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試考的策論，名為對策，本身亦有規矩。每篇文章字數不能超過一千，大明的科舉中，只有成化年的狀元羅倫針砭時弊言之有物，抨擊宦官批評皇帝，寫了六千多字，一字不刪一字不易，除此以外就再沒一個人有此恩遇。
殿試對策也有自己格式，開頭必有：「臣對臣聞」，結束部分則必須用：「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作為結束。不寫題目，不許點句鉤股。
整場考試時間為一天，由於避免起火，所以例不給燭。舉子可以自帶飲食，朝廷則在中午時提供一包宮餅，另有幾大罐茶水備飲，於考試環境而言，實際很是艱苦。不過到了殿試一環，所有參考者的心思都在考狀元上，於飲食或是其他的物質享受，都已經不大在意。即便餓著肚子，也沒什麼關係。
明朝的殿試對策多用散體，要求也很松。由於殿試選拔的是官員，實際束縛要求，比之前面的考試就減少了許多。既可以寫一些對朝廷施政的看法，也可以針砭時弊，對當下存在的問題予以指出，如果順帶能舉出解決辦法，自然最好不過。
只是這道殿試考題，在范進看來，更像是一道站隊題，不是什麼考試題。
天下之政出於一，這個題目看上去當然沒什麼問題，屬於標準的政治正確。這是從明朝一開始就定下的國策，不管換誰當皇帝，這條是不能動的。但問題是現在這個題目出來，時機有點巧妙，天下之政出於一是沒問題的，但是出於誰人之手，在當下其實是大有問題的。
朱元璋定立制度，自然是希望把政柄把握在自己的子孫手裡，如果其政策始終不打折扣無絲毫變化地延續下去，整個帝國的權力都會握在皇帝手中，沒人能從皇帝手裡把權力拿走。內閣首輔自身並沒有根基，其地位完全由皇帝控制，皇帝想要他在位子上，其就可以工作下去，如果皇帝想趕人，也只是輕輕一揮，就能讓帝國宰執身首異處。
在另一個時空里，崇禎時代大明已經風雨飄搖，皇權大不如前朝，殺首輔照樣像宰雞一樣容易。不管首輔看上去多威風，其實都不能和唐宋時的宰相相比，兩下的統治根基不同，基礎不同，自身的權威也就沒有可比性。所以從制度上看，天下之權只能出在皇帝手裡，落不到別處。
但問題是，朱元璋的制度和大明的很多律法以及制度一樣，都屬於只強調合理性而忽略掉人性。一個疆域龐大的國家在正常運轉，必然出現無數繁雜瑣碎或又有些棘手難辦的事情。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皇帝想要權力，就得要承擔起當權者的責任。
權力要的越多，自己要承擔的工作也就越重，只做一個簡單的思考，大明兩京十三省這麼大的疆土，每個省份每天只發生一起事件，皇帝就要處理十五起突發事件。這些事件必須要處理的妥當，保證政策切實可靠有執行可能，不至於在地方上引起變亂，又不破壞國家的既有形態，這個要求就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何況一個國家一天又何止十五件事，而並不是每個皇帝，都是人傑。
朱家子孫並非都有祖上那般過人的精力，更不是所有皇帝都有著足夠的睿智與政治手腕。更何況這份工作要求全年無休息日，每天所有時間都放在處理朝政國家大事上，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像朱元璋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這種堪比血汗工廠的工作時間安排自然也讓他的子孫大叫其苦，不願意像祖宗一樣辛苦過活。
後世人說起明朝文官勢大，總喜歡用陰謀論，卻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文官勢大本就是治理國家的必然需要。只要明朝想要維繫一個大一統高集權的政權模式，就必須讓文官勢大。因為皇帝自己治理根本治理不過來，而且那種辛苦也是皇帝不願意承擔的。
當把一部分朝政交給下面大臣處理的時候，就必須把皇權被分薄下移，否則就沒法幹活。而皇帝要下面人幹活，又要保證拿到權力的人不至於威脅到自己的皇位，能選擇的群體無外藩王、太監、文官、武將。
首先，藩王肯定要剔除掉，畢竟明朝國度從江寧搬到京師，就是因為藩王轉職……從那以後，對這方面的防範異常嚴密。舉個例子，比如某些穿越同道，想要建議皇帝對海外殖民，然後分封諸王，這在永樂靖難之後就是誰提誰死的建議。永樂自己就是藩王擁兵而反，你提議搞幾個實權王爺，且在海外不受朝廷制約，到底什麼立場？崇禎年間唐王帶兵勤王救駕，轉頭就被崇禎塞進監獄裡，也是一個旁證。
