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確定要傳達一些有關塞尚的那座山峰的事情。但是什麼才是我那對象的法則，即它那自然且必需的形式呢？（因為很自然，我力圖通過寫作去影響一些事情。）
我寫的東西不會是那種完全停留在專業領域內尋找證據與關聯的科學論文——我的理想一直以來都是，像小說那樣將重點以溫和的方式加以體現，同時其敘述的順序應該能給人以慰藉。
是的，我力圖要講述（並且饒有興味地研究了那些論文）。因為無論是在閱讀還是寫作之時，我都經常將講述的真相理解為一種明亮的狀態。在那裡面，一個句子很平靜地傳遞出另一個句子，而真實的東西，即之前所得到的認識——只能在句與句的過渡間作為某種溫柔的東西被覺察到。另外，我深知：理智會健忘；但想像絕對不會。
有一段時間，我心裡一直有這樣的目標，要去描述那些單獨的事件，例如那山和我，那些圖像和我，並且將它們以毫無關聯的斷片的形式並置在一起。但是然後，我又感覺，在這裡斷片式的隨想是庸俗的東西，因為它並不是一種努力的結果（這種努力會渴望同一，並且也許會就此失敗），而僅僅主要是一種可靠的方法。
不久，我在格里爾帕策的《窮樂師》 當中讀到：「我的身體因為對於關聯的渴望而不停顫抖。」於是，我又重新提起了對萬物同一（das Eine in Allem）的興趣。我深知：它們之間的關聯是可能的。我生活的每一個瞬間總是與另外的瞬間聯合行動——不需要任何輔助的環節。它們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繫；我只需要加之以自由的想像。與此同時，那種熟悉的束縛感也隨之而來：因為我也知道，類比的相似性不可以輕易地顯現；它們與頭腦中日常的混亂狀態相反，它們乃幻想經歷熱烈的震撼後結出的金色果實，它們是真實的類比 。然後，按照某位詩人的說法，它們將成為「作品的額頭，光耀四方」。這是一種能把小說緊緊束縛的類比，對它的信任難道不是一直都是一種狂妄的表現嗎？
下一個問題則是情節的時間。很長時間以來，我就有這樣的感覺，似乎時至今日再也沒有任何適合於小說的地點了。早在寫那個交叉雙臂的男人的故事時，我就不得不將故事的開頭撤回到遙遠的荒野中，而隨後的故事僅僅在遭遇諸如「飛機」或「電視機」之類的東西時就幾乎要失敗了。於是，我考慮將情節安排在19與20世紀之交，故事的主人公將是年輕的畫家與作家莫里斯·德尼 。而在現實中，德尼的確很崇拜塞尚，並且曾專程去拜訪過隱居鄉間的塞尚。而我也感受到了當時的氣氛，僅僅通過塞尚工作室里那件肥大的黑色上衣，它與外公的那件幾乎完全一樣。
但是，主人公應該說德語，這難道不是我的真相的一部分嗎？所以，我又開始了關於生活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位成長中的奧地利畫家的想像。他在1938年德國吞併奧地利之後不久動身去了普羅旺斯。我早已對這樣的人物有過深刻的印象：那是我母親的一位後來在東方陣亡的兄弟，他一隻眼睛已經瞎了，而他從戰場上寄回來的信件總是字跡非常清楚，我小的時候總是喜歡一讀再讀。長大以後我也經常夢到他，所以我有一種很強烈的願望，就是再變成他，然後重新體驗聖像柱旁那藍色的背景。
最後我也希望，主人公可以是「我」（我把索爾格，那個地質學家，變成了我自己，所以無論如何，他都會在許多風景中繼續發揮作用）。根據聖維克多山的啟示，我不應該「虛構」，而應該去「實現」（具體來講，虛構也一直都是其中的組成部分）；而我個人的信心就來自於對歌德所謂的「善的自我」的信心，那將是小說內在的光線，它是明亮與崇高的，只有它才能在閱讀的時候傳遞信任的精神。再沒有其他的東西值得一讀了。
然後，我決定，再去一次普羅旺斯。在那裡，我將期待我的最後一個啟示。不過，我不想再一個人去那裡了。我的心裡有一個越來越強烈的需求，要找一個對我負責的人：不是那種什麼都知道的人，而是一個自己也在踉蹌而行的人，就像是某些小孩，人們可以向他們提出那些很重大的問題。
於是，我與D約好了在艾克斯市見面—D來自德國施瓦本地區的一個小城，目前在巴黎當裁縫。她是中學畢業之後就來到巴黎的。在市中心，她租了兩間房子，然後很快就通過制衣工作賺到了錢——雖然一開始在一些商店那裡有過屈辱的經歷。與許多人一樣，「去看牙醫」的時候，她還是每次都會嚇得縮回到自己童年時的情形。她的父母同樣屬於「隱身者一族」，而她從一開始就熟悉那些圖景，不僅僅是作為裝飾品。
