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紅色、亮黃色、血紅色的鬱金香，
在這片不出意外長不了任何東西的土地上，
鬱金香一年可以收成三次。
我們也叫它蘑菇之地。這裡是布魯克因瓦特蘭以南，外環路以北的地區，當時外環路還沒有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北部。如果你在一個好天氣里往這個方向走走，會發現它就只是一個沒有名字的水溝。時間未曾停止，它吹走了那些歷史，就像一陣秋風颳得枯死的蘆葦葉上下晃動。這個季節的蘆葦葉不再像其他季節里那麼可愛，它們僵硬而死板，和其他走到了生命周期末端的事物一樣。
蘑菇之地的歷史已被抹去，人們現在只知道這是一個荒謬的、過分有序的地方。它不僅看起來「荷蘭」，而且真正踐行了「荷蘭」這個詞。這片土地上彷彿總是懸浮著一層水汪汪的蠟筆畫一般的空氣，裝飾著一團團被抹開的雲，那雲的色彩涵蓋了從純白到深灰的所有色調。地平線被稀少的幾個果園或者風車磨坊切斷。如果持續的西風沒讓你流鼻涕的話，你能聞到空氣里儘是水汽和牛糞的氣味。在古老的沼澤地里，成群的水鳥築巢在蘆葦之間，一月到三月，當溫度計的水銀柱上升時，它們就從南方以V字形成隊飛來。不管你信不信——在布魯克爾米爾和貝爾莫爾古老的低洼地里，整個春天都生長著一排排的鬱金香，無窮無盡，它們有著各種靠人工栽培才能實現的顏色。你還能找到比這更「荷蘭」的東西嗎？
就是在這個「荷蘭」，莫尼肯布魯克的蘑菇種植業繁榮了二十多年，直到1976年這個地區從地圖上消失得無影無蹤為止。和那段過去仍有所關聯的唯一一個建築，是胡恩瑟拉爾的老風車磨坊，坐落在跨越了貝爾莫爾的道路北側的一塊空地上。這磨坊看起來就像死了一樣，原因之一是油漆都剝落了。灌滿了風的時候，風葉上的布料讓這磨坊吱吱呀呀地響著，像是活過來一樣——上帝啊，救救我——這個被繽紛的鬱金香田環繞，卻仍無法被破壞的建築物因此被賦予了一種悲涼的性格。周圍的孩子們都說它鬧鬼。
我不能責怪他們。
我一生都生活在這個叫「玩偶水壩」的小村莊里，它就在離以前的孫德多普沼澤地不遠的地方。我當時是蘑菇之地的村莊巡警。在官方上它屬於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區，但據我所知，比起從這裡得到財富，掌權者們更希望甩掉它。阿姆斯特丹從來沒有正眼看過我們，而且很樂意把這個地區的官方事務都交到像我這樣的人手裡。所以昨天老格利特來到維米爾，把市政府的信給我的時候，我是那麼驚訝。
維米爾是玩偶水壩的一家店，在這裡你還能發現一些老守財奴，他們像我一樣，知道關於莫尼肯布魯克的那個奇怪的故事。這個雜貨店位於新豪街上，從那裡看得見道路一側的農田和另一側的沼澤地。它是那種真正的老式雜貨店，食物都很新鮮，甘草和香料用紙袋包裝。這樣的雜貨店，你現在只能在像這樣的小村莊里才找得到，因為奧伯特·海恩斯超市把它們從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都趕了出去。亨德里克·維米爾去年去世了。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里遭受了如此多疾病的侵襲，我們沒有人預料到他居然活過了90歲。最後他到底是完全老了，但是老維米爾真的是一個勤勤懇懇的人。我們這樣的人大多數都如此——出生在戰前，經歷過20世紀後期的文化衝擊。他的兒子卡雷爾——長著一張飽滿的臉，像低垂的十月的月亮——接手了這家店，並且飽含情懷地讓一切都保留了舊時的狀態。我猜這家店無論如何都會保留到我們這些老傢伙進骨灰盒為止。
每到下午都有同一批人來到蘆葦板條後面的辦公室，一起喝著咖啡和杜松子酒，互相關心彼此那蹣跚的關節和腸道系統。卡雷爾·維米爾自然是其中一員，因為在那個時間，顧客大多已經走了，還在活動的村民們多半正忙著把牛關進棚里，或者準備進餐。格利特·迪爾斯曼也在那裡，他在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兒子，自己的古董店在1986年破產了。他大部分時間都醉醺醺的，總會有人留意著他，讓他不要再喝杜松子酒了，以免那骨瘦如柴的身體承受不起。小楊·普拉茨瑪和蓋斯·德容通常也會在那裡——如果楊能從午睡中準時醒來的話。他們都是退休的家畜飼養員，總是一起坐著楊的小破車來這裡。那輛破車的後窗只擋著一塊塑料布，每當楊啟動車子的時候，它都會像鞭炮一樣噼啪作響。他說那是在八十年代後期出現瘋牛病之前，有一頭瘋狂的牛脫離控制，撞壞了他的後窗。他很喜歡講這個故事。其實也許只是附近的幾個臭小子拿一塊大石頭乾的。哎對，故事就是那樣的。
