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拉卡塔卡的災難完全結束，外公去世，所謂的一家之主最後的能量也隨之灰飛煙滅時，我們這些靠著這種無法言明的能量活著的人所能做的只剩懷念。沒有人再乘火車來，老宅也像失了魂，米娜和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全靠埃爾維拉·卡里略任勞任怨、盡心儘力地照顧。外婆雙目失明、腦子糊塗後，被爸媽接來，好讓她在去世前過幾天舒坦日子。表姑姥姥弗蘭西斯卡仍是處女之身，受苦受難，滿口俗語，口無遮攔。她拒不交出墓地和聖餐作坊的鑰匙，聲稱：「不是不交，時辰未到。」一天，她拿著幾塊雪白的床單，坐在房門口，開始給自己做壽衣。她縫得講究，針腳細密，讓死神等了兩個多禮拜。壽衣做好當晚，她照常就寢，沒有和任何人告別，無疾而終。我們後來才發現，前一晚，她已將死亡登記表填寫好，入土手續也已辦理完畢。埃爾維拉·卡里略也自願終生不嫁，獨守空曠的老宅。半夜三更她常被鄰屋永久不息的咳嗽聲驚醒，不過，與魂靈共患難，她已習以為常，並不在意。
相反，她的孿生兄弟埃斯特萬·卡里略一直到老都頭腦清醒，精力充沛。一次，我跟他吃早飯，突然想起那次汽艇駛過謝納加時，人們抬起「老爹」，像趕騾子的人用毯子兜住桑丘·潘沙 那樣，想把他扔下水的場景。當時，「老爹」已經去世，我覺得好玩，才把這段回憶講給舅舅聽，誰知，他氣得一蹦三丈高，一個勁兒地怪我說得晚了，讓我趕緊回憶，當時跟外公說話的那個人究竟是誰，他好去打聽是誰想淹死外公。「老爹」參加過兩次內戰，多次穿越火線，槍法好，枕槍待旦；天下太平了，還跟人決鬥，殺死了對手。那次他居然束手就擒，舅舅怎麼也想不通。他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要和兄弟們替父雪恥。這就是瓜希拉法則：一人受辱，挑釁者全家（男丁）償命。舅舅決心已定，拔出手槍，放在桌上，打算問到了就動手。之後每次遇到我，他都希望我能想起那人的姓名。在我想把家族史寫進我第一部始終未能完成的小說的那段時間裡，一天晚上，舅舅突然出現在報社辦公室，建議和我聯手展開調查。他始終沒有放棄。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卡塔赫納。他老了，心臟不好。分手時，他苦笑道：
「你記性這麼差，怎麼能當作家？」
在阿拉卡塔卡已無事可做，爸爸便帶我們搬回巴蘭基亞，重開了一家藥店，雖然是白手起家，卻有來自批發商們——爸爸以前的生意夥伴——良好信譽的保障。家人說，那不是他開的第五家藥店，而是我們依據爸爸的商業直覺，在不同城市間搬來搬去的同一家藥店——兩次在巴蘭基亞，兩次在阿拉卡塔卡，一次在辛塞。賺的錢一直不多，欠的債總能還上。家裡沒有了外公外婆、舅舅姨母、男僕女傭，只剩父母子女。爸媽結婚九年，有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生活中的這次改變讓我感到非常不安。小時候我去過幾次巴蘭基亞，去看父母，待幾天就走，因此，關於那段時間的記憶支離破碎。三歲時，我第一次去那裡，因為妹妹瑪爾戈特的出生。我記得清晨港口的淤泥臭氣熏天，在荒涼、塵土飛揚的街上，一輛單馬馬車的車夫在揚鞭恐嚇那些企圖爬上駕駛席的搬運工。我記得妹妹出生在一個赭色牆壁、綠色門窗、藥味濃郁、氣氛凄涼的房間，最裡頭是張十分簡陋的鐵床，上面躺著新生兒和一個女人——無疑是我的媽媽。我想不起她當時的樣子了，只記得她有氣無力地伸出一隻手，輕輕地對我說：
「你已經不記得我了。」
沒別的了。幾年後，我才對她有了具體清晰、確鑿無疑的印象。確切時間不記得了，應該是二妹阿依達·羅薩出生後，媽媽來到阿拉卡塔卡。當時，桑托斯·維耶羅從豐塞卡抱來了一隻剛出生的小羊羔，我正在院子里和它玩，嫲嫲跑來，大聲對我說：
「你媽媽來了！」
嚇了我一跳。她幾乎是把我拖進客廳的，家裡的女人們和鄰家的女人們坐在靠牆的椅子上，像是在守靈。我突然進去，大家都不說話了。我獃獃地站在門口，認不出誰是我媽媽，直到她張開雙臂，用記憶中最溫柔的聲音對我說：
「你都長這麼大了！」
她有羅馬人漂亮的鼻子，高雅，蒼白，時尚，出眾：收臀的象牙白真絲長裙、繞了好幾圈的珍珠項鏈、銀色扣袢高跟鞋、默片中才有的鐘形草帽。她擁我入懷，身上散發著那種永恆不變的特殊的味兒。我知道我該愛她，但我做不到。負疚感襲來，我身心俱傷。
對爸爸最初的印象倒是具體而清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他三十三歲生日那天，我看見他穿著白色亞麻正裝，戴著扁平窄邊草帽，大步流星、興高采烈地走進了外婆外公在卡塔卡的老宅。有人和他擁抱，祝他生日快樂，問他多少歲了。他的回答我永遠也忘不了，因為當時我沒聽明白：
