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無私事，裴該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隨時記錄下來，以編纂《起居注》。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於西漢武帝，或東漢明帝時代，但一直不設專職，要到晉朝，才確定由秘書監下屬起居郎來負責——也算是司馬氏對封建政治制度發展所做的少數幾樁貢獻之一了。
所以除非軍國要務，嚴禁外泄，否則象規劃新長安城之類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瞞得了朝臣——且還有工部、虞部摻和呢。因而不數日後，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庫未充之故，請求陛下暫寢修城之議。
裴該回覆說我沒打算這就修新都啊，不過預先做點兒規劃而已，能夠浪費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卻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須先期規劃。且建新都有利於彰顯天子之威，國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應形勢，徐徐為之。」
御史中丞熊遠和監察御史陳頵都上奏駁斥，不過熊孝文主要是質問裴嶷，倘若現在就營造新都，人力和錢糧打哪兒來啊？陳延思則表示，以洛陽為都城正好，何必再勞民傷財，計畫西遷到長安去呢？
不必裴該開口，徐渝就主動跳出來跟兩人辯論了——主要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豈容他人破壞？而且營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將來史書上多半會記一筆，長安新都的總規劃師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駁陳頵，說：「朝廷以關中戎狄多而不易鎮定故，乃設西京，此事既成定論，御史不宜再沮。則舊日狹迫之城，豈能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時西巡，亦當建城……」
然後再回答熊遠的問題，並且趁機提出建議：「今祖公於三台破羯，所俘近萬之眾，行將押來河南。臣以為，與其如諸公所言，設屯務農，不如予我工部，先期於龍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錢糧豐足時，營建新都。
「從來俘虜最難安置，彼等既從羯，罪不可綰，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誅，然亦不可輕縱。彼等釋耒耜已久，唯恃氣力，與其務農，不如務工。工勞而死，前罪自贖，工勞而不死，始可赦之於壟畝之間，復為國家編戶。總比征勞役，傷農人，為合宜一些吧。」
這年月是沒有國家工程隊的——私人工程隊也不多，而且規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徵召農夫充役，有可能影響到農業生產，所以歷朝歷代於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議，何妨如從前俘胡的舊例，把戰俘充作勞役呢？開山挖礦的胡虜目前足夠用了，新的戰俘——不僅僅如今的羯趙，也包括以後可能逮著的南蠻——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廢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該覽奏，頗為心動，但還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數本亦良善百姓，不過為羯賊所蠱惑或挾裹而已，卿勿急於事工，而浪執彼等性命。彼等既曾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亂啊！」你可別打著一定要累死他們的主意。
開國天子，權威還是很盛的，於是朝議最終認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決定了這批河北戰俘，以及日後所獲戰俘的命運。
或謂：長安城每塊磚石下面，都掩埋著戰俘的累累白骨……
當然啦，雖然裴該討厭駢儷文，終究群臣舊習難改，所奏並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馴（生澀）得多；至於裴該所下詔命，多由秘書潤色，甚至於他只是說個大概意思，而由秘書擬稿，亦難免雕琢之態——頂多質樸一些，力求靠攏兩漢文學、建安風骨罷了。
因為天子喜歡什麼樣的文字，或者說尚可忍受什麼樣的文字，秘書省郭璞、胡飛等人是再清楚不過了。
且說詔命既下，傳達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闓便不禁對熊遠、陳頵等人發牢騷，說：「天子所信用者，多貪功近利之輩，國家未定，豈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為邀寵於上，而罔顧國事。但我不料裴僕射竟也作此語……」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黨爭，歷朝歷代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個尚可容忍的範圍內，儘可能形成良性競爭，而不是互扯後腿罷了。此前在晉時，朝中主要是荀黨或稱東黨，和裴黨或稱西黨，雙方明爭暗鬥不休；至於祖氏，軍權雖盛，於政治上卻並不甚用心，導致集團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勢。
