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媽媽去賣房子那天，我回想起了兒時所有記憶深刻的事。但對於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它們在生命中的意義，我並不確定。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香蕉公司製造虛假繁榮，父母結婚時，阿拉卡塔卡正在走向窮途末路。自記事起，我總是聽到那句預言意味的話：「香蕉公司要撤走了。」先是偷偷摸摸地小聲說，然後是驚慌失措地大聲說。可誰也不信，誰也不敢去想那災難性的後果。
媽媽說，其實沒死幾個人。想像中那麼宏大的悲劇，場面居然如此之小，我甚至感到有些掃興。後來，我去採訪倖存者和目擊者，梳理報刊和官方文件，發現真相始終無跡可尋。順從者稱的確無人死亡；絕不順從者則斬釘截鐵地斷言，死者過百，他們曾親眼目睹廣場上血流成河，死者如殘次香蕉，被裝上貨運列車，扔進大海。所以，我所理解的真相便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含混不清的點上迷失了。把這個揮之不去的事件寫進小說時，我將腦海中盤桓多年的恐懼化為確切的數字，對應事件的歷史性，將死亡人數定在三千。虛構最終成為「現實」：不久前，在香蕉工人大屠殺紀念日，參議員發表講話，倡議為死於軍隊之手的三千名無名烈士默哀一分鐘。
之前大大小小的屠殺和香蕉工人大屠殺相比，實屬小巫見大巫。據稱，幾位工人領袖被指認為共產主義者，也許此言不虛。陪媽媽去賣房子前後，我在巴蘭基亞模範監獄邂逅了其中一位遭到追殺的傑出領袖愛迪華多·瑪艾查，我當時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的外孫，自此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告訴我，一九二八年罷工時，外公不是中立者，而是調停人。在他心中，外公做事公平公正。他的說法，使我對屠殺的了解更加完整，對這起社會衝突的看法更加客觀。記憶最模糊、分歧最明顯的只是死亡人數。話說回來，哥倫比亞的歷史之謎遠不止這些。
聽了那麼多彼此矛盾的說法，我腦海中冒出許多無中生有的記憶。最根深蒂固的是，我戴著普魯士鋼盔，挎著玩具步槍，站在家門口，看著汗流浹背的內地佬列隊從巴旦杏樹下經過。一位軍官身著閱兵禮服，從我身邊經過時，跟我打招呼：
「再見，加比 上尉。」
記憶十分清晰，可惜一點兒也不真實。軍裝、鋼盔和步槍同時出現，可是，罷工兩年後，卡塔卡已無作戰部隊。諸如此類的虛假記憶不勝枚舉，讓我在家中得了個壞名聲：娘胎里記事，睡夢中預知。
自從對老宅有所了解，我便陷入一種狀態：想起它，就只有深宅大院、孤寂蕭瑟、痛苦、思念和疑惑。多少年來，那段日子幾乎每晚入夢，如在那間聖徒像卧室一般，我醒來時總是心悸。少年時期，我就讀於安第斯山區一所冰冷的寄宿學校，常常半夜哭醒。之後沒心沒肺地活了這麼多年，我才明白，卡塔卡老宅里外公外婆的不幸源於剪不斷的鄉愁，越逃避，鄉愁越濃。
簡而言之，他們人在卡塔卡，心在帕迪亞省。我們仍管它叫「省」，而不呼其全名，彷彿世間獨此一省。也許，他們不由自主地將卡塔卡的宅子建得跟巴蘭卡斯的一模一樣。在巴蘭卡斯家中，隔著窗，能看見街對面凄涼的墓地，梅達多·帕切科就葬在那裡。在卡塔卡，外公外婆雖備受關心和愛護，卻故步自封，堅守故鄉的喜好、信仰與偏見，拒不接受其他方式。
與他們走得最近的自然是同省鄉親。家裡說的是上世紀他們的祖輩從西班牙經委內瑞拉帶來的語言，之後一點點融入加勒比土話、奴隸口中的非洲語言和瓜希拉省方言。最後這個詞外婆會混在一起用，成心不讓我聽懂。她哪裡知道，我和僕人接觸得多，那些詞我比她更熟悉，至今還記得不少：atunkeshi（我困了）、jamusaitshitaya（我餓了）、ipuwots（孕婦）、aríjuna（外鄉人），最後這個詞外婆會用來指西班牙人、白人，總之指一切敵人。在她看來，瓜希拉人總說一種索然無味的卡斯蒂利亞語，帶著花哨的賣弄，如瓊口中的方言，精確過頭，什麼「嘴上的唇」，必然產生歧義，外婆不許她這麼說。
要是沒有聽說巴蘭卡斯誰出生了、豐塞卡的公牛殺死了多少人、馬納烏萊誰結婚了、里奧阿查誰去世了、聖胡安–德爾塞薩爾病重的索卡拉斯將軍病情如何，這一天就不完整。香蕉公司的倉庫不時會出售包著紗紙的加利福尼亞蘋果、埋在冰里的冷凍鯛魚、加利西亞火腿和希臘油橄欖，可家裡吃的永遠是家鄉土產：湯里放的一定是里奧阿查甘薯，早餐桌上的雞蛋黃油玉米餅用的是豐塞卡玉米，小山羊吃瓜希拉鹽長大，活龜活蝦則是從迪武亞運來的。