最後，我自己通常也在那裡，坐在維米爾的裡屋。我們坐在布藝椅子上抽著煙，冬天裡會有燃燒的壁爐，夏天裡會有轉動的風扇。我們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再談過1976年發生的奇怪的事件，有一些事是人們不願意提起的。在膚淺的對話中間經常會出現一段深刻的沉默，我們就拿著煙斗，讓煙霧瀰漫在這個狹小的空間里，就像是空虛的思緒從我們乾枯的肺中流淌出來。但是那樣的沉默是好的，我們也總會再回過神來。維米爾讓人感覺很熟悉。這裡依然飄散著幾世紀以來古老的氣味，有肉製品混著咖啡的香味，煙絲混著丁香的香味，和我當年聞到的氣味一樣。那是在1924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母親給了我兩毛錢，讓我到這裡來替她買一塊麵包、一棵白菜和一袋一公斤的土豆。這些都記錄在她給的清單上，我的母親歪歪斜斜地、潦草地寫著：一塊麵包、一棵白菜、一袋一公斤的土豆。我還能清楚地記得這些。有一些事情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而那種氣味也未曾改變過。
是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蘑菇之地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在某些地方，過去的痕迹似乎仍然存在著，就像在維米爾的裡屋，我們煙斗里的煙霧。這是一種幻覺，我知道的。一個信封躺在我們每個人家裡走廊的門墊上，上面是整整齊齊的郵票和貼上去的地址。最終，時間把我們都帶走了，而我們也用墳墓和黑色的泥土完成支付。幸運的話，還能有人偶爾用一束鮮花來做些裝飾。
我害怕，如果我沒有離開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我的墳墓上會長滿鬱金香。
維姆·胡恩瑟拉爾在1923年買下那個老磨坊，當時我剛五歲，那時牛奶還是桶裝的，需要用濾網篩去表層之後才可以喝。最初，磨坊通過排水製造出一塊乾燥的農田。之後的幾個世紀里它都毫無意義地立在莫尼肯布魯克外面光禿禿的地上，因為這個地區的土壤太潮濕，不能種植糧食。村民們很好奇磨坊將會用來做什麼，維姆·胡恩瑟拉爾很快成了人們竊竊私語的對象。他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部分是因為他資產豐厚，但主要還是因為他是從阿姆斯特丹來的，是一個從大城市來的人，一個從外面來的人。他因為1917年在法國戰壕里遭受槍傷而瘸了腿，一張臉看起來緊張又憤怒，眼睛因為有過多的眼白而看起來很狡猾。這不是一張能吸引人的臉，或許因為他從來都不笑。
在磨坊邊的荒地上，他讓一個阿姆斯特丹的建築師為他和家人建造了一個寬敞的家。在這個地區，如果不想讓房子陷入泥沼，就必須把樁打得很深，然後建厚厚的地基。如今可以用打樁機來完成，但當時這是一個勞動密集的過程，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胡思瑟拉爾把這樣的事情也交由外面的人去完成，這顯然遭到了村民們的厭惡。
那個時候還沒有人種植蘑菇，莫尼肯布魯克還是一個靠著在周圍的沼澤地養牛為生的地方。這裡的人們並不富裕，不像胡恩瑟拉爾（雖然大家都強調說這不是他們厭惡他的原因），但是他們也不算貧窮。那是在二十年代，和大城市之間的乳製品交易還稱得上繁榮。我本人並不是來自農民家庭：我的父親是當時的巡警，也是這個地區的監管。儘管如此，或者說對於一個住在村外的人來說，正因為如此，他成了一個在莫尼肯布魯克受人尊敬的人。1923年10月，維姆·胡恩瑟拉爾搬進了他那剛粉刷一新的房子里，但那不歸父親管，因為布魯克因瓦特蘭的邊界線正好穿過貝爾莫爾的那條路，磨坊是在路的另一側。次年二月，胡恩瑟拉爾在這一側的沼澤地後面買了二十四公頃的土地，然後他也就進入了我父親管轄的範圍。
除了綏德曼醫生之外，沒有人見過胡恩瑟拉爾的妻子。據說她一直病著，據我所知她從來沒從家裡出來過，直到富利普·赫爾曼斯在1926年用牛車在那種需要穿黑色禮服的場合里把她拉了出來。起初大家都猜測，胡恩瑟拉爾是為了她才選擇了遠離城市的農村的悠閑生活。但是後來人們在村子裡看見了他的三個孩子，猜測變得更加可怕了。他們和父親一樣，從來都不笑，如果你從他們身邊經過，他們就會用沉寂的眼睛盯著你看，他們的臉上有明顯的近親繁殖的痕迹，嘴半張著，你能瞥見裡面錯亂的牙齒。不久後，流言就傳播開了，說胡恩瑟拉爾的妻子從不出門是因為她是他的侄女，甚至可能是他的妹妹。
最小的那個孩子大衛和我一般大，我還記得其他孩子和我都不喜歡和他一起玩。他皮膚蒼白，天生兔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