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政公司的車在又窄又破的公路上不要命地顛簸了一天，嘆了最後一口氣後，在距卡塔赫納半西班牙里的灘涂停下。一輛破車停在了死魚遍地、臭氣熏天的地方，還真是相配。記得外公說過：「坐汽車出門，死都不知道在哪兒死的。」暴晒六小時，再被魚腥熏，我們仨沒等放下扶梯，就拉著裝母雞的草筐、綁香蕉的繩和「座位」邊各式各樣待出售或待屠宰的貨物跳下了車。司機跳出駕駛室，帶著譏諷的語氣廣而告之：
「英雄之地到了！」
這是紀念這座城市輝煌歷史的別稱，卡塔赫納到了。可從四月九日起就一直穿著那件黑呢外套的我透不過氣來，兩眼一抹黑。其他兩件外套當掉了，和打字機一個下場。跟爸媽說的是一個體面的版本：打字機和其他身外之物，連同衣服，全部葬身火海。傲慢的司機路上就笑話我，說我打扮得像強盜。這會兒，他見我原地打轉，找不著北，樂壞了：
「卡塔赫納就在你屁股後頭！」他沖我嚷嚷，所有人都聽得見，「小心，那兒的傻瓜可多了！」
其實，四百年來，卡塔赫納一直矗立在我身後，但是，隔著半西班牙里灘涂，圍著傳奇般的城牆，我很難想像出它的面貌。城牆建於輝煌年代，將異教徒和海盜拒之門外，如今早已淹沒在瘋長的樹枝和長串的黃色風鈴草之下。我和亂鬨哄的乘客一起拖著箱子，穿行在灌木叢中。地上到處都是活蟹，踩上去噼里啪啦響，像是在放鞭炮。這時，我很可能會想起第一回出行途中被同學扔進馬格萊納河的鋪蓋卷，或是在國立男子中學念書頭幾年被我氣急敗壞地哭著拖過半個國家的那口棺材大小的箱子，中學畢業後我把它踹下了安第斯山懸崖。我總覺得，在那麼沉的行李中——真不該那麼沉——裝著另一個人命運的什麼東西。過了這麼多年，我的想法依然沒變。
暮靄中，教堂和修道院的穹頂依稀可見。一大群蝙蝠呼嘯而來，貼著頭頂飛過，虧得它們閃躲及時，才沒有把我們撞倒。它們的翅膀呼呼作響，似滾滾驚雷，給所到之處蒙上一片死亡的陰影。我嚇傻了，扔了箱子，抱頭蹲下。一位老奶奶從我身邊走過，沖我叫道：
「念《聖母馬利亞頌》！」
就是那段神秘的驅魔禱文，教會並不認同，大牌無神論者卻很推崇，特別是詛咒不管用時。老太太發現我不會念，拉起另一根皮帶，幫我拖著箱子往前走。
「跟我念！」她對我說，「要虔誠！」
於是，她開始念《聖母馬利亞頌》，一句一句念；我從來沒這麼虔誠過，一句一句大聲跟著念。還沒念完，那群蝙蝠就飛走了，耳邊只剩驚濤拍岸的巨大聲響，儘管時至今日，我依然難以相信。
我們來到宏偉的鐘樓門前。一百年來，這裡有座弔橋，連接老城和客西馬尼的邊遠地區以及灘涂地區人口密集的貧民窟。但是，晚上九點到次日清晨，弔橋拉起，城裡人不僅與世隔絕，還與史隔絕。據說西班牙殖民者建這座橋，是怕郊區貧民半夜進城，趁他們睡著，砍下他們的頭。然而，卡塔赫納依然是神賜之地。我在城裡兜了一圈，在傍晚六點的紫霞中領略到它的壯麗，心中不禁升騰起重獲新生之感。
情理之中。在那個禮拜的開端，我離開了血光泥沼中的波哥大——瓦礫堆中餘燼未消，無名屍骨堆積如山。接著，我到了景象截然不同的卡塔赫納，這裡沒有一絲生靈塗炭的戰爭痕迹。我很難相信，僅僅時隔一周，我會孤身一人、毫無痛苦地面對波濤洶湧的大海，萌生強烈的歸屬感。
出生以來，卡塔赫納被人反覆提起，所以，我一眼就認出了停靠馬車和驢車的小廣場，以及連拱柱廊下面貿易漸漸雲集、人聲鼎沸的市場。儘管官方不予承認，那裡確是建城以來保留至今的最後一處鬧市。殖民時期叫「商販門廊」，以此處為基點，無形的手操縱奴隸貿易，反對西班牙統治的精神高漲起來。後來叫「代筆人門廊」，穿呢坎肩、戴護袖、寡言少語的抄寫員替大字不識一個的窮人代寫情書和各類文書。不少人私下賣廉價書，尤其是宗教裁判所的禁書，它們被認為是土生白人陰謀反對西班牙殖民者的神諭。二十世紀初，爸爸也曾端坐門廊，代寫情書，藉此抒發詩意。和別人不同，他根本不賺錢，有些精明的顧客——或許真的無助——不僅求他無償代寫書信，還管他討五個里亞爾 的郵資。
幾年前，這裡開始叫「甜品門廊」。有破破爛爛的帆布篷，有來吃市場上的殘羹剩飯的乞丐，還有印第安人算命時的喊叫，你非得出高價，才能不讓他吆喝出你大限的日期和時辰。加勒比海的船會專程在港口停靠，購買女人們自製的甜品，名字是她們在起勁的叫賣中信口胡編的：「夢幻奶油卷、勵志巧克力糖、瘋狂椰子糖、馬努埃拉小甜餅！」門廊依舊是市民背著政府談論國事的地方。世間獨此一處，油炸食品女攤販會先於共和國總統知曉下一屆州長的人選。
