目標，所以人求利、人避害、人過性生活、人吃飽飯這一切，都沒錯，都是人的本性，生來賦予的人性。
人的本性，沒有對錯，只是天性，所以「存天理、滅人慾」就是錯的。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天理的一部分，道法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性若是抽象存在，那麼就像是太陽、月亮、星星一樣，是天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自然，就是天理，也就是生來被天賦予的。
自然即為天志，我不知道全部的天志是什麼，但是天志創造了自然，所以我知道自然符合天志，那麼我就能從自然中推出天志。
比如物體下落，不是因為天「想要」物體下落，而是「天志」這個冰冷的事實是物體下落。
因而人性即為天之所賦、存在即為自然之理。
這又和墨家的「集眾義而成法、選賢人為天子，使每個人放棄自己的一部分本性的權力，來獲得最有利於每個人生存的制度」的理論相應和。
因為人的本性無善無惡，生之謂性，那麼人趨利避害就是天生的本性，這不能說是錯的。
但是，人趨利避害的本性，在上古之時必然會引發混亂。每個人都有「權力」發揚自己的本性，這不是錯，這是天帝賦予人的權利，要不然人的本性為什麼是這樣呢？
但每個人都發揚自己的本性，天下就混亂，於是就需要每個人出讓一部分本性的天賦之權，從而形成一個公共的意志，而政府作為履行這個公共意志的媒介而存在，於是「選天子、定天下」就這樣產生了。
所以，看似簡單的製法，墨家既不能承認「性本善」，也不能承認「性本惡」，否則墨家關於法律和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會被打破。
既要創造一個理性的諸夏，那就必須要從根源體系上解決，要符合理，而不是禮。
正是因為「生謂之性」，所以「天賦人權」才合理。
如果性本惡，那麼人的解放就是錯誤的，所有的人就必須有一個嚴苛的法律在頭頂壓制，達到「化性起偽」的效果，才能夠達到「利天下」。
也就是說，任何的解放，因為性本惡的存在，都是錯誤的。必須在頭頂要有一個絕對權力的、睿智的、凌駕於人的本性之上的存在，規定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才行。
而只有「性如素絲」，或者說「生之謂性」的前提下，人追求自由、財富、利益、性生活、吃飽、穿暖等等這些，才是無所謂對錯的、利天下的。
我想吃飯，不是對也不是錯，就是人的本性。那麼「性食色也」，我想干點啥那和想吃飯沒有區別。我想得到利，那也和我想吃飯一樣，是本性。
本性沒有對錯，錯的是去追求這些本性之需的時候的做法，是否妨礙了別人。
若生之謂性，那麼利天下的最終一步就必須要「最大程度的發揮每個人的天性和自由」，達到每個人都能滿足自己的生之本性，才算是利天下。
墨家利天下的最終點，是「兼愛」，與「各盡所能、各行其喜」，這個終點又是「人的本性全部可以自由發揮出來的最終點」。
兼愛的邏輯性基礎，不是聖徒之心，而是利己、是人性、是自私。
只不過墨子通過理性的推斷，得出一個結論：利己的最終版本就是兼愛，人人愛自己愛別人便能得到百萬倍的愛。
這個邏輯上是自洽的，儒家說墨家「兼愛」所以「無父」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講抽象的邏輯，也難以理解抽象的邏輯。
所以墨子可以談「影不徙」、可以談「光沿直線傳播」，可以談「光學八法凹面鏡凸面鏡成像」，可以談「標本槓桿的原理」、可以談「斜面滑輪的重力分析」，而儒家不能理解。
是否行得通另說，邏輯上墨家由利己、愛己推出的兼愛是最利己、最愛己的，絕無邏輯錯誤。但是因為這個抽象的論證，導致難以被世人理解，往往曲解。
至於「各盡所能各行其喜」的邏輯性，是每個人把自己喜歡的事做好那也是天性。所以應該理性地創造一個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