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誕生卷
第八部分
三五六、歐洲應該如何才會變得"更風雅"
設苦即使是在今日（在許多的中止停滯有待堅持的過渡時期），生活依舊幾乎對每個歐洲男性堅持一種特定的角色——即他們所謂的使用；有些人擁有選擇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由（一種表面的自由），然而絕大多數的人還是被角色所甄選。
這樣的結果是夠奇怪的。幾乎所有的歐洲人在年紀逐漸增長時，都會對自己的角色感到迷惑；他們本身便是："一場好戰"的犧牲品，他們忘了一旦自己"使命"被決定之後，就會隨時為任性和專斷所支配——也許還有許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然而一切都已太遲了！若是我們更仔細地觀察，則可以看出，他們的性格事實上乃是由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是人為的天性。在生命中的某些時期，人們往往會懷著不可動搖的信心，肯定而虔誠地相信：是他們的生活模式使他們註定要從事這個行業，他們根本不曾意識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機會，也不知道其中的專橫（命運決定一切）。
階級、同業公會、及繼承而來的世襲商業權威等，藉著這種信仰之助，培植出那些不尋常的社會高塔，使得中世紀顯得極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樣仍然是他們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堅忍乃是世上最高層次之屬）。但是也有與此完全相反的時代，即適當的民主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人類會逐漸忘卻這種信仰，而另一種冒昧的堅信和頗為矛盾的觀點模式，便取代了前者而展露頭角。雅典人的堅信便是培里克利斯①時代最顯著的特色，而現今美洲人的堅信也已日漸成為歐洲人的堅信：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幾乎什麼事皆能作，幾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時人人皆以自身作實驗，去嘗試全新的一切——以愉悅的心情去嘗試，其中所有的天性乃皆消失而變成人為……。
①培里利斯（Pericles，495？-429·B·C·）希臘哲學家，雅典在其執政時期，曾開創一種極輝煌的文明，是為雅典的黃金時代。
希臘人採納了這種角色的信條——亦即藝術家的信條，如果你樂於如此稱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驗，如眾所周知，這是一種十分奇怪的轉變，各方面皆不值得模仿；他們成為真正的舞台劇演員，並且為之心醉神迷；他們征服了全世界，最後甚至成為世界的統治者（因為希臘的歷史征服了羅馬，而非如一般無知的人所說的，是希臘文化征服了羅馬……）。然而我所耽心而亦是目前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渴望去認知它），是我們現代人業已站在同一條道路上了；無論何時，當一個人開始自覺他所扮演的是個怎樣的角色，而他又必須將一個舞台劇演員的角色扮演到何種程度，那麼他已真正成為一個舞台劇演員了。
人類的新植物群和動物群於焉產生，這是在較穩定，較有限制的時代所無法滋長的；於是每逢歷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時期，他們便可展露頭角，而其中各式各樣的"舞台劇演員"便是真正的主宰。正是由於此一類型的人所受到的傷害愈來愈嚴重，結果使得他們變成無能為力：在所有偉大的"建築師"當中，建築的力量已經逐漸瓦解，為遙遠的未來計畫的勇氣也已經受到挫折，因而具創造能力的天才乃開始缺乏。誰敢冒險承擔完成黃金時代所訂定的工作？基本的信念已經逐漸在消失，以個人所能擬定，應承和參與之自己計畫中的未來為基礎，而傾已所有作一種奉獻、犧牲，結果，人的價值和重要性就如同一大建築物中的小石子一般，為了達到其目的或效用，他首先得堅硬，他必須是塊"石頭"，而不是一個舞台演員！
簡而言之——唉！這個事實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將會成為秘聞——以舊名詞的意義來說，便是一個社會，此後不再被建造，也無法再被建造了；因為，要建造這種結構，樣樣缺乏，尤其是材料。我們每個人都不再是社會的材料，這是當前的事實！在我看來，還有一件不重要的事情，這件事同時是最短視，或許也是最不假，且無論就那一方面來看都是當今人類最嘈雜的一種，即我們的朋友社會主義者、信仰、希望、夢想，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一些狗屁文章等，幾乎都形成一種對立；事實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未來他們所用的口號："自由社會"，在每張桌子、每面牆上皆可看到。自由社會？可笑！各位先生，你可知道他們憑藉什麼來建造（這自由社會）？憑木製的鐵！憑著名之木製的鐵！甚至還不是由木頭製成的……
三五七、老問題"德國人是怎樣的一個民族"
