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乃是中國古代獨有的官職，據說始於齊桓公設「大諫」，以鮑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杆子捅去周初的，說「保」就是最初的諫官，那麼興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應該是諫官首領了。
諫官的主要職責，是勸諫君主，並對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見。秦代設諫大夫，屬郎中令，漢代沿用，但屬光祿勛，東漢改名為諫議大夫。此外光祿大夫、議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騎、中常侍等號的，亦皆負有諫議之責。
唐代最重要的諫官是左拾遺、右補闕——因名可知，此職是為了匡正君主的過時，補朝政之疏漏而設。
說白了，諫官的主要職責是面對君主的，必須能夠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錯誤，兼及議論朝政。此職自漢代始即受宰相領導，乃是相權制約君權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此君主自然會產生不滿，於是逐漸將諫官的職能分化，主諫君的轉化為君主顧問官——比如侍中、散騎常侍等職；主議政的則演化為侍中寺、門下省等機構，逐漸反過來成為制約政府的工具。
歷代以諫官諷君王、監政府，而以御史督責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後，二者合流，並稱「台諫」（台是指御史台），總監政府、百官，對於君主的諷諫職能卻日益萎縮——君權由之漸盛。
固然，理論上凡一定級別的官員，都可以上書指責君主的過失，但大傢伙兒既然還有本職工作，則除了少數幾個特例外，諷諫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減輕啊——君主之獨裁，即自台諫合流後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陳頵特意提出來，說關中行台就是個小政府，于軍政兩道的架構尚算嚴整、完善，可是為什麼獨獨不設諍諫之官呢？在朝中，諫官之設是為了諷諫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馬你大權獨攬，無人可以制約，倘若不設諫官，隨時指出你的失誤和缺漏，你就不怕辦錯事么？
這倒確實是裴該從前沒有想到過的。一則他覺得自己夠謙虛，不專斷，凡大事皆謀之於眾，裴嶷等人也時常會主動提出意見來，又何必單設諫官？二來么，終究誰都不樂意整天一舉一動都被人盯著，隨時挑你的錯兒……故而諫官之設，壓根兒就沒往腦袋裡去過。
聽得陳頵之言，熊遠不禁蹙眉，就先裴該發問道：「終為行台，並無人君，何必設置諫官？」
陳延思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過而無可諍諫者，必然閉目塞聽，甚至專斷獨行，而壞國家之事。即州亦有別駕，而行台唯大司馬一人獨尊而已，若不能設諫官，聽諍言，諮諏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諫官是「言者無罪」的，哪怕當面指著君主的鼻子痛罵，只要就事論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當聽不見，但不能降罪於諫官。而且其他官員，固然也可以諍諫君主，但你若閉口不言，別人也不會強逼你；諫官若不言，則純屬失職。所以諫官之設，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風氣，使君主習慣於聽取下情，而臣子也習慣於表述意見。
按照陳頵的說法，人沒有不犯錯的，只有被人即時指出，進而加以改正，國家、政府才能趨向於正道。各級政府部門中都有人能夠提意見，那是因為政府主官的權柄並不頂天；大至州府，刺史身邊還有別駕，名分君臣、上下，其實也就低半級而已，自然不怕講話。君主之下，卻沒有比他略矮一頭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專設諫官；如今你大司馬在關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為又豈可不受絲毫制約呢？肯定會出事兒啊！
裴該心說我的行為怎麼就不受制約了？先不說天時、地利、人和的制約，那些舊制度、舊習氣，因舊官僚而給我下絆子，使我不能舒心暢意，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然後再設諫官，比方說你陳延思，見天兒上書要我輕工商、罷民屯，下筆千言，口若懸河，在輿論上攻擊我，那我還不得給氣瘋嘍！
