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那年，我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時候，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人生經驗，雖然談不上多麼豐富，卻與普通人或者說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從大學畢業，接著就業，隔一段時間，告一段落後再結婚成家。其實我原先也打算這麼做，或者說，馬馬虎虎地以為大概會順理成章變成這樣。因為這麼做，呃，是世間約定俗成的順序。而且我（好也罷壞也罷）幾乎從來沒有過狂妄的念頭，要與世情背道而馳。實際上，我卻是先結婚，隨之為生活所迫開始工作，然後才終於畢業離校的。與通常的順序正好相反。這該說是順其自然呢，還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總之人生很難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針運作。
反正我是一開始先結了婚（至於為什麼要結婚，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又討厭進公司就職（至於為什麼討厭就職，這也說來話長，姑且略去不提），就決定自己開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類和菜肴的小店。因為我當時沉溺於爵士樂（現在也經常聽），只要能從早到晚聽喜歡的音樂就行啦！就是出於這個非常單純、某種意義上頗有些草率的想法。我還沒畢業便結了婚，當然不會有什麼資金，於是和太太兩個人在三年里同時打了好幾份工，總之是拚命攢錢，然後再四處舉債。就這樣用東拼西湊來的錢在國分寺車站南口開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年輕人開店不像現在這樣耗費巨資，所以和我一樣「不想進公司上班」「不願向體制搖尾乞憐」的人們，就到處開起小店來，諸如咖啡館、小飯館、雜貨店和書店。我的小店周邊也有好幾家同齡人經營的店。血氣方剛、貌似學生運動落魄者的傢伙們也在四周晃來晃去。整個世間好像還有不少類似「縫隙」的地方，只要走運，找到適合自己的「縫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個雖然事事粗枝大葉，卻也不乏樂趣的時代。
我把從前用過的立式鋼琴從家裡搬過來，周末在店裡舉辦現場演奏會。武藏野一帶住著許多爵士樂手，儘管演出費低廉，大家卻（好像）總是快快活活地趕來表演。像向井滋春啦，高瀨亞紀啦，杉本喜代志啦，大友義雄啦，植松孝夫啦，古澤良治郎啦，渡邊文男啦，可真讓人開心啊。他們也罷我也罷，大家都很年輕，幹勁十足。呃，遺憾的是，彼此都幾乎沒賺到什麼錢。
雖說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畢竟負債纍纍，償還債務頗為艱苦。我們不單向銀行舉債，還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錢沒幾年就連本帶利還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儉用，終於償清了欠債，儘管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當時我們（所謂我們，指的是我和太太）過著非常節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家裡既沒有電視也沒有收音機，甚至連一隻鬧鐘都沒有。也幾乎沒有取暖設施，寒夜裡只好緊緊摟著家裡養的幾隻貓咪睡覺。貓咪們也使勁往我們身上貼過來。
每個月都要償還銀行的貸款，有一次怎麼也籌不到錢，夫妻倆低著頭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過掉在地上的皺巴巴的鈔票。不知該說是共時性原理 ，還是某種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們需要的金額。第二天再還不上貸款的話，銀行就會拒絕承兌了，簡直是撿回了一條小命（我的人生路上不知何故經常發生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本來這筆錢應該上交給警察，可那時我壓根兒就沒有力氣說漂亮話。對不起了……事到如今再來道歉也無濟於事。呃，我願意以其他方式儘可能地返還給社會。
我無意在這裡傾吐委屈，總之是想說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艱辛。當然，世上際遇更慘的人不計其數。在他們看來，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這哪裡算得上什麼艱辛！」我覺得這種說法也沒錯，但一歸一二歸二，對我而言這已經足夠艱辛了。就是這麼回事。
