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報》社長吉列爾莫·卡諾聽說我在阿爾瓦羅·穆蒂斯的辦公室，也就是他辦公室樓上四層——報社剛搬來，離原址五個街區——便打電話給我。我前一天到的，打算跟穆蒂斯的朋友們共進午餐，但吉列爾莫非要我先下樓打個招呼。我去了。先是首都式的熱情擁抱，再聊兩句當日新聞，之後我就被他一把從編輯部同事身邊拉開。「聽著，加夫列爾，」他說得天真無邪，讓人不得不信，「還缺一篇社論，幫個忙，寫一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畫出半杯水的高度：
「這麼長。」
我比他更頑皮，問他坐哪兒。他指了指一張空桌子，那兒擺著一台老式打字機。我二話不說，先坐下，想好素材。就這樣，我用同一套桌椅、同一台打字機工作了十八個月。
幾分鐘後，從隔壁辦公室走出副社長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他聚精會神地盯著一沓紙，看見我時，嚇了一跳。
「老兄！堂加博！」他幾乎叫了起來，用的是他在巴蘭基亞給我起的名字，加比托的簡稱。原本只有他這麼叫，這回在編輯部傳開了，連鉛字文章的署名也變成了「加博」。
吉列爾莫·卡諾讓我寫的社論是何主題我不記得了，但《觀察家報》的主導風格我在上國立大學時就瞭然於胸，特別是社論版面享有盛譽的版塊「日復一日」。我決定拿出路易薩·聖地亞加面對困境的惡魔時的那種冷靜，盡量模仿其風格。我半小時寫完，用筆修改了幾處，然後交稿。吉列爾莫·卡諾從近視眼鏡的上框投下目光，站著讀完。那份專註似乎不僅屬於他，也屬於他那些白髮蒼蒼的祖輩：堂菲德爾·卡諾一八八七年創建報社；兒子堂路易斯接手；堂路易斯的弟弟堂加夫列爾穩紮穩打；不久前，二十三歲的孫子吉列爾莫執掌大局，引領發展成熟的報社繼續打拚。正如先輩們會做的那樣，他對文章稍作改動，然後活學活用地叫出我的新名字。
「很好，加博。」
回來當晚，我發覺波哥大已不再是我記憶中的模樣。像這個國家許多重大災難一樣，四月九日事件造成的遺忘淹沒了它所創造的歷史。百年公園內的格拉納達酒店被推倒，簇新的哥倫比亞銀行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當年的那些老街似乎不屬於任何人，而屬於一輛輛閃亮的有軌電車；當年的兇案拐角在火燒出的若干片空地中間不再醒目。「如今看上去真的像一座大城市了。」同行的人驚嘆道，那句老話刺痛了我的心：
「我們不得不感謝四月九日事件。」
阿爾瓦羅·穆蒂斯將我安置在一家無名膳宿公寓，我在那兒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客棧位於國家公園旁，不幸地被粉飾一新。入住當晚，我就忍不住羨慕盡享魚水之歡、整晚甜蜜戰鬥的鄰屋。次日，他們出門時，我不禁愕然：乾瘦的女孩穿著公立孤兒院的衣服，兩米高的老先生滿頭銀髮，能當她爺爺。我以為我弄錯了，可他們夜夜如此，拚命叫喚，天亮方休。
我的那篇社論被刊登在《觀察家報》社論版的顯著位置。我逛了一上午服裝店，穆蒂斯用胡編亂造的英國腔大聲逗店員開心，強迫我買了幾件衣服之後，我們和貢薩洛·馬利亞里諾以及其他受邀的年輕作家一塊兒吃午飯，穆蒂斯想介紹我進波哥大文學社交圈。三天後，我才又跟吉列爾莫·卡諾說上話，他打電話到穆蒂斯的辦公室。
「加博，您怎麼回事兒？」他虛張聲勢，擺出社長的派頭，「為了等您的文章，昨天我們連付印時間都推遲了。」
我下樓到編輯部找他談。我至今沒想明白，接下來的一個多星期，在沒人跟我談工作和薪酬的情況下，我是如何繼續在每個下午寫不署名的社論的。記者們休息聊天時，當我是自己人，而我的確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只是沒想到會是那樣親密無間。
「日復一日」版塊的文章從不署名，通常由吉列爾莫·卡諾的政論打頭陣。按高層訂立的規矩，之後是貢薩洛·岡薩雷斯的自命題文章。他還負責報紙最具智慧、最受歡迎的「問與答」專欄，解答讀者疑問，署名Gog，不是借鑒自喬瓦尼·帕皮尼 ，而是他自己姓名的縮寫。接下來是我的社論，在極罕見的情形下，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也會提筆撰寫這一版塊。而他的每日專欄「城市與世界」位於社論版的最佳位置，署名「尤利西斯」。他總是強調，這個筆名不是來自荷馬，而是來自詹姆斯·喬伊斯。
