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點，我們正在哈瓦那·里維埃拉酒店的露台上享用早餐，烈日下，海水突然掀起一個巨浪，把沿著海堤大道行駛的和停在人行道上的幾輛汽車拋到半空中，其中一輛嵌進了酒店的側牆。就像是發生了劇烈的爆炸，大廳的彩色玻璃窗碎了一地，這座二十層的建築中瀰漫著恐慌。休息室的眾多遊客同傢具一起被氣流掀到空中，有幾個還因為紛飛的玻璃碴受傷了。這浪一定大得驚人，因為防波堤和酒店之間隔著一條很寬的雙向車道，而浪頭不但越過了馬路，還餘下足夠的力量把玻璃拍得粉碎。
在消防員的幫助下，天性樂觀的古巴志願者們不到六個小時就把一地狼藉收拾乾淨了。朝向大海的門關閉了，打開了另一側的門，一切又都恢複了秩序。整個上午誰也無暇顧及嵌入酒店側牆的那輛車，大家都以為它原先是停在人行道上的。但當起重機把車從牆洞里取出來時，人們發現駕駛座上有一具系著安全帶的女性屍體。這野蠻的一擊使她粉身碎骨，面容已無法辨認，靴子撕裂了，衣服也成了碎片，手上戴著一枚鑲著綠寶石眼睛的蛇形金戒指。警察證實，她是新任葡萄牙大使的管家。事實上，兩個星期之前她剛跟著大使一家來到哈瓦那，這天早晨開著一輛新車去市場釆購。當我在報紙上讀到這則消息時，對她的名字沒有任何印象，倒是那枚鑲綠寶石眼睛的蛇形戒指讓我十分好奇。但我沒辦法弄清楚到底是戴在哪根手指上。
這是一個關鍵的信息，因為我擔心那是一位我難以忘懷的故人，雖然我一直都不知曉她的真實姓名。她右手食指上戴著一枚同樣的戒指，在那個時代很不尋常。認識她是在三十四年前的維也納，在一個拉丁美洲學生愛光顧的小餐館，吃著香腸配煮土豆，喝著桶裝啤酒。那天早上我剛到維也納，我還記得對她的第一印象：女高音歌唱家那般驚人的胸脯，大衣領子上垂順的狐狸尾巴，以及那枚埃及蛇形戒指。我以為她是那家木頭搭的狹長的小餐館裡唯一的奧地利人，因為她的西班牙語說得磕磕絆絆，還帶著很雜的口音。但是我錯了。她出生在哥倫比亞，在兩次大戰之間來到奧地利學習音樂和唱歌，那時她幾乎還是個孩子。我遇到她時，她大約三十歲，保養得不好，應該不曾美麗過，就已提前開始衰老。不過她是個很有魅力的人，同時也非常可怕。
那時的維也納依然保持著古老帝都的派頭。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兩個不可調和的世界，它正位於兩者之間，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黑市和全世界間諜活動的天堂。我想像不出有什麼地方能比這裡更適合我這位流落異鄉的同胞。她一直在街角這家學生餐廳用餐，只為緬懷故土。因為以她的財力完全可以立刻買下它，連同裡面的所有食客。她從沒提起過自己的真實姓名，我們總是用維也納的拉丁美洲學生給她取的德語繞口令似的外號稱呼她：弗勞·弗里達 。剛一認識，我就冒冒失失地問她，在一個如此遙遠、同金迪奧 的狂風峭壁如此迥異的世界，她是如何立足並發跡的。她擲地有聲地回答：
「我受雇做夢。」
事實上，這的確是她唯一的職業。她出生在古老的卡爾達斯 —個殷實的小商人家庭，在十一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從她牙牙學語開始，就在這個家庭中養成了良好的習慣，每天在早餐前講述自己的夢，這時候能回憶起的內容保存著最純粹的預見性。七歲時，她夢見一個弟弟被激流沖走。全然出於迷信，母親禁止那個孩子在小溪里游泳，雖然那是他最喜歡做的事。但是弗勞·弗里達對於解夢已經有了一套自己的體系。
「這個夢的含義，」她說，「不是說他會溺水而亡，而是說他不應該吃甜食。」
這似乎只能解釋為她不懷好意，因為對於一個五歲的孩子來說，離開了周末甜點，簡直活不下去。然而他們的母親已經對女兒的預言天賦深信不疑，一絲不苟地遵照這一警告執行。但是某天她一個疏忽，那孩子在偷吃一顆糖球時噎住了，誰也無力回天。
弗勞·弗里達從沒想過這項天賦可以作為職業，直到在維也納殘酷的嚴冬，生活扼住了她的咽喉。她敲了遇到的第一棟想要住在裡面的房子的門求職。被問到會做什麼時，她實話實說：「做夢。」只消幾句簡單的解釋，這家的主婦就接納了她。雖然薪水幾乎不夠應付日常開支，但他們提供一個很好的房間和一日三餐。尤其是早餐時間，全家人坐在一起了解家庭成員當天的運勢。這家的父親有產業，有教養，母親天性快活，熱愛浪漫主義的室內樂，兩個男孩分別是十一歲和九歲。全家都是虔誠的教徒，因此易於相信這些古老的迷信。他們樂於接納弗勞·弗里達，唯一的要求是她得通過解夢為全家預測每日運程。