她自己的圖景就是那些衣服，每一件都有其特別的創意。那兩間租來的房子同時也是一個大的工作室，裡面掛滿了彩色的料子。她比所有我認識的人都更在乎自己的工作。她的自豪感也由此而來，也只有藝術家才會這樣。而對待每一個打擾她工作的人，她都非常粗魯。
她說，有一次，她曾經試圖製作一件「大衣之王」。她也相信自己有這個能力；但是最後她失敗了，失敗在「連接的問題」上。作為作家我對此也深有體會。（在此過程中，她失去了她的「自大狂」癥狀。）而那件「大衣之王」的未盡部分依然很美，所以據說在地鐵裡面，她受到過別人崇敬的凝視。
D也是那個總是在巴黎為我傳達消息的人：例如「通過自我控制來戰勝敵人」，或者「一個人通過敏感而獲得對別人的控制權」。看了希區柯克電影《歷劫佳人》（ ）之後，她就講起了裡面演員約瑟夫·考登「臉上那平靜」的嘴唇。而在看過了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之後，她在剪指甲時總會在下面鋪一張報紙，因為在那位日本大師的電影里一再出現的主演就是這麼做的。
D的身上沒有任何女性或是母性的東西。她是小孩——男性——少女。而如果別人允許她說出她知道的事情的話，她就會讓你想起那個比任何主人都聰明的奴隸。有一次我在倫勃朗的畫《雅各與天使角力》上看到了她，她就是那個天使，雖然聖經創世記提到她的時候只是說「有一個人」。有許多人，如果你與他們熟悉之後，就會發現那不過是一個毫無自我可言的空洞，瘋狂且邪惡。但是D卻總是令人難以捉摸——而且無法忍受陌生人的觸碰。而在我問她為什麼需要她的男朋友時，她的回答是：「光說話是很難安慰我的。」
她的眼睛是明亮的，眼周布滿圓圈。有一次我生病了，她來了之後就很冷酷地盯著我，直到我把她轟走。而平時她也會讓人想起一隻羽毛蓬亂的走地禽：她不做手勢，臉上幾乎很少有什麼表情，要麼十分安靜，要麼就會活動身體（非常的笨拙）。這種時候，她總是很機警；從沒有陷入沉思的時候。如果她在你身邊，那她只是參與你的思考，而在她參與思考時，她就是伏爾泰那個所謂的「好夥伴」：「他蔑視科學家，只想在好圈子裡生活。」
同時，D很少露面；她很害羞，很容易難為情。她的才華在單獨一個人的時候才能發揮到最佳，例如在工作中，或者當夜晚在巴黎的街道上閑逛，偶爾有一隻手落在她的頭上的時候（據說，她的父母也曾經這樣「愛過」她的頭）。
一般來講，她是一個沉默的人（不過最近會講很多東西，她還會在感動或激動時發出些莫名其妙的聲音），而且——很少有女人會如此吧？——擅長走路。我們經常在巴黎與凡爾賽之間的闊葉林里穿行，那裡處處聳立著枝幹寬闊的深色雪松。
時光差不多已是冬天了。此前我剛見證了一個朋友的死去，重新對自己的生存感到了欣慰。那位朋友一直自視為「第一個經歷痛苦的人」，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在抗拒死亡。而我則對每一件事物都充滿了感激之情，我決定：「要為健康的每一天感到快樂，並盡量不讓它虛度。」
有一次在機場的時候，人群站立於莊嚴的暮色之中；陰影覆蓋的臉頰上面沒有了慣常的恐怖。當有一個我很熟悉的人被廣播叫到名字時，我突然感覺，似乎我從前遇到這些人的時候，他們都只是國際機場揚聲器里的名字而已。
快要在馬賽降落的時候，聖維克多山的山體在北方的地平線上一閃而過，像是一頭鯨魚。米拉波大街兩側的梧桐樹已經落光了葉子，而整條林蔭大道看上去像是一排灰白色的骨架。而艾克斯夏季那條繁華的街道如今卻顯得潮濕、灰暗而且荒涼，簡直與巴黎的街道一模一樣。和那些古老的書籍上寫的一樣，我們兩人得到了「兩個舒適的房間」。我望著D那雙明亮且看不透的雙眼。她也已經穿好了合適的鞋，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向東進發了。
在我對於關聯性的渴望裡面，還有一條很特殊的痕迹很值得一提，雖然我並不知道，這條痕迹到底有何指向，抑或它到底能否有所延續。在我欣賞塞尚有關那座山的繪畫的所有時日里，我總會遭遇到它，最終它成為了一個我擺脫不掉的思想。
從西面望去，聖維克多山的山嶽呈現三角帽形狀，上面布滿了岩層和褶皺，簡直就是一個地質的橫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