新年伊始，阿爾瓦羅·穆蒂斯要去太子港出差，邀我同行。讀完阿萊霍·卡彭鐵爾 的《這個世界的王國》，海地便成為我的夢想之地。二月十八日，我還沒給他答覆，寫了一篇關於英國太后迷失在碩大無比的白金漢宮的孤獨中的文章，令我意外的是，文章被刊登在「日復一日」首要位置，並在編輯部廣受好評。當晚，我們在主編何塞·薩爾加爾家裡辦了場小型聚會，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又興高采烈地點評一番。後來，好心人向我透露：薩拉梅亞的點評打消了高層最後的顧慮，報社正式提出給我一個長期固定的工作崗位。
第二天一大早，阿爾瓦羅·穆蒂斯叫我去他辦公室，告訴我一個壞消息：海地之行取消了。他沒跟我說原因，其實是他對吉列爾莫·卡諾偶然提起，卡諾真誠地懇求他別帶我去。阿爾瓦羅也沒去過海地，願聞其詳。「去了你就會明白，」吉列爾莫說，「海地可能是加博在這個世上最愛的地方。」那天下午他的最後一句話堪稱點睛之筆：
「他會一去不歸。」
阿爾瓦羅心領神會，將海地之行取消，只說是公司的決定。就這樣，我沒去成太子港。幾年前，年邁的阿爾瓦羅沒完沒了地回憶往事時，我才得知了真正的原因。而吉列爾莫用報社合同拴住我之後，反覆向我提起深入報道海地的計畫，可我始終沒能去成，也從未告訴他原因。
我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觀察家報》的正式編輯。我明白，我能發表短篇小說，是因為在哥倫比亞這個體裁不景氣，可每天為晚報撰稿是完全不同的挑戰，新聞界刀光劍影，我又缺乏經驗。《觀察家報》只走過了區區半個世紀，在一棟租來的房子里成長壯大，機器是《時代報》剩下的。《時代報》有錢、有實力、有優勢，相比之下，《觀察家報》不過是一份樸素的晚報，由十六版密密麻麻的文字構成，但發行的五千份——數字並不準確——幾乎在印刷廠門口就被讀者從報販手中哄搶一空，繼而在老城區安靜的咖啡館裡用半小時讀完。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本人曾在倫敦BBC廣播電台發表聲明，說《觀察家報》是世界上最好的報紙，這不僅代表了他個人的觀點，也是幾乎所有辦報人和許多讀報人的共識。
我得承認，海地之行取消後的第二天，總經理路易斯·加夫列爾·卡諾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時，我的心咯噔一下。面談持續了不到五分鐘，完全是例行公事。路易斯·加夫列爾性格乖戾，待朋友和善，待下屬摳門，名聲在外。我倒覺得他辦實事，待人親切。他鄭重其事地建議我留在報社當專職記者，撰寫一般性話題文章和觀點評論，必要時，在最後時刻幫忙趕工，月薪九百比索。我驚愕萬分，回過神後追問「月薪多少？」，他又一字一頓地說了一遍：九百比索。太意外了！幾個月後，親愛的路易斯·加夫列爾在聚會時聊起這一幕，坦言他見我愣住，以為我會拒絕。他表達了最後的疑慮：「您太瘦了，氣色不好，我怕您會死在辦公室里。」這樣的擔心有理有據。就這樣，我成為《觀察家報》的一名專職記者，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用掉了這輩子最多的紙。
進《觀察家報》是偶然，更是幸運。報社裡最恐怖的是族長堂加夫列爾·卡諾，他在編輯部自願充當鐵面判官，天天用高倍放大鏡讀報，連最不起眼的逗號也不放過，用紅筆圈出各種紕漏，評語犀利，張榜示眾。從第一天起，公告欄就變成了「恥辱牆」，沒有一個記者逃出過他那支殘忍的紅筆。
吉列爾莫·卡諾扶搖直上，二十三歲就成為《觀察家報》社長，並非因為他功績卓著，年輕有為，而是從出生起，他就肩負著傳承家族事業的使命。許多人以為他只是個孝子，而我驚訝地發現，他確實是當社長的料，其快速識別新聞的能力讓人嘆服。
有時，他不得不以一敵眾，哪怕論據不充分，也要想方設法讓大家看清事實。那時候，大學課堂上不教授這個行業，全靠聞著報紙的墨香，邊工作邊學習，而《觀察家報》有刀子嘴、豆腐心的特級教師。吉列爾莫·卡諾從那兒起步，先報道鬥牛，文章嚴謹而博學，彷彿他的偉大志向不是記者，而是鬥牛士。他畢生最艱難的經歷必定是一夜之間連升三級，從初學者變成資深教師。不跟他親密接觸，就無法想像掩藏在他柔和的舉止、躲閃的言辭背後的是極具決斷力的個性。他熱情地投入廣大而危險的戰鬥之中，從不停歇，儘管他知道：最崇高的事業背後也潛伏著死神。
我從沒見過像他那樣不喜社交、不追求個人榮譽、不愛聽阿諛奉承的人。他朋友不多，但都是至交。從第一天起，我就覺得我算是其中的一個。也許是因為編輯部里全是老江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