讓我們不要計較那必須感謝德國的知識分子所帶給我們的真正哲學思想——他們是否也可以去計較整個民族的信用呢？我們能否說他們同時是"德國心靈"的作品？或者，就我們所習于思考的感覺而言，至少是一種象徵，譬如說，如柏拉圖的觀念狂，他對於形式幾乎有一種宗教式的狂熱，這是"希臘心靈"的明證嗎？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確的？他們個人對整個民族而言是否有相當的異常；一如歌德無愧於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麥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亦即俾氏所謂的"實用政治"？也許我們的哲學家甚而與"德國心靈"的需要背道而馳？簡而言之，德國哲學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學思想的德國人？
在此，我提出三個例子。第一是萊布尼茲①獨一無二的洞察力（這個洞察力使他不僅比笛卡爾有利，同時也比與他同時代研究哲學的人都要有利）——這種意識只是一種心象的意外，而並非其必須或主要的特質；因此我們說，意識只不過是我們精神和心靈世界的一種狀態（也許是一種病態），而絕非世界本身。在這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國人尚未盡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奧之處？有沒有任何理由可認定一個拉丁人不會在這種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錯誤？
①萊布尼茲（Leibnitz，1646-1716），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是理性主義的殿軍。
其次，讓我們回想一下，康德在詮釋過因果律之後，寫下了對疑問的註解，他並不象休姆①那樣，懷疑它的合法性；相反的，他在這個意識重大的註解中開始謹慎地界定其範圍（我們的注意力甚至尚未脫離這些界限）。接著再看第三個例子，黑格爾②那令人驚訝的打擊，當他冒險在傳授各類概念會彼此相長的時候，還並不擅長於邏輯的用法；歐洲的思想家由這個理論已可預見達爾文主義之最後一項偉大的運動——要是沒有黑格爾的話，達爾文便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平凡人罷了。在黑格爾首次將進化的決定性概念帶進科學的革新中時，其中是否有任何原本屬於德國人所有的東西？
是的，毫無疑問的，我們在三個例子中都察覺到是有些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被發現"或預測，我們為此而感激，同時也感到訝異；這三個原則中的每一個都是德國人的自我懺悔、自我諒解和自知之明當中最為細心的一部分。我們贊同萊布尼茲所謂"我們的內心世界甚為豐富、寬闊而且隱秘"的說法；不過，身為德國人，我們就和康德一樣，對於自然科學知識的根本妥當性，以及一般可被稱之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會感到懷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們目前看來似乎較無價值。
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國哲學家、政治家，是反對因果律的經驗主義者。
②黑格爾（Hegel，1770-1831），德國哲學家，是絕對的觀念論者，他企圖以辯證法來解答一切的問題，而且還以為真的"解答了"一切問題。
我們德國人應該都曾像黑格爾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爾這個人存在，因此我們（和所有的拉丁民族相形之下）不將一切歸因於那些"是——"，而歸因於其意義更深而價值更高的轉化和進化，我們對於"存在"之概念的妥當性幾乎毫不相信。這是屬於比較特殊的事例，因為我們並無意對人性的邏輯，亦即邏輯本身，亦即唯一的邏輯讓步；相反的，我們寧可相信這只是個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個。
第四個問題是，叔本華的悲觀論，也就是說，存在價值的問題，是否也屬於德國人的，我倒認為不是。在這個問題之後將會發生的事務乃是確然可以預見的；因此，一個心靈的天文學家可以計算出這件事將會發生的時刻——亦即，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學之無神論的勝利，是全球性的歐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參與了儀式並分享榮耀。反之，倒是德國人（那些與叔本華同一時代的人）耽誤無神論的勝利甚久，並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險的境地。尤其是黑格爾，更使這勝利遲滯延擱，他企圖以我們的第六感——"歷史感"，來說服我們相信存在的最後之神性。
身為哲學家的叔本華是我們德國第一個自認不變的無神論者，他對黑格爾的敵意由此可見端倪。他認為存在之非神性乃是可明了、可探知，而且毋庸置辯的事實；當他看到任何人對此感到猶豫或作旁敲側擊的刺探時，常常會失去哲學之沉著而變得十分激動。由此便可看出他那全然剛直的性格，他對"絕對而誠實的無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