至於太監，這也辦不到。
首先不認識字的太監沒辦法處理朝政，這是個最基本的常識。其次，認識字的太監其實也都是文官教出來的。內書房讀書的太監，都由翰林教授文字，能被委派到內書房教書的翰林，大多會成為輔臣預備役，因為這樣的內外相有師生之誼，處理起國家大事會比較方便。所以太監只是割了的文官，並不會比有某些零件的文官更值得信任。最後，太監也不是都值得信任，文官的中旨不奉就是被太監擠兌出來的。
中旨雖然名義上是皇帝頒發，但實際上完全可能出自司禮監某太監之手，皇帝從頭到尾都不知情。比如明憲宗時，要尊嫡母錢皇后和生母周貴妃為皇太后，同時確定徽號。當時太監夏時為討好周貴妃，傳諭獨尊周貴妃為皇太后。大學士李賢、彭時力爭，才兩位太后並尊。整個事件，皇帝從頭到尾都不知情，以他名義下發的聖旨就已經到了百官手裡。在明朝制度下，尊奉中旨很可能是尊奉太監的命令，長此以往，早晚會演變成唐末那種太監把持廢立的局面。正規流程走完的聖旨，才最有可能體現皇帝本人意志。文臣只服從有內閣擬票的聖旨，其實這正是對皇帝忠誠的體現。
至於武夫，那壓根就不能列為備選答案。武人掌權之後的皇帝處境，前朝經歷的太多，明朝皇帝自然不會自己去找死。舉個例子：明穿文寵兒正德，在歷史上把二品武將都指揮畢春懷孕正妻宣到豹房侍寢，畢春只能乖乖服從命令，這便是武人本身不掌權，否則單這聖旨都可能釀成兵變。
幾方面的力量計算下來，在維持現有模式不變，且保證國家穩定這個大目標下，可幫助皇帝治理天下的，就只剩了文官，於是隨著仁宣之治以來，明朝的文官權柄漸漸加大，皇權逐漸下移，這也是客觀條件下的無奈之舉。
現在的萬曆還沒成親，從官場角度看，其根本還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讓他出來挑大樑獨掌政柄就是拿國家命運開玩笑，如果沒有內閣輔臣，把全國的奏章都堆到萬曆面前沒人替他看，那這國家用不了多久就會癱瘓或是發生內亂。在天子大婚前不能親政，是經歷過若干次動蕩之後，成熟的封建政權對於國家政權保障的一道約束器，保證國家不至於被某些不靠譜的帝王玩壞。
皇帝不能親政，國家又必須運轉，不能讓地方上拿到自主權，這個時候的張居正實際就是代替皇帝出面治理這個國家。他所擁有的權力地位，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至少在當下這個時間段，張居正可以看做皇帝的代言人。
天下之政眼下是出在張居正之手而非萬曆之手，這是客觀局面所導致的必然，非人力所能干預。由於其是首輔不是皇帝，不管再怎麼霸道強勢，下面的雜音總會是有的。朝中各方大佬不可能像兒子一樣聽話，張居正怎麼說就怎麼干。
接下來，隨著他要推行新政，其手段可能越發酷烈，而引發的反彈可能也就越發大。自古以來奉行變革者，多半都沒什麼好下場，原因也跟這有關。一方面竊取了太多皇權，導致天子不喜，另一方面破壞既有利益格局，讓自己眾叛親離舉目無親，下場又怎麼會好。
這份策論其實就是讓進士們站隊，看看這些未來棟樑對這個問題怎麼看。畢竟明朝到了現在，民間思想比較複雜，一部分讀書人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大好的思想，認為偌大的國家應該因地制宜，給民間以及基層更多的權力。像是到了明末，大思想家黃宗羲就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這樣的觀點。如果此時這樣的卷子出現，名次和前途，就難以討得好去。
可是片面的支持政出於一，又有一個問題，到底這個一是誰？如果讓皇帝認為進士實際支持的是張居正，當下就算沒什麼，未來親政以後對其看法是否會好，也難說的很。
也有一種可能是皇帝眼下看了不爽，然後就忘記了，這概率也比較大，畢竟三年幾百個名字，皇帝未必記的住。范進可以想到，賭這種概率的舉子是最多的，作文時多半都是考慮的張居正態度，於小皇帝的態度考慮的不多，或者認為無關緊要。
問題是，這個別人能賭，自己不能賭，皇帝忘了誰也不會忘了自己。畢竟作為明朝當下著名大觸，皇帝是少不了看自己漫畫的，范進這個名字三天兩頭能出現在他眼裡，想忘都不容易。在看漫畫之後，難免會惦記起自己寫過什麼，那時候如果調捲髮現自己立場有問題，那也很麻煩。畢竟嘉靖皇帝就是刻薄寡恩的，他孫子誰知道會不會也是這麼孫子，還是謹慎些為好。
思忖了好一陣，范進才開始打草稿，起手空兩格，「臣對臣聞，天下有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