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不足，有輕微社交障礙，缺乏自信，從小到大缺乏正向激勵，以至於內心深處迫切需要別人認同，這就是范進對顧實的評價。雖然顧實自身有功名又出自名門，從小到大沒受過什麼真正的苦，比起那些田間肉袒深耕的農人來說屬於絕對的成功人士。但是在其心裡實際是頗有些自卑的。
他的才學一般，連秀才中的都很勉強，尤其是在江寧這種文風興盛的地方，以及顧家這種書香門第，他這種功名實際是得不到同族認可，背地裡還會被責難的。既不能讀書應舉，又不善於經商，於社交上也很蹩腳。自身雖然性情謙和人緣好，但是真正的朋友沒有幾個。
年紀不大就成了鰥夫，好不容易得到一次修大堤的機會，還因為鄰村的破壞而失敗。可以說他從小到大，就沒怎麼成功過，屬於標準的倒霉蛋。在進京後又難免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固然他心胸豁達，不以此事為忤，可是作為男人，靠未來老丈人賞飯吃，心裡總歸是不舒服。就連許諾婚姻時，都先告知他張舜卿不是完身，這更說明張家眼裡，把他看的並不如何重要。
更傷人的是即便是這樣的婚姻都維持不住，他可以退讓包容妻子，但妻子卻不想包容他。在被張家打發回鄉下之後，固然靠著張居正的干涉他拿回了一部分家產，可是他的內心深處實際比過去更為自卑。
治水，算是他唯一一件有可能做成的事業。這方面的才幹，也是他唯一的一點長處。只是當下讀書人注重文章，治水這種實際才能並不被人重視，平日說出來，也沒人當回事。在張居正那裡，這種才能倒是個家分項，可惜他的三過家門而不入精神，卻顯然不合張居正心意。找他當接盤俠本意就是讓女兒過的舒服，可以放心欺負人不用被欺負，要你個不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丈夫那不是讓女兒守活寡？
他唯一可以施展才華的機會就是現在，治水成功不但是為家鄉造福，更重要的是，可以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廢物。證明自己可以靠著雙手，做出一番事業來。他這種想法和精神，范進能夠理解，左右是用他才幹，也不介意多給他一些好話來聽。
顧實不是劉勘之，他缺乏後者的睿智與洒脫，草草成親與其說是放下不如說是自暴自棄，隨便找個人結婚就算了，只要搶在張舜卿前面成親就行。至於和誰，都沒有關係。這樣的人註定不會成為朋友，即便是在昨天晚上的唱合之後。
不過合作夥伴不一定非要是朋友，為了共同的目標或是利益，哪怕是仇家也完全可以合作愉快。范進允諾了顧實提出的全部條件，又鄭重地向他施了個禮，代替上元子民請顧君出手治水。
緊接著又向他拋出一個宏偉的前景，如果上元縣治水成功，未來應天府、東南各省，最後到大明最大的財政缺口之一：黃河水利工程，都會有顧實的功勞。到時候他就是萬家生佛，人間龍王，說不定朝廷還會特旨提拔，因為顧實這方面的才幹授予其官位。
雖然顧實表面上依舊高冷，但是從他那急促的呼吸和隱隱發紅的臉膛范進敢保證，他絕對動心了。這麼一個缺愛缺認同的好人，為了榮譽可以犧牲性命。就憑自己的好話和恭維，他會不惜累死在大堤上，也會把上元水利修到最好。
可惜啊，他的情商還是不夠，始終沒搞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不管他把水治的多好，堤壩修的多結實，張舜卿都不會在意。最多只會說一句這人有些才幹，並不會因為錯過這麼個男人而有半點後悔。
劉勘之遠比顧實聰慧，其中關節倒是可以看的出，但是卻沒必要說出來。畢竟上元治水一事如果做成，對於本地百姓是一件好事，於大明朝也是件好事。范進提出的那套複式耕種的方案在浙江的鄉村裡有人在搞，但是由於消息傳播的落後性，這邊知道的人不多，即使知道也受限於洪水威脅搞不起來。如果真能廣泛推行開，確實可以令百姓得利，他自然不會去破壞這一切。
他指了指田間，那裡有幾根翎毛時上時下，時而能看到，時而就消失不見。「治水之事乃是個大工，不可操之過急。從請公示到籌措款項購買工料，非朝夕之功可成。事緩則圓，總要循序漸進才好，守拙也不必操之過急。倒是眼下之事，讓我頗有些興趣。眼下退思所行之事，於守拙家業大有妨礙，我還當你要他停止清丈田畝呢。」
顧實正色道：「元定兄何出此言？耕田納賦，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既然種了田，就該交皇糧國稅。應受優免，乃是朝廷恩典，於恩典之外的田額理當納賦。顧壽山以往勾結糧官，從中做了許多手腳，還更改了田地這些事我一概不知，否則第一個會向官府說明真相。縣尊眼下做的事，正是我顧家早該做的事，我們拖了這麼久，如今讓衙門的人受累，小弟心內難安。感激還來不及，又怎麼會阻止。」
