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之同志」
李鴻章本想藉助出訪歐美之機，「再握大權」，還督直隸，重溫「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舊夢。歐美列強也熱切地希望清廷對李鴻章能夠「優加信任，重界大權」，使之東山再起。然而，事與願違，李鴻章歸國之後，於10月24 日奉命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總理衙門大臣分為三類，即總理各國事務親王、郡王、貝勒；總理衙門大臣，以軍機大臣兼任；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由內閣、各部院滿漢堂宮內特簡。李鴻章屬於第三類，沒有什麼實權，「聽其為伴食之宰相」而已。
清廷就在任命李鴻章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的同一天，又以李鴻章擅入圓明園遊覽，「殊於體制不合，著交部議處」。10月21 日出訪歐美歸來的李鴻章，曾便道徑游圓明園，憑弔廢園遺址。殊不知當時慈禧、光緒正在主持修復圓明園的工作，每隔數日必親臨督視，所以該園已非廢園而成為禁地了。李鴻章萬里遠歸，未暇詳詢，出於好奇，貿然入游，法無可恕，情有可原，部議革職，「得旨加恩改為罰俸一年，不準抵銷」。
李鴻章既為「伴食宰相」，又以私游圓明園之細故，「奉旨河責，不為元老留體面」，因而深知政敵耿耿於懷，「忌者猶不能相忘」，不能掉以輕心，應該採取「韜晦」之計。李鴻章的親信吳汝綸也勸他「宜少從韜晦」，遇事「虛與委蛇」，以免受到「語穽心兵，含沙射影者」的傷害。
正當李鴻章繼續「韜光養晦」之際，列強通過政治性貸款、攘奪路礦特權、強佔領土並在特定地區建立勢力範圍等手段，把中國拖到了被瓜分的邊緣。負責對外交涉的總理衙門，事實上扮演了半推半就的出賣國家主權的角色。李鴻章作為總理衙門的一員，參與了諸如政治性貸款、租借土地等重大問題的外交談判，並會同翁同龢等先後與德、俄、英三國簽訂了膠澳、旅大、九龍租借條約。據維特供認，中俄能夠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同俄國賄賂李鴻章50萬盧布、張蔭桓25萬盧布有關。當然，總署大臣包括李鴻章在內，對列強的侵凌，無不忿然作色，對清朝的前途，更是憂心忡忡。
就在李鴻章不斷呼籲「變法自強」之際，在神州大地上奮然興起了資產階級維新運動。1895—1898 年間的維新運動，是帝黨和維新派站在一個極端，後黨和守舊派站在另一個極端，圍繞著權力再分配和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問題而展開的殊死搏鬥。對於這場維新運動，李鴻章明裡觀望持重，暗中多有同情。「變法自強」是他的素志。帝黨首腦光緒所宣布的變法宗旨——「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
——並未脫離洋務派「中休西用」的窠臼。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最先提倡民權，「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不論是光緒的「中休西用」，抑或是康有為的「尊君權」，都是同李鴻章的主張一致或相近的，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並表示支持。但是，富於閱歷的李鴻章也沒有忽視「變法自強」吉凶難卜的嚴酷現實，因為帝後不睦，新舊水火，支持維新的光緒徒具皇帝虛名，而大權則掌握在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手中。他對李提摩太說：「現在政權，在守舊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學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便有新主張新政見，也作不成什麼事功。」長期浮沉宦海的經驗，使李鴻章深感「變法自強」的艱難和捲入帝後、新舊之爭的危險，因而「格外小心」，旁徨瞻顧，默不敢言。
1895年8月在康有為的鼓動下，由帝黨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組織強學會，推動維新變法。李鴻章對強學會「講中國自強之學」，表示讚賞，「自願捐金二千入會」。11月康有為在上海成立強學會，並出版《強學報》，李鴻章又捐金1千。當然，李鴻章對強學會也是有所不滿的。首先，北京強學會在陳熾的倡議下，把李鴻章拒之於門外。陳熾此舉，顯然是由於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主和誤國，「雖身存而名已喪」的結果。李鴻章因公開遭到排斥而深感屈辱和惱怒，所以曾與聞北京強學會事的吳樵說他「已含怒矣」。其次，強學會主要是由帝黨、維新派和張之洞系洋務派組成的，「主之者內有常熟（按指翁同龢），外有南皮（按指張之洞），名士會者千計」。李鴻章感到自己的政敵、甲午戰爭中主戰的帝黨和張之洞系洋務派在強學會中處於主導地位，「相與講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談到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和自己的責任，對自己顯然是弊多利少的。