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其實我們已經走過了那座被棄的紅磚屋。走了幾步，一轉念頭，就往右邊的草叢裡踩進去。
達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聲：「有蛇！」我也不理她，向著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撥開茅草，一面吹口哨。
當我站在破磚破瓦的廢屋裡時，達尼埃也跟了上來。「做什麼？」他說「找找看有沒有東西好撿。」我張望著四周，就知道達尼埃立即要發脾氣了。
這一路下來，由台北到墾丁，開車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極有情調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達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來的朋友，他們辛苦工作了兩三年，存了錢，專程飛到台灣來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邊的工作，在春節寒假的時候，陪著他們，開了一輛半舊的喜美車，就出發環島來了。
就因為三個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館都不肯分開，總是擠在一間。也不睡覺，不然是拚命講話，不然就是在吵架。達尼埃什麼時候會生氣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撿破爛，他就氣。再說，一路下來，車子早已塞滿了我的所謂「寶貝」，很髒的東西。那叫做民俗藝品，我說的。歌妮同意，達尼埃不能妥協。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達尼埃說。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頂一指，就在那沒有斷裂的梁下，兩盞細布中國紗燈就吊在那兒。
「太髒了！你還要？」
「是很臟，但是可以用水洗乾淨。」
「不許拿。」達尼埃說。
我跳了幾次，都夠不上它們。達尼埃不幫忙，冷眼看著，開始生氣。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張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過來，輕輕往吊著紗燈的細繩打了一下，那一對老燈，就落在我手裡了。樑上嘩嘩的撒下一陣灰塵弄得人滿身都是，達尼埃趕快跳開。
歡喜的觀察了一下那一對燈，除了中國配色的大紅大綠之外，一盞燈寫著個「柯」姓，另一盞寫著「李」姓。
我提著它們向歌妮跑去，她看見我手裡的東西正想快樂的叫出來，一看身後達尼埃不太好看的臉色，很猶豫的只好「呀！」了一聲。
「走，前面有人家，我們討水去沖一衝。」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著問。我笑著也不答。屋頂都爛了的空房子，大門也沒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請來的呀！
向人借水洗紗燈，那家人好殷勤的還拿出刷子和肥皂來。沒敢刷，怕那層紗布要破，只有細心的沖沖它們。乾淨些，是我的了。
「待會兒騎協力車回去，別想叫我拿，你自己想辦法！」達尼埃無可奈何的樣子叫著。他一向稱我小姐姐的，哪裡會怕他呢。
那輛協力車是三個人並騎的，在墾丁，雙人騎的那種比較容易租到，我們一定要找一輛三個人的。騎來的時候，達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間，我最後。這麼一來，在最後面的人偷懶不踩，他們都不知道。
向土產店要了一根繩子，把紗燈掛在我的背後，上車騎去，下坡時，風來了，燈籠就飛起來，好似長了翅膀一樣。土產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對我用台語說：「這是古早新嫁娘結婚時帶去男家的燈，小姐你撿了去，也是馬上會結婚的哦！」歌妮問：「說什麼？」我說：「拿了這種燈說會結婚的。」「那好呀！」她叫起來。達尼埃用德文講了一句：「神經病！」就拚命踩起車子來了。
我們是清早就出發的，由墾丁的「青年活動中心」那邊向燈塔的方向騎，等到餓了，再騎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在一間清潔的小食店裡，我們三個人佔了三張椅子，那第四張，當心的放著兩盞看上去還是髒兮兮的燈籠。達尼埃一看見它們就咬牙切齒。
點了蛋炒飯和冷飲。冷飲先來了，我們渴不住，捧著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個時候，進來了另外四個客人，在我們的鄰桌坐下來。應該是一家人，爸爸、媽媽，帶著十五、六歲的一對女兒。
當時我們正為著燈在吵架，我堅持那輛小喜美還裝得下東西，達尼埃說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燈丟到海里去。進來了別的客人，我們聲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敵視著。恨恨的。
就因為突然安靜下來了，我聽見鄰桌的那個爸爸，用著好和藹好尊重的語調，在問女兒們想吃什麼，想喝什麼。那種說話的口吻。透露著一種說不出的教養、關懷、愛和包涵。
很少在中國聽見如此可敬可親的語氣，我愣了一下。「別吵了，如果你們聽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講話的態度，聽了都是享受，哪裡像我們。不信你聽聽，達尼埃。」我拍打了達尼埃一下。
「又聽不懂。」歌妮聽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結論是，那個媽媽長得很好看，雖然衣著樸素極了，可是好看。