那些起伏不定的翎毛正是縣衙門公人頭上的佩飾，就在范進與劉、顧兩人於樹下閑談時，這些公人已經脫了鞋卷著褲，在泥水裡走來走去。
他們當然不是在無意義的亂走，而是在做一件極為重要，卻又甚少有人願意做的事：丈量土地。
雖然在秦代就統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明朝，各種度量單位並不是一個恆定不變的數值，而是根據具體的場合情況有不同的標準。
就以尺為例，明朝的「一尺」並不是個固定長度。分為裁衣尺、營造尺、量地尺三種，依據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標準。其長度規定都是根據寶鈔紙而來，在一尺這個標準上，三種尺之間的長度都不相同。
對於民間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來說，畝的概念也不是恆定值。一「畝」地並不是個固定大小，在不同的省份，一畝地大小不一。有的地區，則是以糧食產量作為畝的恆定標準，保證每畝田地的產糧數近似。
上元縣目前奉行的計畝標準是三百六十弓為一畝，這就需要有人去測量，才能得出一個精確的結果。否則指著一片田地，隨便說個畝數，只要不出太大的偏差，靠肉眼根本看不出來。而這種統計上的差額，正是當下一些鄉紳以及胥吏的收入來源。
士紳的優免不是無上限的，後世所謂舉人田地免稅的說法並不準確。舉人的優免田額在當下與秀才沒什麼區別，之所以舉人可以得到大筆投獻是在於其官員預備的身份，擁有了和地方官府交涉的資格。為了維護他的體面，其名下的田就沒人去丈量，只需要他報個數字。說多少，就是多少，沒人去追究。
鄉村自己開的荒田是要報備的，報數字的時候隨便說個數字，只要衙門裡有人，就這麼認下來，修訂到魚鱗冊頁里成為收稅標準，按多出來的地，就是收入來源。像上元這種頻繁發生洪水的地方，一場洪水席捲之後，有些原有耕田變成澤國，不能再作為田地耕種。上報朝廷時，這個數字做一個增減，都是收入上的重要來源。
作為朝廷財政收入根基的田畝越來越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土地沒人丈量。每次統計時，都是由地方的糧長統計自己管境內的可耕種土地數。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全村的利益，把田畝報的比實際數字小，是所有糧長都會做的事。而明朝廷控制下的田地就這麼一點點被蠶食掉。當然，這裡面士紳優免以及藩王田地的因素更重，但是這種丈量土地中的私弊，同樣不可忽視。
至於為什麼不官府出面丈量，道理也很簡單，受累不討好。清丈田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頂著日頭在田間行走計數，註定不可能由官員完成。朱元璋制定吏役無事不下鄉制度，就是因為他當年在鄉間是確實見過如狼似虎的吏役是如何迫害百姓胡作非為的。那些人的行為，會導致百姓對朝廷心生怨恨，一旦怨恨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釀成民變。
連正常的工作都要藉機壓榨百姓，中飽私囊的吏役，做這種苦差事更不可能規矩。清丈土地本來就會招來百姓的猜疑，再有這些人的壓榨，民變隨時可能發生。事後追究責任，主官就難逃罪責。再者，檢地那些人其實和負責賬冊那些人是同一批，到時候他們收了賄賂，還是可能按著鄉紳的數字報上來，那這種檢地還有什麼意義？
即使遇到負責聽話的衙役，地也不是那麼好檢。眼下沒什麼工具，都是靠自己的步子去丈量。大家身高不同，步子本來就不一樣大，這種勘察方法肯定不標準。事後鄉紳鬧起來，兩次丈量數字必定不一樣，主官還是要背鍋。
這年月大明官場已經進入得過且過階段，誰也不願意沒事去做背鍋俠，索性就隨他去了。
士紳逃避賦稅，再通過「詭寄」「飛撒」等手段，把賦稅攤派到無錢無勢的普通人身上。如果遇到有良知的官吏，這種行為就可能被揭穿。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鄉紳也會有意挑起百姓與清丈人員的矛盾。終究是百姓人多，衙役人少，一旦發生武力衝突肯定是以公人被打傷而結束。是以衙役們遇到大戶的田地不敢查，查小民的地沒意義還可能鬧出大事件，最後就乾脆沒人管這事。
范進這次不要顧家的錢，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丈量顧家土地，顧家族人不得阻撓。顧壽山雖然不至於被抓去砍頭，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