然而也很快樂。這同樣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年輕，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聽自己喜歡的音樂，店鋪雖小，卻也算是一國之君、一城之主。無須擠在滿員電車裡行色匆匆地趕去上班，也無須出席枯燥無聊的會議，更不必沖著令人生厭的老闆點頭哈腰，還能結識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興味盎然的人。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我在這段時間裡完成了社會學習。說「社會學習」似乎太直白，顯得傻氣，總之就是長大成人了。好幾次差點頭撞南牆，卻在千鈞一髮之際全身而退。也曾遇到過污言穢語、遭人使壞，鬧得滿腹怨氣。當時，僅僅因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會無端地受到社會歧視。不單得殘酷地驅使肉體，還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時還得把醉酒鬧事的酒鬼踢出店門外。狂風襲來時只能縮起腦袋硬扛。總之別無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撐下去，慢慢還清欠債。
不過，總算心無旁騖地度過了這段艱苦歲月，而且沒有遭受重創，好歹得以保全性命，來到了稍稍開闊平坦一些的場所。略作喘息之後，我環顧四周，只見眼前展現出一片從未見過的全新風景，風景中站著一個全新的自己——簡而言之就是這樣。回過神來，我多少變得比以前堅強了一些，似乎多少（不過是一星半點）也增長了一些智慧。
我絲毫沒有奉勸諸位「人生路上要盡量多吃苦頭」的意思。老實說，我覺得假如不吃苦頭就能矇混過關，當然是不吃更好。毫無疑問，吃苦受難絕不是樂事一樁，只怕還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無法重整旗鼓。不過，假如您此時此刻剛好陷入了困境，正飽受折磨，那麼我很想告訴您：「儘管眼下十分艱難，可日後這段經歷說不定就會開花結果。」也不知道這話能否成為慰藉，不過請您這樣換位思考、奮力前行。
如今回想起來，開始工作之前，我只是個「普通的男孩」而已。在阪神地區寧靜的郊外住宅區長大，從不曾心生困擾，也從來不出去招惹是非。雖然不怎麼用功，成績倒也說得過去。只是從小就喜愛讀書，捧起書來便心花怒放。從初中到高中，像我這樣讀了許許多多書的人，周圍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另外，我還喜歡音樂，沐雨櫛風般聽過各種音樂。於是在所難免，我怎麼也騰不出時間來應付學校的功課了。我是獨生子，基本是飽受關愛（不如說嬌生慣養）地長大成人的，幾乎從未遭遇過挫折。一句話，就是不諳世故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我考進早稻田大學來到東京，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恰逢「校園紛爭」的風暴襲天卷地的時節，大學長期被封鎖。起初是因為學生罷課，後來則是因為校方封校。其間幾乎不用上課，（或者說）拜其所賜，我度過了一段荒誕不經的學生生涯。
我原本就不善於加入群體，與大家一起行動，因此沒有參加任何派系，但基本上是支持學生運動的，在個人範圍內採取了力所能及的行動。但自從反體制派系之間的對立加深，「內訌」輕率地致人喪命之後（就在我們一直上課的文學院教室里，有一位不參與政治的學生被殺害了），與眾多同學一樣，我對那場運動的方式感到了幻滅。那裡面隱藏著某些錯誤的、非正義的東西。健全的想像力不復存在了。而當風暴退去、雨過天晴之後，殘留在我們心中的只有餘味苦澀的失望。不管喊著多麼正確的口號，不管許下多麼美麗的諾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撐那正確與美麗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過是空洞虛無的說辭罷了。我當時切身體會到了這一點，至今仍然堅信不疑。語言有確鑿的力量，然而那力量必須是正義的，至少是公正的。不能聽任語言獨行其是。
於是，我再一次邁入了更個人化的領域，安居於其中。那便是書籍、音樂、電影的世界。當時，我長期在新宿歌舞伎町通宵營業的地方打工，在那裡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不知道如今情況如何，但當時歌舞伎町一帶深夜裡有許多讓人興趣盎然、來歷不明的人游來盪去。既有好玩的事兒，也有開心的事兒，相當危險和棘手的事兒也不少。總而言之，比起大學教室，或者由趣味相投的學生組成的社團之類的地方，我倒是在這種生機勃勃、五花八門，有時候還上不了檯面的粗鄙場所，學到了有關人生的種種現象，獲得了一定的智慧。英語里有個詞叫作「streetwise」,意思是「擁有在都市裡生存所需的實用知識」，對我來說，與學術性的東西相比，這種腳踏實地的東西反而更對脾胃。老實說，我對大學裡的功課幾乎毫無興趣。
婚也結了，工作也有了著落，再去討一紙大學畢業證書其實也沒什麼用處。不過，當時早稻田大學採取按照所修的學分繳納學費的制度，我餘下的學分也不多，便一邊工作一邊抽空去聽課，花了七年時間總算畢了業。最後一年，我選修了安堂信也先生關於讓·拉辛的課程，由於出勤天數不夠，眼看學分又要丟掉了，我便跑到先生的辦公室向他解釋：「其實是這樣的，我已經結婚了，每天都在工作，很難趕到學校來上課……」先生還專程來到國分寺，到我開的小店裡看了一趟，說著「你也很不容易呀」就回去了。托他老人家的福，學分拿到了手。真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當時大學裡（現在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