這裡的熱鬧喧嚷把我迷住了，我拖著箱子，碰碰撞撞地在傍晚六點的人群中開出一條道來。擦鞋匠的攤位那兒站著一位衣衫襤褸、瘦骨嶙峋的老人，眼神如鷹般冰冷，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他見我也在看他，猛地把我攔住，說要幫我提箱子。我謝謝他，他用母語開了個價：
「三十生太伏。」
絕對不行。我只有四比索，爸媽的救濟下個禮拜才到。提個箱子就要三十生太伏，等於割了我一大塊肉。
「箱子加上裡頭的東西也就值這麼多。」我說。
更何況，旅館應該沒多遠，波哥大那幫朋友也該到了。老人把搬運費降到三生太伏，扛起箱子就走。那把老骨頭，力氣大得嚇人，赤著腳如田徑運動員一般一路狂奔。地面崎嶇不平，全是殖民時期的房子，幾百年沒人管，牆壁斑駁。老傢伙時日無多，卻健步如飛，二十一歲的我都快要把心喘出來了，才勉強沒跟丟他。他跑過五個街區，邁進旅館大門，兩級一跨，爬上樓梯，氣也不喘，把箱子往地上一擱，攤開巴掌：
「三十生太伏。」
錢明明付過了。我在門廊那兒已經付了他三生太伏，他非說沒算爬台階的錢。老闆娘出門迎客，給老傢伙幫腔，說爬台階的錢是要另付。她的話讓我終生受用：
「瞧，在卡塔赫納，什麼都不一樣。」
還有另一個壞消息在等著我：波哥大寄宿公寓的同伴一個也沒到，可房間預訂的是四人同住，包括我在內。我和他們說好了當天下午六點前旅館見。把公共汽車換成危險重重的郵政車讓我晚到了三小時，可到頭來我反而比他們先到。口袋裡本就只剩四比索，又付了三十三生太伏的搬運費，什麼也做不了了。老闆娘性格開朗，原則問題上卻絕不讓步，我在那兒住了兩個月，對這點深有體會。不預付一個月房租——四人住六人間，包三餐，共計十八比索——她就是不讓我住。
爸媽的救濟一周後到，朋友們不來救我，箱子就進不了門。可憐的我在車頂上暴晒了一天，大堂里的一把飾有大花圖案的主教安樂椅好比上天的恩賜，我一屁股坐下來等。那些天，什麼也不能保證，說好哪天幾點在旅館碰頭，沒法兒算數。我們都不敢說，甚至不敢告訴自己，半個國家都捲入了血淋淋的戰爭中。暗戰幾年前就在各省發端，明刀明槍、你死我活的戰爭一周前在各個城市打響。
八小時後，被困在卡塔赫納那家旅館裡的我不知何塞·帕倫西亞和其他朋友情況如何。又等了一小時，還是沒消息。於是，我去荒涼的街道上漫無目的地遊盪。四月，天黑得早，路燈已經亮了，燈光如豆，好似在樹枝間眨眼的星星。我踩著鋪石路面，在殖民區的大街小巷僅僅漫步了一刻鐘後，便長舒了一口氣：這座奇怪的城市和教科書上描繪的完全不同。
街上連個鬼魂都沒有。清晨從郊外趕來幹活兒的、賣東西的下午五點又成群結隊地趕回了貧民窟；圍城裡的居民關上大門，吃過晚飯，打多米諾骨牌打到深更半夜。那時還沒有用私家車的習慣，屈指可數的幾輛租車全都停在城外。官做得再大，也會搭乘本地製造的公交車到達「汽車廣場」，經過公交站台上的小攤，步行至辦公室。那些年光景不好，連最擺譜的省長也要跟當年上學時一樣，坐公共汽車從選區來到「汽車廣場」。
不用車也是不得已，條件不允許。老城的街道彎曲狹窄，開不了車；到了晚上，只能聽見馬蹄聲。瘦馬，沒打掌。三伏天，家家戶戶陽台大敞，好讓公園的涼風吹進來，你也會突然聽到別人家的悄悄話，在風裡發出鬼魅般的迴響。老人一邊打盹兒，一邊聽鋪石路面上偷偷摸摸的腳步聲，不用睜眼，也能分辨，還會沒好氣地說：「何塞·安東尼奧又去找查貝拉了。」只有全城萬戶的骨牌聲，逼得睡不著覺的人發狂。
對我來說，那是個歷史性的夜晚。教科書上的內容純屬官方杜撰，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我幾乎對不上號。我心潮澎湃，熱淚盈眶：古老的侯爵府就在眼前，有些破敗，門廳里睡著乞丐；大教堂的鐘被海盜弗蘭西斯·德雷克 搶去鑄造大炮，零星幾口躲過一劫，又被主教請來的驅魔人扔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