不過，李鴻章對強學會的不滿，並未導致破壞強學會的行動。但守舊派卻因強學會由北京發展到上海聲勢愈大，而憎恨不已。1896年1月御史楊崇伊上奏彈劾強學會，要求嚴禁。慈禧藉此強迫光緒下令封閉強學會，查禁《中外紀聞》。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也隨即被張之洞封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楊崇伊在搞垮強學會之後，又於3月底上疏抨彈文廷式。前者雖與李鴻章無關，但後者卻出於他的授意。李鴻章此舉並非為了反對維新變法，而是甲午戰爭中和戰之爭的繼續。李鴻章打擊的對象，是在甲午戰爭期間彈劾過他「主和誤國」的帝黨官僚，首先是文廷式。作為帝黨中堅的文廷式，「主眷日隆，名震中外」。朝鮮事起，攘臂言戰，不僅上疏抨擊李鴻章「昏庸驕蹇，喪心誤國」，「請旨罷斥」；而且集同志於松筠庵聯銜奏阻和議。戰後又「擬成奏稿七篇，置枕箱中，其語頗有侵合肥者。」
不料所擬奏稿竟然落入合肥之手。李鴻章既被彈劾於前，又險遭奏參於後，新仇舊恨，耿耿於懷，必欲報復而後快。李鴻章指使楊崇伊「訪查台館彈劾東事之人，開一清單」，然後親自送給慈禧，「請禁勿用」，第一就是文廷式。楊崇伊隨即寫成彈劾文廷式的奏章，特地請李鴻章斧正。李鴻章在出訪歐美臨行前揚言：「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否？」他到天津後，又對人說：「劾我諸人，皆不安矣！」李鴻章出京不久，楊崇伊就上疏抨彈文廷式，要求立予罷斥。慈禧勒令光緒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慈禧罷斥文廷式，矛頭是對準光緒的。因為文某竭力效忠光緒，慈禧「必去之心，已躍然愈急」。李鴻章及其親信因串通後黨倒文的成功而欣喜若狂。沈能虎、盛宣懷立即由滬電港，向出使歐美路經那裡的李鴻章報捷。李鴻章親擬複電，令將「以後新聞」，「隨時電告」。可見李鴻章雖身去異國他鄉，但心卻依然留在政潮起伏的北京。
李鴻章從歐美返國年余，列強就在中國掀起了奪取沿海港口和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迫在眉睫的瓜分大禍，促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康有為奔走呼號，給事中高燮曾奏諸光緒召見康有為。翁同龢也密薦康有為，「請皇上舉國以聽」。光緒根據奕的建議，讓總理衙門先傳問康有為。1898年1月24日總署大臣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恆、張蔭桓在總署西花廳約見康有為，「以客禮相待」，詢問有關變法事宜。榮祿說：「祖宗之法不能變。」
康有為答以「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廖壽恆問：「宜如何變法？」康有為說：「宜變法律，官製為先。」李鴻章追問：「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
康有為答曰：「今為列國並立之時，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在這次談話中，李鴻章只是提出一個疑問，並沒有明確表示自己的看法。光緒得知會談情況後，讚賞康育為，急欲變法，令庚有為條陳所見並呈遞所著《日本變政記》。
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上諭，把維新運動推向高潮。6月16日光緒召見康有為，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據康有為說：
時合肥謝恩同下，面色大變，對我嘆惜，謂榮祿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剛毅上欲賞官勿予，當予微差以抑之。上問樞臣以位置吾時，廖仲山將欲言請賞五品卿，而剛毅班在前， 請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蓋欲以辱屈我也。
①曹孟其在《說林》中也記載了一件有趣的事：
榮相既被命為直隸總督謁帝請訓，適康有為奉旨召見， 因問何辭妻對，有為第曰：「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榮相唯唯，循序伏舞，因問皇上視康有為何如人？帝嘆息以為能也。已而榮相赴頤和園謁皇太后，時李文忠放居賢良祠，謝皇太后賞食物，同被叫人。榮相奏康有為亂法非制，皇上如過聽，必害大事奈何？又顧文忠，謂鴻章多歷事故，宜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頭，稱皇太后聖明。……榮相即退出。康君告人，榮祿老辣，我非其敵也。
①榮祿對於康有為，既與剛毅合謀壓抑於前，又想串通李鴻章諂害於後。
李鴻章不僅把榮祿兩次陰謀密告康有為，使之認識到「榮祿老辣」的本質；而且沒有與榮祿沆瀣一氣，只是以叩頭「稱皇太后聖明」來搪塞榮祿的威逼。
李鴻章的同情顯然是在康有為一邊。
在百日維新期間，李鴻章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