不過再一琢磨，我的很多理念、手段固然經過歷史的考驗，可以確定是先進的，但高產種未必可以施之於鹽鹼地，因應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很多施政措施有可能超前，過猶不及，反倒有可能壞事啊。
對於這點，裴該本人是每常警惕的，故而以他的權柄，完全可以在關中徹底自搞一套，他卻仍然要多方面聽取意見，對於裴嶷等人因傳統思想而產生的反對情緒，寧可花時間、精力去耐心說服，也絕不強行壓制。況且若不能真服其心，你就算政策再高明也沒用，人若不給你認真執行，陽奉陰違，必然難以成功。
那麼既然自己已經有了這種心理準備，已經下決心要知難而上，為了集體的團結，更為了不自矜、驕傲導致誤事，樂意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肯於做大量的說服工作，則諫官之設，又有何不可呢？
這是主動用制度來約束自己的權力，起碼打開一個下情上達的通道，自定會因此而產生不少的麻煩，但同時，制度的完善，能夠將更多可能的失誤都扼殺在搖籃中，這未必是一樁壞事啊。唯使我不得襯心順意而已，但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為政者又豈能想望諸事盡皆襯心順意呢？！
再者說來，即便不監督自己，也應該設職監督行台政府。此前一是人才稀缺，二是為了行政方便，大司馬以下唯長史、司馬統管文武，對於政令缺乏中書、門下那類審核機構。雖然從事中郎掌監察之任，但主要是面對官吏個體的，而非督責整個政府部門的運行，且裴詵、王貢的絕大部分精力其實都撲在對外情報上面，要他們再加監督政府，未免強人所難。
裴該從前就討厭「噴子」、「鍵盤俠」，但具體到諫官，仔細想想，倒也未必有那麼煩人。因為面對其他朝臣也就罷了，倘若面對的是主君，誰又敢以話術來混淆視聽，甚至於撒潑打滾、扣帽子耍賴啊？只要確實是在講道理，即便道理不通，我又有何可懼？
想到這裡，他便擺擺手，阻止了熊遠繼續反駁陳頵，隨即面向陳延思，一字一頓地問道：「卿此言確實有理，是我疏忽了。然而，我若於行台設諍諫之官，卿可願為么？可敢言么？」
陳頵倒沒想到裴該那麼輕易就認同了自己的建言，他原本以為還要勸說半天才可能見成效——終究誰都不樂意在身邊常伴一個提意見的呀，此乃人之常情。但他的打算是將來裴該還朝之後，把關中行台更為嚴謹的政治架構，直接套用於朝廷的，則若預先不設諫官，將來再硬塞進去就難了，故而做好了苦諫的準備。
不禁暗道：「大司馬倒確實從善如流啊……」便即拱手：「若大司馬不以頵卑陋，假我以諍諫之任，自然知無不言。」
裴該笑笑：「若卿進諫，而我不聽，奈何啊？」
陳頵道：「自當再諫。」
「憑卿再諫、三諫，我皆不從，又如何？」
陳頵聞言，不禁微微一愕，隨即囁嚅一下，回覆道：「聽不聽在裴公，而言不言在陳某。」
裴該笑問：「難道不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么？」
陳頵正色回覆道：「道與言未必契合，一言不聽，未必其道不行。倘若諫臣所言，君主必聽，則是以臣挾君也；倘若一言不聽，即掛冠而去，是偽為龍逄、比干，而擬君為桀、紂也——此非諍臣，而是要名之妄人。大司馬若有缺失、疏漏，頵自當直言進諫，若其事小，不聽也可，但請更咨於眾；若其事大，乃當固諫，即不我聽，也不至於逃去……」
他陳延思在洛陽的時候，三天兩頭上奏，就朝政發表意見，大佬們多數都是不肯聽從的，也沒見他因此而辭職啊，他最終是被人轟走的……就陳頵的認知，即便諫官也不能說自己的想法全都正確，否則直接以諫官為宰相甚至人君好了，豈有此理啊？既然如此，怎麼可能要求凡諫言而人君必從？
裴該頷首：「延思能明此意，我心甚慰。」我別招來個牛脾氣，一定揪著衣襟要我聽他的話，不聽就或者辭職，或者去撞柱子，那不是白給自己找麻煩，卻未必能產生好效果嗎？再如明清之際，大群言官（還不能算是諫官）純為要名而放嘴炮，細過必究，搞得都沒人敢認真做事了——因為凡做事必有疏漏，唯不做才不會犯錯——那種「鍵盤俠」，不要也罷。
於是裴該就對陳頵說：「我即授卿諍諫之職，望卿毋負我望。如今日所言三失，我盡知矣，卿不必復言，我及行台別有疏漏、差錯，卿當直言不諱。」
即命書記胡飛制文，於行台新設諍諫之職，起名叫做「拾遺」——這個詞兒當時就有，乃匡正過失之意，至於用作官名，則是直接抄了武則天的「後」智——直屬大司馬，列第五品上大夫，任命陳頵陳延思擔任其職。制文即送長史裴嶷、司馬陶侃傳閱，若是沒有反對意見，簽上自己的名字，這事兒就算定了。
就理論上而言，裴、陶二人對此事不大可能堅決反對，因而陳頵便再次向裴該行禮，改口尊稱「明公」，而自稱「臣」——上下級之間，尤其某官及其自辟的僚屬，依秦漢之風即等同於君臣，起碼禮數上如此，逮魏晉而俗不變，大概要到南北朝和隋唐以後，所面非人君而以「臣」自稱的習慣才逐漸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