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波哥大是個偏遠、陰鬱的城市。細細的雨絲從十六世紀初就開始下，綿綿不絕。我注意到，街上有太多行色匆匆的男人，他們戴著硬禮帽、穿著黑呢大衣——抵達時，我也這副打扮。然而連一個妓女也看不到。和穿教士服的教士、戎裝軍人一樣，她們也被商業中心昏暗的咖啡館禁止入內。有軌電車和公共廁所里刷著凄慘的告示：「若你不怕上帝，你要擔心梅毒！」
高大的佩爾切隆良馬拉著啤酒車，有軌電車轉彎時火星四濺，雨中步行送葬的隊伍阻斷交通，這些都讓我驚訝不已。最瘮人的是送葬隊伍：高頭大馬插著黑色羽毛，披著天鵝絨，拉著豪華馬車和那些大戶人家的屍體，彷彿死亡乃其獨創。我在計程車上瞥見一個女人靜靜地站在雪聖母教堂的門廊上。她是我在街上見到的第一個女人，身材苗條，氣質優雅，如居喪王后，只可惜她戴著面紗，使得我的一半念想永無著落。
我的精神崩潰了！房子雖寬敞舒適，卻陰森恐怖。陰沉沉的花園裡種著深色的玫瑰，寒氣直往骨頭裡鑽。這裡住著爸爸的親戚托雷斯·甘博亞一家，我原本認識，只是見他們披著毯子吃晚飯，總覺得陌生。印象最深的是我鑽進被窩後嚇得大叫，床又濕又冷。他們說這兒天氣怪，剛開始不習慣，以後會慢慢習慣的。我默默地哭了好久，才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
到波哥大四天後，我頂著寒風、冒著細雨匆匆趕往教育部，情緒依然低落。國家獎學金開始申報了，隊伍從三樓報名處蜿蜒而下，順著樓梯，一直排到大門口。場面壯觀，令人氣餒。上午十點，雨霽。不算在門廳躲雨的，報名隊伍已經從希梅內斯–德蓋薩達大街排到了兩個街區外。競爭如此激烈，我肯定沒戲。
中午剛過，有人在我肩膀上輕拍了兩下，是輪船上那位「不知疲倦的讀者」。他從隊尾的人群中認出了我，我卻很難認出他：他戴著圓頂禮帽，穿著剪裁講究的黑衣，像是去參加葬禮。見到我，他也很困惑，問道：
「你在這兒幹嗎？」
我照實說。
「太逗了！」他笑彎了腰，「跟我來！」他拉著我的胳膊，往教育部走。我這才知道，他是阿道弗·戈麥斯·塔瑪拉博士，教育部國家獎學金辦公室主任。
這是我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巧事，也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事之一。戈麥斯·塔瑪拉一副開玩笑的學生口吻，以最具創造力的博萊羅情歌歌手身份向助手們介紹我。他們請我喝咖啡，走綠色通道，直接報名，還不忘提醒我，說這不算違反規定，只是機緣巧合，人順天意。他們通知我下周一在聖巴托羅梅中學參加統考，估計有好幾千人報名，來自全國各地，爭奪三百五十個獎學金名額。這將是一場漫長的硬仗，或許會是當頭一棒，讓我的希望幻滅。要等一個星期才能知道結果，包括被分到哪所中學。對我來說，這是個意想不到的重要消息，就是說，也許要去麥德林，也許要去比查達。他們跟我解釋，說隨機分配可以加強地區間的文化交流。辦完手續，戈麥斯·塔瑪拉和上回謝我教他那首博萊羅時一樣，跟我緊緊握手。
「機靈點兒！」他對我說，「就看你的了。」
走出教育部大門，有個教士模樣的小個子男人湊過來，說無須統考，名額保證，學校任選，開價五十比索。太貴了，我付不起；要是付得起，我會付的，免得上考場擔驚受怕。幾天後，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是詐騙團伙頭目，專門假扮成神職人員在官方機構從事不法交易。
既然是隨機分配，我悲觀到連行李都沒拆，考試前一天約了輪船上的樂手朋友們去亂七八糟的克魯塞斯區一家亂七八糟的小酒館，唱一首歌，換一杯奇恰酒，就是那種用發酵玉米製成的劣酒，講究點兒的酒鬼會再加點兒火藥。結果，我第二天考試遲到，頭痛得厲害，晚上去了哪兒，誰送我回來的，全都不記得了。考官心腸好，放我進去。考場很大，坐得滿滿當當。掃了眼試卷，我就知道沒救了。只是為了分散監考老師的注意力，我開始琢磨看上去沒那麼複雜的社科題，誰知突然靈感來襲，居然答得有模有樣，還神奇地猜對了許多；數學沒轍，我連送分的題都不會；美術做得既快又好，好歹鬆了口氣。我的樂手朋友們後來說：「恐怕是奇恰酒助了你一臂之力。」不管怎樣，我拚死考完後，決定修書一封，告訴爸媽，我有權也有理由不回家。
一周後，我去取成績單。上面恐怕有什麼記號，女職員二話不說，帶我去見主任。主任穿著襯衫，紅色裝飾性背帶，心情愉快。他用專業眼光看了看我的成績，想了想，又想了想，嘆了口氣。