她做得很好，而且做了很多年，尤其是在戰爭期間，那時現實比噩夢更可怕。早餐時間，只有她才能決定每個人當天該做什麼，怎麼做，直到最後她的預言成為這棟房子里唯一的權威。她對這個家庭的統治是絕對的：哪怕最細微的嘆息都出自她的命令。我在維也納那段時間，這家的一家之主剛剛過世，臨終前慷慨地贈予她一部分產業，唯一的要求就是她繼續為這家人做夢，直到她不復有夢。
我在維也納待了一個多月，同一群學生擠在狹小的陋室中，等待著一筆終究沒能到手的錢。在小餐館裡，由於她的慷慨，弗勞·弗里達每次不期而至對於為窮困所虜的我們來說都有如過節一般。一天晚上，大家都在開懷暢飲，她湊到我耳邊告訴了我一個她十分確定的刻不容緩的消息。
「我來就是為了告訴你，昨晚我夢見你了。」她說，「你應該馬上離開維也納，五年之內不要回來。」
她言之鑿鑿，當天晚上就把我送上了開往羅馬的最後一班火車。她的話對我影響至深，從那以後我一直自認為是一場未知的災難的倖存者。直到今天，我也沒有回過維也納。
在哈瓦那的這場災難發生之前，我曾在巴塞羅那遇到過弗勞·弗里達。那次見面非常出人意料，在我看來甚至有些神秘。那天，巴勃羅·聶魯達在西班牙內戰結束後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他的目的地是瓦爾帕萊索 ，在悠閑的海上行程中安排了西班牙這一站。他一早上都跟我們在舊書店裡大淘特淘。在波特書店，他花了相當於在仰光領事館兩個月的薪水買了一本幾乎已經散架的舊書。他像一頭笨拙的大象在人群中走動，對任何事物的內在機制都懷著孩童般的好奇。在他眼中，世界就像一個巨大的發條玩具，生活在齒輪的轉動中演繹。
我沒見過有誰比他更像人們想像中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貪嘴而精緻。他總是不自覺地就成了飯桌上的主導者。他的妻子瑪蒂爾德給他戴上一個圍兜，不像是餐巾，倒像是理髮用的，這是避免他弄得滿身醬汁的唯一辦法。那天在卡瓦列拉飯店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吃了三隻完整的龍蝦，剝龍蝦的手藝堪比技藝精湛的外科醫生。同時還用目光貪婪地掃蕩所有人的盤子，並從每個人那裡都嘗了一點兒。那種快活勁兒很有感染力，使大家胃口大開：加利西亞的蛤蜊，坎塔布連的龜足螺，阿利坎特的螯蝦，布拉瓦海岸的海參。與此同時，他就像個法國人一樣，不停地談論其他各種美味佳肴，尤其是多年前品嘗過的智利海鮮，他一直銘記於心。突然，他停止進食，警覺地探查了一番，然後很小聲地對我說：
「背後有人一直在看我。」
我從他的肩頭看過去，果然如此。在他背後，隔著三張桌子，坐著一個鎮定自若的女人，戴著一頂過時的闊邊帽，圍著一條紫紅色圍巾，嘴裡慢慢地咀嚼著，視線沒有離開過他。我立刻就認出了她。老了，胖了，但毫無疑問是她，食指上戴著那枚蛇形戒指。
她從那不勒斯過來，和聶魯達一家坐同一條船，但在船上沒有見過面。我邀請她到我們桌上來喝杯咖啡，並建議她講講她的夢，讓詩人驚訝一下。但是他沒有理會，因為他從一開始就表示不相信那些在夢中得到的預兆。
「只有詩歌能洞察一切。」他說。
午飯過後，大家免不了要在蘭布拉大街 散會兒步。我故意落後幾步，避開探究的目光，以便跟弗勞·弗里達敘敘舊。她告訴我，她賣掉了奧地利的產業，在葡萄牙的波爾圖過上了退休生活。據她描述，她的房子就像一座小型城堡，坐落在一個小山上，從那兒可以眺望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陸的整片海洋。雖然她沒明說，但是從言語間很容易聽出，在無數個夢與夢之間，她已經完全擁有了應避免提及的維也納那戶僱主的財產。對此我並不驚訝，因為一直都認為她所謂的解夢不過是謀生的伎倆。我把這個想法說了出來。
她發出抑制不住的大笑。「你還是跟以前一樣大膽。」她說。但是她沒再說什麼，因為其他人都停下來等著看聶魯達用智利土話逗蘭布拉鳥店的鸚鵡。當我們重新開始交談時，弗勞·弗里達換了個話題。
「順便說一句，」她說，「你現在已經可以回維也納了。」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從我們相識到現在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就算你的夢不準，我也不會回去了。」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