於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偷看鄰桌的四個人。
歌妮會講不太好的英文，達尼埃一句也不會。歌妮又愛跟人去講話，她把身子湊到那一桌去，搭訕起來啦！
那桌的爸爸也聽見了我們起初在講德文，他見歌妮改口講英文，就跟她講起某一年去德國旅行的事情來。說著說著，那桌年輕極了的媽媽，笑著問我：「是三毛嗎？」我欣喜的趕快點頭。
不知道為什麼非常喜歡結交這一家人。他們的衣著、談吐、女兒、氣質，都是我在台灣少見的一種投緣，很神秘的一種親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們講，想做一個朋友，可不可以呢？
後來，我們開始吃飯，我一直愣愣的看著那兩盞死命要帶回台北的燈籠。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讀：「我要把這兩盞燈，送給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瘋了！瘋啦！」達尼埃這才開始護起燈來。「沒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歡他們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麼鬼？」達尼埃說。
「要送。他們是同類的那種人，會喜歡的，我在旅行，只有這個心愛的，送給他們。」
當我表示要把燈送給那一家人的時候，他們很客氣的推辭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來。覺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當他們答應收下的時候，我又大大的歡喜了一場。忘了，這只是兩盞髒得要命的老燈籠，還當寶貝去送人呢。
分別的時候，交換了地址，一下發現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東路四段，只差幾條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驚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會忘記的一天——認識了在台北工專教授「工業設計」的賴一輝教授，認識了在實踐家專教授「色彩學」的陳壽美老師，又認識了他們的一對女兒；依縵、依伶。
再驚喜的發現，那些侄女們的兒童書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園》、《小琪的房間》，這些書籍里的圖畫，都是陳壽美老師的作品。
為什麼直覺的喜歡了這家人，總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愛教書的人，我仰慕會畫畫的人。雖然他們是留學美國的，我也很接受。因為在那次旅行之後，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國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節。
在機場揮淚告別了達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將衣服丟進箱子，暫別了父母，飛向美國加州去。那時，還在教書的，搶著寒假的時間，再請老同學代課到春假，使我在美國得到了整整六個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為燃燒性的狂熱投入，使得教書的短短兩個學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體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條。
美國的時候，媽媽打電話來，說，「那個好可愛的妹妹賴依伶，送來了一大棵包心菜，說是去橫貫公路上旅行時買下來的，從來沒有吃過那麼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來信，告訴我：「你的朋友賴老師一家帶了朋友來清泉，還給我買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給依伶，她的來信已經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細細小小的字，寫了好多張，又畫了地圖，將她和全家人去橫貫公路旅行的每一個地方都畫了出來。最後，把那些沿途亂丟垃圾的遊客大罵了一頓，又叫我以後寫文章也應該一起來罵。我深以為是。
這一家人，以後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歲吧，跟我通起信來。
休息了六個星期，忘不了學校和學生，急急趕了回來，務必教完了下學期才離開。我日日夜夜的改作業，人在台北，卻沒有去賴家探望。他們體恤我，連依伶都不叫寫信了。那個學期沒能教完，美國的醫生叫我速回加州去開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職員宿舍，搬去母親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書籍安置妥當，和心愛的學生道了再見。
媽媽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東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夠住了。我一個人住。
鄰居，很快的認識了，左鄰、右舍都是和藹又有教養的人。不很想走，還是抱著衣服，再度離開台灣到美國去。「家」這個字，對於我，好似從此無緣了。
在美國，交不到什麼朋友，我拚命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