「除了數學，其他還行。」他自言自語，「好在美術五分，勉強過線。」
他坐的是彈簧椅，往後一靠，問我想去哪所學校。
我吃了一驚，毫不猶豫地回答：
「波哥大的聖巴托羅梅中學。」
他把手放在桌上的一大摞文件上。
「這些都是重量級人物的推薦信，想讓子女、親戚、朋友在波哥大中學就讀。」他意識到說漏嘴了，又補充道：「聽我一句，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最適合你，從這兒坐火車，一小時就到。」
我只知道那是座古城，有鹽礦。戈麥斯·塔瑪拉告訴我，自由派新近在實行教改，學校徵用教會土地，擁有一批思想先進、出類拔萃的年輕教師。我覺得有必要跟他說清楚，於是提醒他：
「我爸可是老頑固。」
他笑了。
「別太當真，」他說，「我說的自由派是廣義的自由派。」
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變得一本正經，決定把我打發到那座建於十七世紀、如今被一幫無神論者改為國立男子中學的修道院，它位於一個令人昏昏欲睡的城鎮，在那裡除了念書，別的什麼也幹不了。時移世易，古老的修道院巋然不動。石砌門廊上原本刻著一行字：「敬畏上帝，開啟智慧」。一九三六年，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總統的自由派政府將教育國有化，把那行文字更換成哥倫比亞國徽。我提著死沉死沉的箱子，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在門廳稍事歇息，看到小小的庭院、殖民時期的石雕門拱、綠漆木質陽台、欄杆上的花盆裡無精打採的花兒，心裡涼了半截。宗教秩序無處不在，顯然，三百多年來，女性的寬容之手從未撫摸過這片土地。在無法無天的加勒比地區野慣了，至關重要的四年青春居然要被關在這等「世外桃源」，這讓我不寒而慄。
我至今不敢相信，兩層小樓，圍著陰暗的中庭，外加最裡頭一棟隨便搭建的石屋就能容下校長宿舍、校長辦公室、行政秘書室、廚房、餐廳、圖書館、六間教室、物化實驗室、倉庫、盥洗室和集體宿舍。五十名學生勉為其難地前來就讀，睡在宿舍里一排排的鐵床上。他們大多來自窮鄉僻壤，很少有從首府城市來的。好在這種流放狀態讓我因禍得福，迅速地對上帝賦予我的國家有了清晰的了解。我一到學校，十二個加勒比老鄉就當我是自己人。不用說，我們和其他同學——本地的和外地的——有天壤之別。
從第一晚自由活動時間起，在中庭各個角落扎堆的學生便是全國各地人群的縮影。各人待在自己的地盤上，就不會有衝突。第一時間和我交往的都來自加勒比海岸，我們有受之無愧的好名聲：愛吵吵的人，群體團結的狂熱信徒，舞會上的狂歡者。我是個例外。來自卡塔赫納的倫巴高手安東尼奧·馬丁內斯·謝拉利用晚間自由活動時間教我最時髦的舞步。偷情摯友里卡多·岡薩雷斯·里珀爾後來成為一位知名建築師，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都在小聲哼歌、獨自跳舞。
閔喬·阿納亞彈鋼琴特別有天賦，後來在國家舞蹈樂團成為大師級人物。他在中學組建社團，想學樂器的人都能參加。他教我博萊羅和巴耶納托小調第二聲部的秘密。不過，他最了不起的成就是教會地道的波哥大人吉列爾莫·洛佩斯·格拉用加勒比方式敲打擊木 ，也就是三、二，三、二。
來自埃爾班科的溫貝托·詹姆斯埋頭苦讀，無心跳舞，每個周末都留校學習。我相信他一定沒見過足球，也沒讀過足球評論。結果，他在波哥大獲得工程師學位後，進了《時代報》學當體育編輯，後來成了體育版主編，躋身於全國頂尖足球記者之列。不管怎麼說，最怪的無疑是來自喬科省、皮膚黝黑的西爾維奧·盧納，他先攻法學，後轉醫學，兩個專業都畢業了，還要去念第三個專業，後來音訊全無。
丹尼爾·羅索（「帕戈西奧」），總是表現出對人文科學和神學無所不知的樣子，課上課下拚命炫耀。二戰期間，我們都向他打聽世界局勢。關在學校只有小道消息，報紙雜誌無法及時送到，收音機只能用來跳舞。帕戈西奧的消息來源誰也弄不清楚，在他口中的歷史性戰役里，盟軍永遠獲勝。
來自蓋塔梅的塞爾希奧·卡斯特羅，恐怕是國立男子中學歷年來的學生之冠，從入學起一直拿最高分。其秘訣和我在聖若瑟中學時瑪蒂娜·豐塞卡給出的建議似乎不謀而合：無論老師講課還是同學發言，字字聽，字字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