等到華朝肇建，東黨乃趨勢微，原領袖荀組受拜從一品少傅、宜都縣公，荀邃受拜從二品特進、新息侯，但都沒有實職，不過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號人物荀闓，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獲全勝的自然是西黨，只是西黨也非鐵板一塊，掌權之後，其內部自然也會分出派系來。統而言之，可以稱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說世家派與寒素派。
天下高門，無過裴、荀，所以裴嶷、裴詵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禪讓功臣華恆、王卓等，殘餘的東黨遂逐漸向他們投誠和靠攏。其與舊世家代表荀組叔侄的區別，不過是相對重視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談罷了。
吏僚派則主要是裴該在關西時即授予實任，負責各方面具體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數擔任各部首長，或者實權副職。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東或關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說柳卓、柳習、韋鴻、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實為寒門出身，甚至出於商賈之家，比方說徐渝、郁翎、周鑄、媯昇、蔣通等輩。
裴該想要扶持寒門，以平衡甚至於制壓世族，但寒門雖不是阿斗，卻也不是幾道限田、設學、科舉之類的詔令，立刻就能人才輩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豐富的學習資源和深厚的文學功底，天然便壓過寒門一頭。但那些自關中追隨裴該，直至改朝換代的寒門吏僚，既有從龍之功，於他們頭頂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並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賣力。
當然啦，在儒臣派看來，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來公允地評判，這些傢伙都未免太急於事功，太急於邀寵了，不利於國家機構的穩定和社會生產於大亂之後的恢複。裴粹在關中，就曾經寫信給裴嶷，說：「如漢初名相，蕭、曹也，不聞有魏、黃……」
蕭何、曹參的施政，秉持黃老之意，無為而治，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恢複；魏相、黃霸雖然也是一代名相，但執法過剛、施政過苛，唯有在太平時節、盛世之際，才能顯身揚名啊。所以說——「願文冀為蕭、曹，勿為魏、黃也。」
裴嶷對此的回答是：「亂世用重典，國貧謀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寬政無為。」你說得有道理，但還不是時候。
所以就目前狀況而言，這兩個派別尚能協作無間，但隨著局勢逐漸穩定下來，更多世家靠攏儒臣派，更多故晉小吏靠攏吏僚派之後，又會將政局導向何方，那就誰都看不清了。
不過裴該對此還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漸的應對之策，就是要逐漸削弱雙方的力量，再利用科舉制引入更多人才來加以平衡。其實樞密省之設，也同樣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種手段。
漢初諸呂亂政，之所以失敗，為有周勃在也。只要運用得當，則軍功貴族不但不會幹政擅權，反倒能夠成為穩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過舊關中軍諸將因樞密省之設，認定了天子重視武人，唯有陶士行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經在給兒子陶瞻的信中寫道：
「或謂晉亂之時，武夫跋扈，勸天子勿置樞密，可稍稍制約武人。然我以為，天子置樞密，非重武也，實限武也。古來出將而得入相，今我雖以樞使身份列名宰相，於政事堂中卻為文臣所環繞，對政事幾無置喙處。由此既加軍銜，則與文政無涉，武夫勢不能再干政也，前漢大司馬大將軍之任，無可復見。
「是以奉勸吾兒，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職。否則如前漢公孫賀之後，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該的這份心思，其實從未對人明言過——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數人，能夠從蛛絲馬跡中窺見一斑。不過他在官吏選拔和任用上，以太學作為從九品制到科舉制之間的跳板，這種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關中曾開科舉，但是規模不大，既已改朝換代，他就打算行之於全國，卻遭到了儒臣們的一致反對。於是裴該重興太學，暫時以太學的畢業考試，部分代替舊時的九品制和察舉制——太學是只看學問，而不論門第，皆可入學的，而且管食宿，這套規章制度還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創設。
長安新城遙遙無期，裴該估摸著即便天下大定了，也還得隔幾年才有望還遷關中去，所以無論文校還是武校，全都自長安遷來洛陽——長安學校仍然保留，作為太學的分校，且將來二都並立，洛陽分校也將繼續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經快七十歲了，健康狀況也不是很好，裴該特許他在身體允可的情況下，再自關中赴洛——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當聽說董老夫子即將抵達的時候，裴該就打算親往相迎，卻遭到了宰相們的勸阻，說唯大將班師，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長雖然年高德劭，卻還不到勞動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