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閑京師
「生歸困讒，威脫權劫」，這是李鴻章從日本議和歸來後政治遭遇的真實寫照。
李鴻章曾說自己「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但甲午戰爭卻使他從權力頂峰上滾落下來，奉旨入閣辦事。所謂入閣辦事，就是僅僅保留文華殿大學士頭銜，以全勛臣臉面。正像倫敦《特報》
所評論的那樣：「和議既定，入閣辦事，非尊之也；問之疾視中堂者，聲勢正復赫奕，藉此以奪其柄，所謂飛鳥盡而良弓藏也。」
①李鴻章在北京沒有房產，只得借住在賢良寺。位於東安門外冰盞衚衕的賢良寺，是由雍正時怡賢親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築宏壯，層甍雲構，地極幽敞，爐煙盡靜，閑院飛花，不僅環境優雅，而且近鄰禁城，封疆大吏入覲者，多在此下榻。李鴻章「終歲僦居賢良寺」，既不能預聞朝政，又時受政敵攻擊，他的門生故吏，也紛紛叛離。他為了保證自身安全和伺機東山再起，採取了「韜光養晦」的策略。
他很少外出訪親拜友，也不喜歡接待來訪客人，「因而門戶亦甚冷落」。從「坐鎮北洋，遙執朝政」，一變而被投閑置散，猶如從雲端跌落地表，他的心情怎麼能夠平靜呢？他感受到世態炎涼，憂讒畏譏，苦悶無聊。
李鴻章即使身處逆境，也仍然注意「養生之術」，保持在軍營中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6、7點鐘起床，少許吃些早點後，就開始批閱公文，辦理公務，公餘則隨意看書和練字。他常常翻閱《資治通鑒》和《莊子》，前者意在從歷代治亂興亡中取得借鑒，後者企圖從道家經典中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以期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從失勢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他曾從曾國藩學習書法，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書法，此間每天臨摹唐僧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碑帖，臨過之後，細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間飯量頗大，無非山珍海味之類。飯後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兒再飲一盅以人蔘、黃芩等藥物配製的鐵水，然後就脫去長衫，短衣負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嚴寒冰雪，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並令一個僕人在一旁記數，當僕人大聲稟報「夠矣！」時，就掀簾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飲一盅鐵酒，閉目養神，一個僕人給他按摩兩腿，很久才慢慢睜開眼睛，對守候在一邊的幕僚和僕人說：「請諸君自便，予將就息矣，然且勿去。隨即上床午睡1、2小時。
當僕人通報「中堂已起」之後，幕僚連忙入室，同他說古道今。晚餐食量較少，飯後讓幕僚自便，「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這種生活規律，「凡曆數十百日，皆無一更變」。
當時在清朝統治層中疾視李鴻章的，主要是帝黨官僚，時翁同龢「當國，尤百計齕之」。翁、李矛盾，不僅涉及政見之爭，而且還含有私怨成分。
1862年翁氏哥哥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內被曾國藩上疏嚴劾，受到遠戍新疆的懲處，據說曾氏上疏，是由李鴻章立稿的，出語驚人，無懈可擊。翁同龢懷恨在心，他以帝師之尊而為樞府大員，藉機壓制李鴻章，因而李鴻章「怨之頗切」。翁氏雖然位尊權重，但卻一直未能入閣拜相。因當時無缺可補，他便產生了覬覦李鴻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凱投其所好，甘願為翁氏火中取栗。
袁世凱是個「小人」，起初追隨李鴻章往上爬，及至李鴻章失勢，就立即改① 蔡爾康、林樂知：《李鴻章歷聘歐美記》，第19頁。
換門庭，竭力攀援李鴻藻、翁同龢、榮祿等達官顯貴，以為進身之階。一天，袁世凱登門拜訪李鴻章，稍作寒暄之後，就開門見山他說：
中堂再造元勛，功高汗馬。而現在朝廷待遇，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跡同旅寄，殊未免過於不合。不如暫時告歸，養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鼓鼙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征馳，安車就道，方足見老成聲價耳。
李鴻章越聽越生氣，未等袁世凱把話講完，就大聲喝止，痛加訓斥說：
慰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辦， 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一個協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句話我也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臣子對君上，寧有何種計較？何為合與不合？此等巧語，休在我前賣弄，我不受爾愚也。
①袁世凱碰了釘子，「只得俯首謝過，諾諾而退」。
袁世凱走後，李鴻章還余怒未消，特向親信幕僚傾吐心聲：
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夭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布？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鴻章趕出北京，以便「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但結果以失敗而告終。李鴻章所以未被」放歸田裡」，主觀上得益於曾國藩的「秘傳心法」——「挺經」，絕不奏請開缺休致；客觀上則憑藉於權勢者們的支持，慈禧、奕「眷念鴻章舊勞，始終欲保全之。」
②李鴻章雖被投閑置散，但每盱衡時勢，既為自己洋務事業的破產而撫膺嘆息，又因無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憂心忡忡。他對自己「一生事業」進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鑒歷史經驗探尋出路。他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慨嘆：「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他環顧左右，終於選定吳永作為宣說的對象。吳永（字漁川，浙江吳興人）是曾國藩孫女婿，時在李幕，被李鴻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幾逾一載」。李鴻章經常與吳永枯坐庭院，「隨意談論」。他說：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濃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濃，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原來被引以為自豪的北洋梅陸軍，在甲午戰爭中一觸即潰的嚴酷現實，使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辦之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虛有其表」，外強中乾。這種不幸結局，導源於「內外牽掣」，不能「放手辦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① 永：《庚子西狩叢談》，卷4，第114頁。
② 金夭羽：《安徽通志稿》，李鴻章傳。
不可收拾」，怎好不從「破星」本身尋找原因，反而歸咎於「裱糊匠」呢！
李鴻章對那些「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的「言官」，深惡痛絕，每當說及，即「以足頓地，若猶有餘怒者。」他認為「言官制度，最是壞事」，明朝之亡，就亡於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進」，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現在辦事，舉步維艱，動輒得咎，大臣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斃，常常苦心孤詣，想出「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官以為有機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李鴻章抨擊「言官」並不是偶然的，他與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彈糾」的最多、最厲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認為自己所倡導的「和戎」與「變法」之所以難於奏效，「言官」的阻撓破壞是一個重要因素。「言官」問題，關鍵不在於個人，而在於制度。當然他全盤否定「言官制度」，意氣多於冷靜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過於人。「言官」雖有「摭拾浮詞」、「肆口妄言」、「黨同伐異」、「受人請託」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時政從實直陳者，對糾正失謬頗有裨益。
李鴻章曾批評曾國藩晚年求退為無益之請，公開為戀棧苟安、爭權奪勢的思想行徑辯解。他說：「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於君，安能不熱中耶？」
①這表明李鴻章並不甘心久居散地，熱中於爭取清廷的信任，東山再起，重遊宦海。正如時人所說的：「李鴻章疊