每天下火車來家裡的人多半是從「省」里來或是被「省」里人派來的，翻來覆去就利亞斯克斯、諾格拉、奧瓦耶這幾個姓，往往和神聖的科特斯、伊瓜蘭家族沾親帶故。他們只是背包路過，事先沒打招呼，總會留下吃飯。我永遠記得，外婆進廚房時總說：「不知道客人什麼口味，每樣做一點兒。」
永遠的逃亡精神背後是特殊的地理位置。「省」位於哥倫比亞加勒比海地區聖馬爾塔的內華達山脈和佩里哈山脈間富饒的峽谷，偏居一隅，自成天地，文化悠久，底蘊深厚。與內地交通不便，與海外交流便利，牙買加、庫拉索近在咫尺，生活方式和安的列斯群島上的更加接近，與委內瑞拉幾乎不分彼此：兩邊國門大開，無膚色人種、高低貴賤之別。內地自說自話，政府立法、課稅、駐軍，任何壞消息自海拔兩千五百米處由燒柴的汽船在馬格達萊納河上航行八天送到這兒，早已變了味兒。
外公外婆紮根於此時，「省」的島嶼性質早已衍生出自成一體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這座老宅不僅是一個家，更是一個鎮子。流水席總要吃好幾輪，但是自我三歲起，頭兩個位子變得神聖起來：上校坐主位，我坐他右手桌角，其餘位子男人先坐，女人後坐，且男女不同桌，只有每年七月二十日國慶那天可以打破這個規矩。午飯輪流吃，所有人吃完為止。晚飯不上桌，廚房供應大杯牛奶咖啡和外婆製作的精美點心。關門就寢時，各人選地方掛吊床，高高低低，一直掛到了院子里的樹上。
那些年裡，有一天最神奇：家裡來了一群著裝統一、打著綁腿、靴後跟綁著馬刺的男人，額頭上都塗有聖灰十字。他們是「千日戰爭」時期上校在「省」內各地留下的私生子，他們從各自家鄉趕來為他慶祝生日，但晚到了一個多月。進門前，他們先去望了周三的聖灰彌撒。安加里塔神父在他們額頭上畫的十字在我眼裡如同超自然標誌，雖然已經熟悉了聖周儀式，縈繞在我腦海中的神秘感多年來依然無法消除。
他們多半出生在外公婚後。米娜得知孩子出生，專門把名字記在本子上，以難得的寬宏大量，真心實意地接受他們成為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們集體登門造訪前，包括米娜在內的所有人根本分不清誰是誰。他們個性鮮明，把家裡折騰得一團糟，平時本分、勤勞、顧家、不惹事，玩起來卻昏了頭：打爛餐具；追趕牛犢，想將它們兜在毯子里拋擲取樂，卻踩壞了玫瑰花；槍殺母雞，想煮來吃；放走了一頭滿身污泥的豬，長廊上的繡花活兒被它糟蹋殆盡。可這些麻煩誰也沒放在心上。人來了，高興還來不及呢！
我經常能見到埃斯特萬·卡里略舅舅。他是埃爾維拉姨母的孿生兄弟，心靈手巧，隨身攜帶工具箱，走到哪兒，修到哪兒。他的幽默感和好記性幫我填補了家族史中許多貌似無法填補的空白。少年時期，我也經常見到尼古拉斯·戈麥斯舅舅，他長著濃密金髮和紅雀斑，總是炫耀他在豐達西翁昔日的殖民地監獄開了家小餐館。我聲名在外（儘管這好名聲註定要失去），讓他印象深刻，臨走前，他總要去市場大採購，專程向我告別，再趕路。拉斐爾·阿里亞斯舅舅總是騎著騾子，穿著騎行服，路過時站在廚房裡喝杯咖啡就匆匆走了。其他舅舅我陸續在各地見過。為了創作最初的幾本小說，我懷著鄉愁，三番五次遍訪全「省」。我永遠懷念他們額頭上的聖灰十字，那是獨特的家族標誌。
外公外婆去世、老宅廢棄多年後，我坐夜車來到豐達西翁。車站裡只有一家小餐館尚在營業，等我坐下，已經沒什麼吃的了，女店主臨時為我做了一頓可口的飯菜。她嘰嘰喳喳，樂於助人，在這些溫良的品格背後，我依稀看到了我所在的家族中女性堅強的一面。多年後，我才得知，那位漂亮的女店主名叫薩拉·諾列加，是我另一個此前從未謀面的姨母。
阿波利納爾是家裡的老僕。他個頭矮小，身體結實，我總是像回憶一個舅舅那樣憶起他，他在家裡消失了很多年，一天下午，沒有任何理由地出現了，穿黑呢西裝，戴黑帽子，帽子大得連他那雙憂鬱的眼睛也遮住了。經過廚房時，他說他來參加葬禮，但當時沒有一個人明白他在說什麼，直到第二天消息傳來：外公剛剛在聖馬爾塔去世，病重時，他被緊急、秘密地送往那裡。
所有舅舅中，唯一大名鼎鼎的是大舅何塞·馬里亞·巴爾德布蘭克斯，家裡只有他屬於保守黨。他以共和國參議員的身份前往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