「耶穌多少歲我多少歲。」
我一直納悶，這段記憶為何感覺如此久遠。無疑，那之前我和爸爸已經見過多次。
我們從未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瑪爾戈特出生後，外公外婆養成了帶我去巴蘭基亞的習慣。等阿依達·羅薩出生，我對那兒已經不再陌生。我覺得那是個幸福的家。他們在那兒有一家藥店，不久在商業區又開了一家。我們又見到了艾爾赫米拉奶奶——茜麥大媽，以及她的兩個兒女——胡利奧和埃納。埃納貌美如花，只可惜紅顏薄命，二十五歲就香消玉殞，死因不明，至今還有人說她是死於一個被拒絕的追求者的詛咒。我們一天天長大，茜麥大媽更加和藹可親，也更加出言不遜。
同一時期，爸媽的感情摩擦給我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一天，媽媽突然懷舊起來，坐在鋼琴前彈奏偷偷戀愛時那首著名的華爾茲舞曲《當舞會結束》。爸爸為了增添浪漫情調，取出塵封已久的小提琴——儘管少了根弦——與她合奏。媽媽很快融入了他浪漫清晨的風格之中，超水平發揮，直到她滿心歡喜地抬起頭，看見他早已淚水盈眶。「你在想誰？」媽媽問得太天真。「想你和我初次合奏此曲的情景。」爸爸受華爾茲舞曲感染，回答道。媽媽怒不可遏，兩隻拳頭砸在琴鍵上。
「天啊！你沒跟我合奏過！」她歇斯底里地叫道，「到底跟誰，你心裡清楚！你流淚，也是為她！」
她沒有指名道姓，當時沒有，後來也沒有。可是，咆哮聲讓全家上下目瞪口呆。路易斯·恩里克和我——總是出於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害怕——嚇得躲到床底下；阿依達逃去了鄰居家；瑪爾戈特突發高燒，說了三天三夜的胡話。就連更年幼的弟弟妹妹也早已見慣了媽媽吃醋時的大爆發，她眼裡噴火，羅馬人的鼻子尖得像刀。我們見過她一反常態，平靜地將客廳里的畫一幅幅摘下，噼里啪啦砸爛，留下一地的玻璃碴。我們見過她拿著爸爸的臟衣服，一件件地聞，聞完又扔進洗衣籃。二重奏以悲劇收場後，什麼也沒有發生。只是來自佛羅倫薩的調音師把鋼琴抬走賣了，小提琴和左輪手槍被扔進衣櫥，永遠不見天日。
當年的巴蘭基亞率先實現了社會進步、溫和的自由主義以及各政黨的和平共處，它們是城市進步與繁榮的關鍵因素。哥倫比亞脫離西班牙獨立後，兵連禍結，打了一百多年的內戰。之後，香蕉種植園區大罷工又慘遭鎮壓，枯枝敗葉，肅殺蕭條。
至此，人民的開拓精神早已勢不可擋。一九一九年，胡利奧·馬里奧的父親，年輕的實業家馬里奧·聖多明戈將五十七封信放入帆布口袋，搭乘美國人威廉·諾克斯·馬丁駕駛的簡易飛機，空投到距巴蘭基亞五西班牙里的哥倫比亞港海灘，開了國內航空郵件之先河，贏得了國民的交口稱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了一批德國飛行員，包括赫爾墨斯·馮·克羅恩，駕駛最早的水陸兩棲容克斯F–13型客機開闢航線。飛機載著郵包和六名大無畏的乘客，像受天主保佑的蚱蜢，飛行在馬格達萊納河上空。這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空運公司之一，哥倫比亞–德國空運公司的雛形。
對我而言，搬回巴蘭基亞不僅是換了城市，換了家，而且是在十一歲的時候換了家長。過去的家長是外公，我和瑪爾戈特在老宅里生活得很快樂；如今的家長是個了不起的男人，但對父母權威的理解完全不同。我們習慣了無拘無束，很難管教。爸爸有令人崇拜、讓人感動的一面：他百分之百自學成才，是我見過的讀書最多、最雜的人；他原本學醫，中途輟學，後來自學順勢療法——當年無須科班出身——成績優異，考取了行醫執照。可他不像媽媽，日子難過，他就一籌莫展。實在過不下去，就躲進房間，往吊床上一躺，把手邊能讀的文字通讀一遍。他能解出填字遊戲，卻解不出實際問題。他對有錢人幾乎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不是對那些不勞而獲的有錢人，是對那些依靠個人才能誠實致富的有錢人。他大白天躺在吊床上，睜著眼做白日夢：如何輕而易舉地日進斗金。方法很簡單，之前怎麼就沒想到？他總是以一個奇怪的例子來說明達連的富有：那兒剛剛生豬崽的母豬能排兩百西班牙里。不過，那些聳人聽聞的事沒發生在我們這兒，那是他當電報員時四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